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钱币，很快就会联想到“孔方兄”，它始于秦。

秦统一中国后在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同时，以法律形式废除了战国时流通于各国的铲布币、刀币、蚁鼻钱和圜钱，并在圜钱的基础之上，推出全国法定的唯一流通货币“秦半两”。黄金为上币，单位为镒，即20两；铜钱为下币，单位为0.5两，金、铜比为1∶40。现在的金、铜比达到1∶6 000，可见金相对于铜升值了150倍，也就是说铜矿资源相对于金矿资源要丰富得多。可见，铜在我国古代作为钱币原材料多么珍贵。

秦始皇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赋予古钱币，代表不可逆转的皇权。作为社会稳定的精神支柱，这一理念在中国几千年的钱币文化史中被历代君王和百姓所接受。

自“秦半两”问世以后，这种方孔圆钱（孔方兄）的货币形制一直持续到中国封建社会结束，开创了方孔圆钱2 000多年历史的光辉。

青铜的成熟冶炼技术为先秦时期货币的铸造提供了保证。

春秋战国时期，有4种由（青）铜铸造的货币。一种是流通于中原地区的铲布，实际上不是布，而是一种农具铲形状的（青）铜铸造的货币。第二种是流通于楚国的鬼脸钱，又称蚁币钱，是一种铸成椭圆形类似于铜贝的货币。第三种是流通于齐、赵、燕等国的刀币，是由（青）铜铸成刀的形状的一种货币。还有一种是战国时期流通于我国北方魏、秦等国的圆形铜铸币圜钱。

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货币由青铜铸造而成，只是形态不同罢了。到了秦代，中国统一了货币，市场上流通的是由铜铸造的“秦半两”铜钱，上流社会还流行一种形态和“秦半两”一样的金钱。此后，铜钱一直延续到清代。

统一铸币是我国封建王朝一个伟大的创举，最早应该是始于汉武帝时期的西汉。

汉武帝时代，铸币由地方收归中央，“孔方兄”货币实行标准化，统一由铜铸成五铢钱（24铢等于旧制1两），也就是说1枚五铢钱相当于约6.5克铜。这个铸钱标准一直持续到唐初。五铢钱是中国历史上使用得最久、最成功的一种钱币。此后，历代铸币皆由中央直接经管。铸币权收归中央，对稳定各朝的政局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公元621年，唐高祖改币制，废五铢，铸“开元通宝”，规定直径8分，重2.4铢，每10文为1两，每1文的重量为1钱，两以下采取十进制，10钱1两的进位制由此诞生了。开元通宝的问世，结束了自西汉以来延续700余年以重量五铢命名铸币的传统，开创了通宝、元宝钱体系。自唐起，钱币就不再以重量为名称了，而改称其为“宝”或通宝或元宝或重宝。自武德四年铸行开元通宝钱起，至1916年“洪宪通宝”止，通宝、元宝钱体系沿用了近1 300年，其生命力之久，在世界货币史上罕见。

从汉代到民国初长达2 000多年的五铢钱、通宝、元宝钱币流通过程中，与此并行还流通铁钱、银两和银元。

图1-5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使用的钱币（摄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2008年3月28日）

汉代以后，钢铁冶炼技术越发成熟，为铁钱铸造创造了条件。

历史上，铁钱始终是“钱”体系中的一个补充，它除了币材、币值和购买力不同外，和铜钱的形制、币文、铸造等总体上均无大的差别。铜半两产生后，铁半两开始出现，五铢、开元钱制首先表现在铜钱上，然后才有铁钱，铁钱与铜钱形影相随。

历史上出现大量铁钱的时期有3个。一是公元523—535年南朝梁武帝政府铸行4种五铢（即四出五铢、大吉五铢、大通五铢、大富五铢）铁钱，禁止铜钱流通。这是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铸行铁钱，并成为当时的本位币。二是五代十国，由于国家分裂、政治动荡导致经济凋敝，货币流通混乱，铁钱在民间流通。尤其在十国，不仅统治地区广大，人口众多，不少政府大量铸造铁钱，数量巨大，造成币值下跌，政府为挽救铁钱的流通，下令铜钱对铁钱以1当10并行流通。五代十国先后铸行“永隆、天德、乾封泉宝、永通泉货”等各制铁钱。三是宋代，由于宋朝的经济极度繁荣，铜钱不能满足商品交易活动，政府铸造了大量的铁钱，和铜钱按一定的比率同时在市场流通。此外，清朝也有短暂的铸造铁钱的历史。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铜矿资源不丰富，有时在特殊时期铜矿供应出现问题，于是用铁钱来补充；另一方面是民间私铸铁钱，以铁钱代替铜钱。终其原因，还是因为铜资源短缺造成的。

