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资本力量强大、风险投资成熟，硅谷才有机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创造这个星球“有史以来最大量的合法财富”。

在硅谷，创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每个人都认为“工作是为了活着”，硅谷人却说“活着是为了工作”。在硅谷，只要凭借一个好创意、一项新技术就能获得投资、大胆创业，即使失败也会得到鲜花和掌声，因为尝试过奋斗的人值得尊敬。在某种程度上，失败也是一种值得彰显的资本和经历。

进入20世纪下半叶，人类闯入科技大放异彩的伟大时代，航空航天、原子能等技术的发展需要大量运算，计算机应运而生。1946年2月，世界上第一台现代电子计算机——埃尼阿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机学院诞生。1952年，“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的电子计算机问世，标志着计算机迎来新时代。在这场恢宏的信息技术革命中，美国以其独特的商业环境和人才资源迅速成为全球领航者。

比尔·盖茨就是在这样的科技高速发展时代成长起来的。作为美国航天工业发展的前沿城市，西雅图让盖茨有了更多接触高新技术的机会。在那个计算机还是稀有昂贵之物的年代，盖茨就在学校接触到了这一神奇机器，他对这个庞然大物一见倾心，进而激发对软件程序的浓厚兴趣。

对财富的野心让盖茨在中学时便开始谋划如何让自身技术转化为金钱。这种野心也让他对机遇的把握要比一般人更为准确。1972年，刚刚成立不久的英特尔公司推出8008微处理芯片，敏锐的艾伦和盖茨意识到一场新信息革命即将到来，这意味着巨大的商机。经过仔细研究，他们创办了交通数据公司，利用8008微处理器发明了一台能够处理交通数据的机器。两人满怀希望地去市政当局推销，然而对方并不买账，第一次商业运作以失败告终。

1973年秋，盖茨以优异成绩被哈佛录取。但他此时对人生方向没有明确的认知，时常感到迷茫，真正引导他重新振作的是挚友艾伦。1974年，《电子学》杂志公布了英特尔公司开发的新一代产品——8080芯片的消息，与8008芯片的体积一样，但8080性价比更高，这让盖茨和艾伦兴奋不已。他们知道微型芯片日益强大的功能必然淘汰大型笨重的计算机，计算机体型会越来越小，硬件成本将会越来越低。一旦计算机的价格降到大众可以接受的范围，它就会像福特汽车一样成为家家户户的必备品，到时上网费用肯定会下降。普及后的计算机必然会被开发出更多用途，而决定计算机用途的关键就是软件，这种连锁效应必会引发一场意义深远的技术革命。

越想越兴奋，盖茨和艾伦用几个月时间写出专门应用于8080芯片的BASIC程序语言，并给美国各大计算机公司写信推销。然而，直到1974年12月，他们都没有收到任何公司的反馈。

一天，艾伦看到《大众电子》杂志封面刊发了世界上第一台微型计算机——牛郎星（即阿尔塔）8800诞生的消息。盖茨仔细研读后，发现这台计算机用的正是8080芯片。牛郎星8800定价397美元，这让以前只出现在实验室和大公司的计算机走下神坛，走向大众。1975年2月底，艾伦将编好BASIC语言的纸带输入计算机。当时计算机需要几分钟才能做出反馈，这几分钟对艾伦来说就是一生中最漫长的时间。最终程序试验成功，这不仅是盖茨和艾伦个人事业的阶段性成功，更预示着全球PC时代的到来。

1975年夏，19岁的盖茨做出人生中最重大的一项决定——退学创业。他和艾伦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基创办了微型计算机公司，简称微软。艾伦主攻技术，盖茨以商业为主。公司成立之初，他们与微型仪器公司签订合同，将软件专有权授予微型仪器公司。后来微软公司又与其签订新合同，规定微型仪器公司如果单独卖出微软的软件，微软公司将收取一半费用，由此开创软件产品独立销售的先例。

正当微软公司渐有起色时，盗版危机骤然袭来。当时，自由拷贝软件是电脑爱好者们的传统，不为软件付钱似乎天经地义，而这对以软件为生的微软可谓致命打击。为公司利益着想，1976年，盖茨在《电脑通讯》杂志连续发表两篇公开信，向软件盗版发起挑战。这些信件固然振聋发聩，却难以阻挡盗版之风蔓延。即便如此，微软的名气却因这一战而大幅提升。盖茨的努力没有白费，源代码不久就被纳入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

