美洲，一个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

中国自唐代起就是一个非常发达和文明的地区，西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域茶马古道无不诉说着古代中国的商业繁荣和全球化的真切实践。

把中国和美洲联系在一起，应该感谢西班牙。

早在16世纪，中国处于明中期，西班牙人和中国进行贸易，但购买中国精美的商品必须要有银子或金子，于是西班牙人在美洲疯狂地寻找这些金属，但收获却很少。

有一个意外收获让西班牙人欣喜若狂，那就是殖民者于1545年在秘鲁发现了大银矿，这个银矿就是著名的波托西银矿，但这个地方现在属于玻利维亚。如果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可以在著名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里找到它。即堂·吉诃德对桑丘说的，“其价值等于一个波托西”，后来这句话成了人人皆知的西班牙谚语。波托西虽然只是个地名，却是富裕和辉煌的象征。

正是这个高品位的大银矿，引起了震动全欧洲的、持续两个世纪之久的“白银热”，高原之城波托西也随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仅仅28年，波托西的人口从1545年的1.4万人增至1573年的12万多人，与当时伦敦的人口相当。到了1650年，它已拥有16万人口，是北美波士顿人口的11倍，已发展成为拉丁美洲最大的城市（图1-6）。1572—1630年是波托西的全盛时期，银产量几乎占世界的半数。从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波托西是美洲大陆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中心之一。波托西现在是著名的旅游城市，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波托西银都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图1-6　古代银都波托西

西班牙殖民者在墨西哥还发现了4个大型银矿，它们分别是迈菲尔、特佩塔帕、圣安娜和塞罗德尔华托。由这4个银矿区组成的城市就是今天的华纳托。

位于亚洲的日本，本来是个资源极度缺乏的国家，但在16世纪发现了著名的大银矿——石见银矿。石见银矿山位于日本岛根县大田市，从1562年被发现，到19世纪90年代有将近400年的开采历史，从战国时代后期到江户时代前期都是日本乃至世界最大的银矿山之一。17世纪，这里的银产量占世界银总产量的1/3。

可以说从全球范围来看，这6大银矿山傲视两个世纪，实实在在构成了16世纪甚至17世纪的白银时代。

据估计，从1545年发现波托西银矿，到1825年银矿被挖完，近300年间，波托西一共出产白银2.5万吨。若把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计算在内，一共开采了10万吨白银。这些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往西班牙，给西班牙带来了滚滚财富。

16世纪出现的这波银矿采矿热潮，来自于东方国家强大的需求推动。由于中国的白银“饥渴症”，尽管明王朝实行的是“朝贡贸易”体制，仍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世界经济体制中，也可以算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次全球化吧！

喜欢看有关描写明代的小说的读者都知道，明王朝到后期张居正当首辅（相当于现在总理的角色）推行的所谓“一条鞭法”才真正实行了银本位制。实际上，当时的明朝铜钱和铁钱还在流通，其间有兑换关系。一个国家有多种货币存在，可见中国封建社会货币体系之混乱。在此之前的民间大多用白银作为货币进行商品交易。冯梦龙的小说《三言二拍》描写各色各样的市井人物，把人们生活中所涉及的各种商品的价格展现给后人，包括各色人等的身价、各种劳务的工价、公务员的官价、金融借贷的利息等。这些都是以白银进行流通和交换的。(www.daowen.com)

16世纪正值中国明王朝中期，发端于宋元时期的全国性市场和海外贸易网络经过200年的苦心经营日趋强大，当时与明王朝进行国际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200个。当时的国际贸易除了以物易物外，就是用白银进行结算。

中国人能生产世界上最好的商品，而驱动中国不断扩大商品生产的却是在中国紧缺的贵金属——白银。从中国到美洲，从美洲到欧洲，从欧洲到南亚，正是白银这种“世界贸易货币”第一次把世界经济以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方式串联起来。

从明中期到后期，究竟有多少白银被运到中国，又有多少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被运往海外，直到今天还是一个无法得到的统计数字。但学术界一致认为：全世界大约2/3的白银都被运到中国来了，而远在美洲的墨西哥阔家妇女，自1550年后便已经开始穿戴丝绸了，这种服装今天竟然成为了墨西哥的“民族服装”，说明当时世界市场的幅度之大。

那些被西班牙从新大陆带到欧洲的白银，也有不少再经过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商人的手中来到亚洲市场，而其最终目的地几乎毫无例外都是中国。

另一个白银的来源地是日本。早在海禁未开之时，在中日民间商人的合谋之下，日本就已经偷运了大量的白银供应中国市场。16世纪晚期日本银产量迅速增长，一方面是因为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逐步完成了日本的统一，此二人对白银开采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特别敏感；而比政治统一作用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16世纪由国外引入日本的冶炼和精炼技术的改进。

中国与日本的直接贸易始终受到限制，但日本国内市场对丝、丝棉织品、瓷器、黄金和其他商品迅速膨胀的需求，以及日本商人手中丰沛的白银，对中国商人构成了不可抗拒的诱惑。作为中日贸易中间商的葡萄牙人自1580年起每年从日本出口超过15万千克的白银，其中大部分最终运进了中国。

支撑着如此巨大规模海外贸易的是分工明确的专业化生产基地和运转顺畅的交换体系。否则，对于晚明的各“出口基地”而言，不仅衣食有忧，而且进行大规模专业化生产的原料也无法得到保障。市场已从调剂余缺的集市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和生活要素的调配中心，连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杭（州）嘉（兴）、苏（州）太（湖）地区，由于经济作物生产对粮食作物的排挤效应，也出现了要从区域内其他地方甚或区域外的湖北、江西、安徽等产粮区输入大米的局面，“每岁无论丰歉，外省客米来售者，不下数百万石”。

除棉布、丝绸、蚕丝、棉花、粮食等大宗产品外，老百姓的各类日常生活所需小商品的供给也日趋市场化，江南“附郭之农兼粥蔬菜，织曲薄为业，皆不专仰食于田”。而那些栖身于市镇之人则更全方位地从市场满足其日常生活，“衣履有铺，茶酒有肆，日增于旧。懒惰者可以不缝纫、不举火而服食鲜华”。在他们身上，自然经济连残余也谈不上了。

国家也更多地选择从市场中获取国防和消费资源，以折色纳银法代替开中盐法获取盐引，这一变化就鲜活地诠释了这一进程，这样效率更高，也更方便监督。对市场的日益依赖加剧了国家对白银的需求，从而为赋役的货币化铺平了道路。而赋役的日趋货币化则要求人们将眼光更多地投向市场，不管他们情愿与否，因为白银来自那里。白银既是手段，又是目的。

一切都为了市场，一切都围绕白银运转。数额巨大的市场交易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白银作为交换手段，而唯有如此巨大规模的市场才能吸纳巨量海外白银的输入，在这里，白银再次既成为手段，又成为目的。

凡此种种，从国内到海外的内引外联，使白银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农业帝国的法定货币，构造了16～17世纪世界真正的白银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