历史上，在平行运行的货币中，还有一种货币非常重要，那就是银和金。尽管中国使用银金属作为货币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但是真正把白银在流通领域当货币使用还是始于宋朝，白银货币有碎散的，也有5两、10两、25两、50两甚至1 000两的，类似于现今流通的不同面值的硬币。《水浒》中描写的场景有很多是用碎银来支付的，可见在宋代民间银两的使用已非常普遍了。

从此以后，除了明初有50多年禁止金银交易外，白银实际上已经登上了中国货币体系的舞台。(www.daowen.com)

金作为货币，主要表现为储藏手段，作为保值和国际支付手段使用，真正的民间流通是极为少见的。

白银作为中国的货币进行流通是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因为，作为一个国家的金属货币，赋存该金属的矿物资源必须丰富并且还必须具备冶炼和高超的铸币技术。

从以上分析可知，铜钱一直是中国2 000多年封建社会的主要流通货币，它是建立在中国品质优异和储量足够的铜矿、锡矿和铅矿资源基础上的。考古学成果较公认的铜绿山、铜陵和云南的东川是中国历朝造币的主要铜矿产地和技术精湛的青铜制造技术之地。而银恰恰相反，中国的独立型银矿其实是很少的，尽管中国古代政府极力鼓励开采银矿，但成效甚微。

明朝从开采银矿得到的白银收入，可以在《明实录》中找到较完整的记录。明朝每年平均的银课收入大约为10万两左右，进入明后期实际上还不足10万两。全国银课最多时每年仅达10万或12万两而已。明朝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世界上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约占世界GDP总量的30%，每年政府财政收入的银两在130万两（1528年）到436万两（1577年）之间，每年政府财政支出的银两在241万两（1528年）到595万两（1551年）之间。可见，每年国库银两中产于本国的白银占财政收入或支出的白银比例仅为2%～5%。市场流通中这个比例则更小，国产的白银在古代中国的经济社会中微乎其微。

白银的供应缺口从哪里来呢？

国际贸易是解决白银缺口的唯一办法。从此，中国经济这条船被绑在了世界经济的轨道上。

与古代中国货币的钱不同，古代欧洲国家以银为主要交易货币。由于贸易经济的发展，欧洲在中世纪后期（10世纪后，相当于中国的唐末）就广泛使用金、银作为交易货币，到了15世纪，由于中国时至明初，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因此，融入了全球贸易体系中，白银出现短缺，由此陷入了“银荒”。于是，欧洲人就开始在全世界寻找金、银。

1492年，哥伦布到了美洲；1498年，达·伽马开辟了绕道好望角抵达印度的新航线；1519—1522年，麦哲伦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为西方世界的航海家打开了通往美洲的大门。1545年和1548年，西班牙殖民者相继在波托西（今属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发现了特大型银矿。大量低成本的美洲金、银开始流入西班牙。

之后，这些金银财富又通过国际贸易、金融操作、走私、海盗掠夺及战争赔款等多条渠道注入欧洲其他主要国家。有学者估计，这些金银总额的1/3～1/2最终都流入了中国。嘉靖之后，明政府开放海上贸易，凭借外贸顺差优势，巨额海外白银滚滚流入中国，满足了明中后期不断扩大的白银货币需求。

清朝的情况和明朝大同小异。

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产量极少的白银最终取代了“钱”呢？

首先是由于中国历经几千年的青铜文化大量消耗了国内的铜矿石，并且在选矿工艺上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突破，限制了中国对低品位铜矿石的开采，其结果是铜矿石不能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唐代以后，中国经济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能够符合当时冶炼技术条件的铜矿石短缺导致铜钱出现经常性的短缺，因而出现了铁钱和纸币，金融危机已然出现。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可以肯定地说，是从宋朝开始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铜矿资源危机——连铸币的铜都不够用了。

其次是因为宋代以后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用白银结算的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长期的贸易顺差导致中国国内白银大大增多，民间越来越多地用白银来结算，实际上也是一个良币驱赶劣币的过程。

这种情况现在依然存在，非洲国家由于本国货币不稳定，通货膨胀严重，因而导致国内商品交易采用美元结算，政府禁止也不能阻止民间使用美元进行交易。有很多非洲国家都有这种情况发生，而津巴布韦则更甚。

中国为了换回白银，必须勤劳工作，生产出大量的供全世界享用的物美价廉的各种商品。由于中国人口历来众多，可耕地较少，在科技不太发达的农耕社会，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下和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会使得贸易产生经常性的不平衡。有的朝代还实行所谓的“海禁”导致白银进项减少，引起通货膨胀，实际上类似于现在所谓的金融危机。这种危机导致了民众对白银保值的需求，甚至在国家出现危机时更甚，民众就对白银进行藏匿。

完全依赖于他国的白银来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其危机在先天就埋下了。

对外贸易顺差是一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东西，历史上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