1977年2月，盖茨正式办理退学，并把当年湖滨中学计算机小组成员威兰德和另一个同学麦克唐纳招到公司，后来阿伯特·朱和史蒂夫·伍德也入职微软，这几个年轻人成为微软主力。他们常常一边工作一边播放摇滚乐，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研究和开发软件，只要按时完成任务。盖茨和大家一起编写大量程序代码，经常不分昼夜，累了就靠在椅子上歇会儿，醒了继续编写代码，饿了就吃点汉堡比萨。

1977年4月15日，在旧金山第一届计算机博览会上，盖茨被加利·基尔代尔博士的计算机操作系统深深吸引。盖茨之所以注意到这一系统，是因为当时每个公司为保持产品的独特性，各自采用一套操作系统，使得软件公司不得不耗时耗力，为形形色色的操作系统编写不同的软件，这些操作系统的互不兼容也使软件的使用范围有限，进一步阻碍了软件市场的发展。而基尔代尔的操作系统更为方便使用者操作，极具市场推广性。博览会结束后，盖茨亲自拜访基尔代尔，二人结为好友，而该操作系统也让微软成为软件行业的最大赢家。

经商天赋和敏锐的洞察力让盖茨清楚地看到，要想做计算机领域中的常胜将军，就要实现技术的兼容性和标准化，以便推广普及、规模化生产，同时只要你的产品比对手再稍微优秀一点，胜利便唾手可得。因此，盖茨等人不断改造BASIC语言，同时，持续开发新软件，以使制造商为确保与现有微软产品兼容而使用BASIC语言。

1979年，盖茨将公司迁往西雅图，并将公司从“Micro-soft”改为“Microsoft”。1981年，IBM的个人电脑问世，急需一个配套的操作系统，艾伦从西雅图计算机公司搞到了SCP-DOS程序的使用权，两人对该软件程序作了扩展改编，重新命名为MS-DOS（“微软磁盘操作系统”），再反销给IBM。借助IBM这个业界大神，微软平步青云，其操作系统销售量猛增。更重要的是，与其他竞争者相比，微软的操作系统软件最早进入市场，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微软轻易便赢得了更多用户的认同。此后微软又向其他计算机制造商进行软件捆绑销售。在低价授权、以量取胜的策略下，微软BASIC语言很快成为电脑产业的行业标准，那时几乎每家PC制造商都会用微软授权的软件。从而以免费或低价的方式迅速占领市场，这成为微软屡试不爽的策略。

就在微软蒸蒸日上的时候，艾伦于1983年辞职，这不仅因为他身患重病，更因为他想独创一份以“互联世界”为核心的事业。此时，微软的另一位传奇人物——史蒂夫·鲍尔默开始崭露头角。虽然不懂编程，但他以超强的团队管理和公关能力带领微软再登高峰。

同样退学创业的还有另一位电脑奇才——迈克尔·戴尔，他一手创办了如今享誉全球的戴尔电脑公司。

16岁那年夏天，戴尔找到一份推销《休斯敦邮报》的工作。仔细观察之后，戴尔惊喜地发现会订阅邮报的主要有两种人——刚结婚或刚搬进新房子的人。于是，他发动好朋友一起到休斯敦地区的16个县市地方法院搜集新婚（或即将结婚）者的姓名和家庭地址，又到房地产公司去查找贷款申请者名单，随后向目标客户每人寄了一封信，除姓名外内容基本一致，都是需要订阅的报纸资料，还免费给每个家庭赠送了两周的邮报。免费的东西自然没有人拒绝，而且两周的时间足以让人养成一种消费习惯。小小年纪的戴尔简直是营销天才，短短一个暑假，他赚了18 000美元，相当于他的老师一年的收入。

尽管戴尔极具经商才能，但父母执意要他去学医。1983年，戴尔按照父母的期望进入得克萨斯大学医学系。大学期间，戴尔对医学丝毫不感兴趣，而是痴迷于电脑，经常逃课去鼓捣电脑。即便强迫自己回到课堂上，脑袋里充斥的也全是电脑。当然，戴尔并不是网瘾少年，他是对整个电脑行业充满了征服欲和好胜心。他从电脑零售商那里低价买入一些过时的个人电脑，自己改装升级后，再以低于市场价近1/3的价格卖出去。通过倒卖电脑，戴尔发现如果能够去除中间销售环节，电脑直接由厂家销给用户，将原本属于零售商的利润直接回馈消费者，电脑价格降下去的同时销量也会随之上升，这将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厂家与用户的直接接触，有助于厂家迅速了解到用户需求，符合市场需求的电脑，销路自然更好。这个想法在今天看来司空见惯，但是在当时的个人电脑行业，如此简单直接的经营方式却没有一个人尝试。

戴尔就做了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1984年，戴尔注册了一家公司，取名PC's Limited，直到1987年才改名为戴尔电脑公司。戴尔按照自己的经验和想法打造了一个“异类”公司，他所卖的个人电脑不是闭门造车弄出来的，而是真正按照客户要求量身打造的，因为不用经过电脑经销商的利润盘剥，戴尔电脑的市场价格也比同类电脑更有竞争优势。这种电脑自然不愁销路。

然而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顾此便会失彼。因为生意太好，戴尔根本无暇顾及学业，更何况那本就不是他喜欢的。和众多成功的创业者一样，戴尔也是坚定的行动派，将自己的兴趣变成终生的事业，这何尝不是人生中的一大幸事。于是，戴尔果断决定弃学从商。

这一决定遭到父母的极力反对，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此时如果与父母硬碰硬绝非明智之举。对此，戴尔已想好了应对之策。他说服父母给他一个夏天的时间，如果他的业绩不理想，就立刻回学校专心读书。他的父母爽快地答应下来，在他们看来，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能掀起多大的风浪。

戴尔用实力证明了自己。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戴尔的销售额高达18万美元。面对如此惊人的经商才能，他的父母只剩下了欣赏。退学的戴尔终于可以放手大干起来。在直销模式的带动下，戴尔公司如鲲鹏展翅，尽情遨游于广阔天空，以每年50%的增长额突飞猛进，成为不容小觑的科技新势力。1986年，戴尔公司年收入达到6 000万美元。1987年，年仅22岁的戴尔就被美国企业家协会评为年度“青年企业家”。1988年，戴尔受到华尔街的密切关注，戴尔公司在纳斯达克公开上市，融资3 000万美元，市场价值达到8 500万美元。

野心勃勃的戴尔乘胜追击，将势力扩展到海外，在加拿大和当时的西德创办了全资子公司。1989年，戴尔公司收入高达2.5亿美元。随着全球化不断推进，戴尔又将业务拓展到法国、瑞士、爱尔兰等欧洲国家。20世纪90年代可谓戴尔公司全面腾飞的美好时代，发展势头如骏马奔驰，一日千里，收入年均增速高达97%，净利高达166%，不断刷新着历史纪录。

曾经不切实际的“一步登天”的想法，如今却在竞争激烈的商场中轻松实现。如此轻易的胜利让初出茅庐的戴尔有些飘飘然。当戴尔公司极具膨胀之时，原本的结构已无法承载如此巨大的需求，一直被忽视的基础设施和经营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公司很快陷入失控状态，随即出现创业以来的第一次亏损，股价随之暴跌。因为不妥当的生产计划，戴尔公司不得不叫停笔记本的生产。

连续的打击让戴尔彻底清醒过来。针对公司现状，他连出改革组合拳，第一拳就是重新定义公司的发展目标，从过去一味追逐最大生产量的目标改为“流动、利润和增长”。第二拳直指公司内部组织管理，强化组织纪律和科学管理，组建高素质管理团队。第三拳是重新定位，果断退出零售渠道，将以后的发展重点转向更高利润的企业和政府机构领域。此后，戴尔公司雄风重振，再次登上行业高峰。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兴起再次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营轨迹，电子商务随之兴起，这种线上交易与戴尔的直销模式十分契合，让戴尔看到了另一条生财之路。1996年，戴尔公司的网店正式营业。用户进入戴尔直销网站后，只需要轻轻点击几下，就可以根据需要挑选电脑和内部配置。如果仅止于此，戴尔公司也只能算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普通网店。

好胜的戴尔绝不会允许自己的公司流于平庸。在那个群雄逐鹿的时代，要想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真正留住客户，就需要更加精细、个性的服务。戴尔公司将服务做到了极致。在戴尔的官网上，专业客户可自主选择电脑的CPU、硬盘、内存等配置，可随时确认配置流程，每一台电脑都是量身定做，而价格却不会比同类产品贵。只有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才有可能为公司赢得最大限度的利润。

网络直销模式使得戴尔进入某个新市场的成本降至极低水平，并且免去了开设店铺和建立渠道等种种费用，甚至根本不用关心是哪个国家，只要开设一个网站，就可以轻松占领当地市场。这种新型销售模式的效果立竿见影，仅仅一年，戴尔官网的日营业额就由年初的100万美元跃升至400多万美元，网上业务成为戴尔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2000年，戴尔公司通过电子商务的成交额达到160亿美元。2001年，戴尔公司首次成为全球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个人计算机厂商。这一切的功臣就是无所不能的互联网。

这种线上营销模式以其超低的成本策略和便捷的配送方式，给戴尔的竞争对手IBM、惠普等巨头造成巨大压力。惠普不得不通过并购康柏来增强竞争力，而IBM则干脆出售其PC业务。这样的意外之喜，恐怕连戴尔都始料未及。

纵观戴尔的成功，除了他个人的商业才能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直销模式的推行。事实上，商业直销并非戴尔的创举。几十年前，山姆·沃尔顿同样凭借直销模式造就了沃尔玛这一零售帝国。戴尔的成功在于他是第一个将直销运用于个人电脑行业的人。强大的戴尔公司奉行的是最简单、实用的生存哲学：组装并销售电脑。在戴尔看来，顾客可能比上帝都重要，只有以他们的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满足客户需求，公司才会有继续发展的可能。顾客至上，这是商界颠扑不破的真理。

从另一方面来说，戴尔公司的崛起算是计算机界的异类，因为它靠的不是高精尖的科学技术，而是抽象的经营理念、一种简单直接的商业模式。这种模式曾被行业蔑视，但戴尔公司却坚持了下去，并成功逆袭。在戴尔公司的成长过程中，非议和贬损之声一直不断，强大如戴尔奉行“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的信条，不受环境影响，将精力全部投入到市场中，时刻警惕着市场的风吹草动，并大胆预测市场发展趋势，从容引导或创造消费需求。

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硅谷的旗帜并非比尔·盖茨、迈克尔·戴尔，而是安迪·格鲁夫。在硅谷众多传奇巨擘中，要论硅谷精神的象征非格鲁夫莫属。从匈牙利难民到全球最伟大的CEO，从半导体内存到CPU，脾气暴躁的格鲁夫一生的信条是“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他传奇的一生称得上是美国梦的最好范例。正是他一手创造了微处理器巨头——英特尔，带领芯片与个人电脑不断前进，也是他启发微软，人类由此进入全新时代。

这位英雄人生的前20年全是数不尽的苦难，这种经历却带给他一笔巨大精神财富，造就他坚毅果敢、好斗却谨慎、喜好掌控一切的性格，为他以后的辉煌商业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6年，匈牙利爆发革命，20岁的格鲁夫偷渡到美国，开启了他人生的崭新篇章。初到美国，格鲁夫还是一个有浓厚匈牙利口音、不懂英文的“乡巴佬”，口袋里仅有20美元。通过自学和兼职打工，格鲁夫进入纽约市立学院学习化学，在这里，他遇到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施密特，这位个性鲜明的老师让格鲁夫明白，在美国，态度“强硬”一点并没有什么坏处，刚硬独断后来一直成为格鲁夫驰骋商海的显著标签。

27岁时，博士毕业的格鲁夫进入集成电路始祖——硅谷的仙童半导体公司，四年后晋升为研发副主管，同时成为集成电路领域的专家。1967年，他还出版了一本大学教材《物理学与半导体设备技术》，即使在今天，这本书也被视作半导体工程专业的入门书。

1968年，格鲁夫的同事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离职创业，开办了英特尔公司。诺伊斯和摩尔原本计划用两个人的名字组合成公司的名称——Moore Noyce，当他们去工商局登记时，却发现这个名字已经被人抢先注册。无奈之下，他们用“Integrated Electronics（集成电子）”两个单词的缩写作为公司名称，英特尔正式诞生。公司成立第一天，敢拼敢闯的格鲁夫就决定追随他们，成为英特尔名副其实的第一位员工。从最初的工程总监开始，格鲁夫后来陆续担任了英特尔首席运营官、总裁、CEO以及董事长。随着英特尔从籍籍无名的创业小公司逐步成长为全球IT行业的龙头，格鲁夫的领导才能体现得淋漓尽致，并成就了自己和英特尔的共同传奇。

创业两年后，英特尔开发出革命性的半导体内存DRAM-1103。在1103之前，一般计算机的内存是磁芯存储器，而1103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容量巨大，主要缺点就是不方便使用。为推广1103，使用户尽快认可它，英特尔推出样品设计模板供用户学习使用。于是，消费者很快发现这种模板正是他们想要的，就把1103和模板一起购买。没多久，英特尔的半导体内存就占领了半导体内存市场。

早期英特尔的定位就是存储器（记忆芯片）公司，随着市场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存储器就等同于英特尔。在IT界，有一个芯片魔咒——摩尔定律，即一个芯片能装进的晶体管的数量每两年（后来精确为18个月）就会翻一番，同时价格却下降一半。照此逻辑，制造商必须投入大量资金，建立新工厂和生产线，这些工厂要生产出未来的产品，但需要这些产品的客户群还没有形成。这个魔咒拖垮了无数芯片制造商。

就在英特尔蒸蒸日上之时，却在主营业务——存储器领域惨遭滑铁卢。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存储器公司势头强劲，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他们的营销策略是以超低价售卖高品质存储器。这种价格战让英特尔遭遇到巨大的生存危机。

对此，向来严厉的格鲁夫推出“125%的解决方案”，要求员工每天工作10小时，加班加点，全力以赴，以更高的效率战胜咄咄逼人的日本人。为强化效果，格鲁夫还制定“迟到登记表”，所有上午8：10以后上班的人都得签名，他以身作则，迟到也会在登记表上签名。

即使上下总动员，英特尔还是没有摆脱困境，连续6个季度的亏损让整个IT界都不看好英特尔。而忧心忡忡的英特尔管理层也围绕是否放弃存储器业务争论不休。因为当时英特尔就等于存储器，如果没有存储器，英特尔还是英特尔吗？只是这种争论拖得越久，英特尔的经济损失就越大，如果再不采取措施，等待英特尔的结果只能是灭亡。雷厉风行的格鲁夫再次展现其果断性格，1985年，他顶住各方压力，力排众议，坚决停止亏本的存储器生产。

此后，格鲁夫将公司的发展重心转移到微处理器领域。其实，早在1971年英特尔的工程师霍夫就研制出第一款微处理器4004，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代微处理器（CPU），微处理器和个人电脑的大发展时代从此开始。其后，8008、8080、8086、8080等产品陆续推向市场，反响巨大。

真正让英特尔微处理器名声大噪的是电脑巨头IBM。1982年，IBM进军个人电脑市场，将英特尔的8088芯片作为核心处理器。虽然直到1985年IBM个人电脑销量依然很小，但英特尔微处理器的名号却逐渐被人所熟知。就在同一年，英特尔公司在8086的基础上推出80286微处理器，其内部、外部数据传输均为16位，内存寻址能力为16MB。产品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同时被广泛应用在IBM的个人电脑兼容机中。这些电脑也因此被称为“80286电脑”或“286电脑”。

1985年春，英特尔公司一跃成为一流的微处理器公司，同年10月推出全新32位核心的CPU-80386DX，内部和外部数据传输提升至32位，地址总线升级到32位，寻址能力高达4GB。386芯片是计算机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不过，大客户IBM竭力想打破英特尔的垄断地位，一直坚持要英特尔把微处理器的设计特许权让给其他芯片制造商，这样CPU的价格将越来越低，货源也更加充足稳定。

IBM固然不能得罪，但格鲁夫决不妥协，如果听从IBM的要求英特尔将成为无法掌控命运的配件供应商。稀缺性才意味着话语权，英特尔如果想实现真正的自由独立，就必须成为微处理器的唯一货源。

格鲁夫宣布不会将该技术专利权授予其他制造商。为报复英特尔的行为，IBM疯狂抵制386。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当IBM获知死对头康柏公司使用386芯片后，立马改变态度，主动与英特尔达成购买协议。386芯片风靡一时，英特尔在这场商战中大获全胜。正如格鲁夫所说：“在紧要关头，当你坚持自己的立场时，结果或许是输掉比赛，即便如此，也远比抛弃自身独特优势而来得要好。”

1992年，英特尔一雪前耻，超越当年曾在存储器业务上打败自己的日本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企业，这首先要归功于微处理器的成功。对英特尔来说，巨大的生产能力令竞争者无法企及，它可以投入数以百万美元生产同一档次的微处理器，同时对微处理器不断进行更新换代。财大气粗的英特尔还是唯一不断增建巨型工厂来满足芯片生产的公司。由此看来，英特尔已然打破摩尔定律的魔咒。

塑造英特尔奇迹的首要功臣当是格鲁夫。在他任职的30年间，英特尔的年收入从最初的2 672美元一路飙升到1997年的208亿美元。在他担任英特尔CEO的10年间（1987—1997年），英特尔的市值从40亿美元增长至1 97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七大公司，员工总数超过6万名。在回顾此生管理所得时，格鲁夫感悟道：“企业就是一个活着的器官，它需要持续褪去皮肤，方法必须要改变，注意力必须要改变，价值必须要改变，这些所有变化的总和便是企业的转变。”(www.daowen.com)

只是人类不能超脱自然规律，身体无法像企业那样不断更新再生。2016年3月21日，79岁的安迪·格鲁夫溘然辞世。他一生的成就足以让全球商业精英顶礼膜拜，他的经历也激励着每一个追求梦想的人披荆斩棘、勇敢前行。

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每个时代都有其特立独行的偏执狂，引领这个世界不断改变。

一个被未婚母亲丢给舅舅抚养的婴儿，一个在芝加哥犹太区中下阶层长大的孩子，一个从未被认可的少年，一个没有大学学位的青年，一个三十却难立的男人，一个婚姻失败者——当这些充满失败意味的表述聚集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大多数人可能无法想象他成功的样子。他就是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

虽然没有在正规学校接受过系统计算机编程教育，但埃里森却成为了一名程序员。20世纪70年代，埃里森跳槽到安培公司，因为表现优秀，公司派给他一个设计大型计算机数据的项目，代号“甲骨文”。或许埃里森也没想到，曾经的项目名称会成为未来公司的名字。

在安培公司，埃里森结识鲍勃·迈纳和爱德华·奥茨，三人一起研究如何有效存储海量数字信息。埃里森接手的项目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在他看来，失败的主因是公司管理不善，如果由他掌管公司绝不会出现这种结果。1977年，埃里森凭借其出色的游说能力与较低的标价拿下了一个软件项目。6月份，他联合鲍勃·迈纳和爱德华·奥茨共同出资2 000美元成立了软件开发实验室，主攻商用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

之所以选择这个方向，源于埃里森无意中读到的一篇论文。早在1970年，IBM研究员埃德加·考特发表了《大型共享数据库数据的关系模型》论文，概述关系数据库理论与查询语言SQL，并做出关系型数据库技术将成为未来企业软件市场发展方向的大胆预测。当时，主流产品是层次模型和网状模型数据库，这篇文章作为数据库史上的重大转折点，拉开了关系型数据库软件开发的大幕。

然而，由于IBM的关注重点在其他方面，这一理论并没有引起IBM足够的重视。受其影响，其他公司对这一理论也持保留态度，导致新理论提出的几年时间里，关系型数据库被尘封在历史的浩繁长卷中，等待独具慧眼之人。

与当时主流观点不同，当埃里森读到这篇论文时，立即敏锐地感觉到利用关系型数据库与SQL查询语言可以开发出一套全新的商用软件系统。他坚信一旦该体系建立起来未来一定会有所改进，或许自己就是那个推进历史的人。他不禁想起前半生的经历，一直不顺利却坚信会成为富翁。时势造英雄，属于埃里森的时刻到了！

在埃里森的推动下，公司着手研发通用商用关系数据库系统，取名Oracle，意即“神谕”。从这时起，埃里森意识到在IT界赚钱靠的不是努力，而是灵感与远见。埃里森研发关系数据库系统Oracle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Oracle1.0版本除了完成简单的关系查询之外不能做任何事，软件要达成期待的效果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熟悉营销之道的埃里森坚持先推广再研发的经营理念，不论新产品质量好坏，一定要比对手先占据市场份额。为突出核心产品，1983年，公司正式更名为“甲骨文”。

然而公司资金捉襟见肘，为了维持运转，埃里森在研发软件时还要承接一些数据管理项目和顾问咨询工作。虽然团队的辛苦努力最初只换来两位客户，但他们分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海军情报所，这两个机构使用完全不同的两种硬件，中情局用的是IBM大型机，海军则用的是VAX机，而埃里森团队开发软件时使用的是Digital的PDP机，这三者使用的程序语言完全不同。现实迫使埃里森做出一项重要的决定，那就是从Oracle3.0版本开始，以后软件开发都使用C语言，因为几乎所有机器都支持C语言，而且编译器也很便宜。

新产品上市离不开强大的营销团队和宣传攻势。埃里森组建起庞大的销售团队，其中很多人都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他对员工的激励政策十分简单、直接，按照业绩给奖金。对产品的宣传他也有一套章法，充分利用言过其实的广告效应为Oracle大造声势。当时，几乎每家公司或机构都有两种以上的电脑和操作系统，数据的存取和整理十分不便，大家都想买到一种可以通用的数据库。埃里森紧紧抓住消费者的这一心理需求，对客户宣称Oracle能在所有机器上运行，这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不过这种夸大其词的说法却吸引了很多大型公司和机构的眼球。

另外，当别人只是枯燥乏味地讲述产品功能时，埃里森已经意识到现场演示的重要性和震撼性。他和团队不厌其烦地给每一位潜在客户现场演示Oracle的强大功能：在电脑上输入一个关系查询，结果立马出来。即使在实际应用时，可能并不会达到这样的处理速度，但无疑已给客户留下深刻印象。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这种宣传攻势下，Oracle大获成功，并使关系数据库从边缘走向主流，计算机新时代的大门因此被推开。埃里森的甲骨文公司名声大噪，1986年3月，甲骨文公司以每股15美元公开上市，公司市值2.7亿美元。

在别人眼中，埃里森无疑已功成名就，但他对成功的定义却异于常人。他认为真正的成功不仅是自己成功，还要让对手失败。就在埃里森开发Oracle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做出类似产品——Ingres数据库系统，技术明显领先于Oracle，发展势头也更强劲，在不断侵蚀甲骨文的市场份额，这让埃里森压力倍增。

为击败对手，埃里森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一次，Ingres宣布发明了新技术——分布式查询技术。仅仅10天后，埃里森就登广告宣传自己的新产品：第一个分布式查询数据库，而实际上这种产品根本不存在。为了立于不败之地，他竟然“无中生有”。

只是这种小聪明明显不足以应对Ingres的挑战。危急关头，IBM的一项举动无形中帮助埃里森解决了眼前的难题。原来，IBM担心Ingres的发展会将其搜索技术变成标准，这样会对IBM非常不利。1985年，IBM发布关系数据库DB2，采用与Ingres不同的数据查询语言SQL，并抢先提交技术标准。

正焦头烂额的埃里森看到了希望，他一方面大肆宣传Oracle产品能与IBM全面兼容，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攻击Ingres，再加上Oracle在销售上的绝对优势，Ingres很快败下阵来。大树底下好乘凉，紧跟IBM的策略让Oracle产品不断壮大，也让埃里森成就了不败神话。

时至今日，拉里·埃里森已成为与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齐名的IT产业巨头。但他轻狂任性的性格丝毫没有改变，时常为参加帆船比赛而放弃主持公司的重大会议。他向来言辞犀利，对对手的批评尤其如此，他曾把惠普董事会称作“白痴”，还说死对头微软是一家垄断公司，该让它分成两个公司去经营。

甲骨文超越IBM成为世界第二大IT企业后，微软成了他的死敌。为了战胜微软，他不择手段，甚至让部下去调查微软扔进碎纸机里的无用资料。他的行为让比尔·盖茨哭笑不得，他不想找埃里森的麻烦。除了私底下和埃里森的好友乔布斯调侃几句外，比尔·盖茨极少提起这件事。

当然，埃里森与乔布斯的友谊也是一段佳话。在乔布斯面前的埃里森不再是张扬轻狂的怪咖，而是温柔的谦谦君子。在乔布斯生命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埃里森每天都会陪他散步。乔布斯离世之后，埃里森变得沉稳许多，并逐渐从商业江湖隐退，水静流深。

1979年，DEC公司的电脑硬件工程师莱昂纳德·波萨克跳槽到位于硅谷的斯坦福大学，担任该校计算机系的计算机中心主管。在这里，他很快找到了此生挚爱——商学院计算机中心主管桑德拉·勒纳。

恋爱中的人总希望一刻都不分开。尽管波萨克和勒纳的工作地点相距不过500米，但对热恋中的人来说，咫尺便是天涯。虽然他们都坐在电脑前，可彼此的电脑却不是同一公司的产品，连接在主机上的各种板卡型号、协议各不相同。在那个局域网割据的年代，他们甚至连一封电子邮件都发不过去。

为解相思之苦，两人设计了一个小盒子，它可以将一个系统命令模拟成另一个系统能解读的命令，世界上第一台路由器由此诞生。1980年，波萨克和勒纳步入了婚姻殿堂。不久，波萨克参与斯坦福大学实现全校所有主机联网的项目，期间他创造出一个“多协议路由器”，这个小盒子犹如魔法棒一般，瞬间解除了长期困扰计算机领域的“不兼容”魔咒，将斯坦福校内不兼容的计算机局域网整合在一起，形成统一的网络。这个小盒子很快成为计算机界的宠儿，并掀起一场改变世界命运的互联网革命，波萨克因此成为“路由器之父”。

波萨克夫妇嗅到其中潜在的巨大商机。他们最开始向校方求助，申请批量制造和销售这种路由器，却遭到否定。就计算机行业而言，硬件和软件换代更迭之快令人咋舌，时间比金钱还要珍贵，夺得市场先机是成为最大赢家的前提。

仔细思量之后，1984年，波萨克夫妇决定辞职创业。因为很喜欢旧金山“San Francisco”的发音，波萨克夫妇将最后五个字母cisco作为公司名字，这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思科”。他们还精心设计了公司的商标，巧妙融合旧金山金门大桥的侧面和“信号”符号，寓意“网络互连互通”。

1986年，思科正式推出第一款路由器——AGS（先进网关服务器）。在毫无市场推广的情况下轻松接到数十万美元的订单。不过，一块阴云始终笼罩在年轻的思科头上，那就是路由器的知识产权问题。虽然路由器归波萨克发明，却利用斯坦福大学的设备和项目资源完成。按法律规定，这款路由器属于职务发明，专利权理应属于斯坦福大学。受此影响，波萨克夫妇多次寻找风险投资却屡屡碰壁，这意味着思科公司的生死存亡就在斯坦福大学的一念之间。

幸运的是，作为硅谷摇篮的斯坦福大学有很强的包容性，不会刻意束缚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了一点专利许可费用。感念于斯坦福大学的宽容，波萨克夫妇将思科的部分股份赠予学校。不到十年时间，这些股份暴涨到数千万美元。功成名就之后，波萨克夫妇多次向斯坦福大学进行了巨额捐赠。

面对网络设备的巨大市场，思科将触角延伸至网络建设的每个角落，硬件设备从路由器、交换机、IOS软件到服务器、光纤平台、网络安全产品与VPN设备等，软件如思科腾讯通、网络会议软件等，用户遍及电信、金融、服务、零售等行业以及政府部门、教育机构等。可以说，你能想到的任何网络设备几乎都由思科公司控制。同时，网络信息每4个月增加一倍，需要更新、更快的网路传输设备支撑，这意味着思科的市场需求永远不会饱和，思科因此成为硅谷新经济的中流砥柱。

1987年春，红杉资本执行合伙人唐·瓦伦丁注资250万美元，获得思科29.1%的股份，波萨克和勒纳各持17.6%的股份。随着管理团队的壮大，创始人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冲突也愈演愈烈。“客户利益至上”是创始人为公司制定的铁律之一，但勒纳却凭着“完美主义”的态度和“对抗主义”的手法行事，对手下缺乏宽容之心；波萨克则非常不善于沟通，甚至会为对方利益考虑而在“不领情”的潜在客户面前狂吼。为让公司解雇不听话的CEO格雷夫斯，波萨克夫妇在冲动之下将全部表决权委托给大股东瓦伦丁，这次意气用事为公司的未来埋下了祸根。1988年，瓦伦丁找来经验丰富的摩格里奇担任思科的CEO。在后者推动下，思科成为硅谷最早向非管理层和非技术员工批量配送股票期权的公司之一。

1990年2月，思科成功上市。登陆资本市场并未缓和内部矛盾，反而彻底激化。8月，思科高管团队以集体辞职相威胁，要求董事会解聘勒纳。勒纳辞职后，波萨克随后离开。两位创始人果断抛空名下的思科股票，转身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和慈善公益事业。

上市之后就立即逼走创始人，这样的突然变故令如日中天的思科蒙上了一层阴影。1991年，约翰·钱伯斯力挽狂澜，改变了思科随时可能衰亡的命运。与波萨克夫妇的行事风格迥然不同，曾有销售经历的钱伯斯更加注重公司的人文关怀，不仅对客户有求必应，对同事、员工同样和蔼可亲，愿意与他们沟通交流，适时给予鼓励，以此凝聚人心。

钱伯斯掌权后，对思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曾经在IBM和王安电脑公司工作的经历让他深切地感受到客户的重要性，改革的首要措施就是重新摆正“客户利益至上”的理念，完全根据客户的要求确定技术方向。这一举措让思科从单一路由器生产公司变成生产25类网络通信设备的全能型公司，销售额也因此激增。另一方面，钱伯斯要求思科在每个领域都要争取前两名的行业地位，如果做不到就通过收购来实现。这种收购并不是毫无章法的扩张，而是精心挑选出那些与思科发展关系密切且在某些技术上稍微领先的公司，这是思科迅速占领市场的最佳途径。

在钱伯斯的运筹帷幄之下，仅仅四年多的时间，思科的市值便提高了千倍，再次创造了硅谷奇迹。

当今世界，智能手机的普及推动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大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手机已成为生长在人类身体的器官，让每个人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产生巨大改变。手机已成为生活必需品，人们对手机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然而，真正掌控手机行业的不是苹果、三星或者华为、小米，而是隐居幕后的手机CPU生产商，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全球领军者——高通。

1968年，艾文·雅各布与好友创办Linkabit公司，主营卫星加密装置开发。虽然公司运营不错，但雅各布在1980年还是将公司卖出去，拿到人生第一桶金。虽然公司不再属于雅各布，但他仍在公司待到1985年，之后宣布“退休”。

悠闲的生活节奏显然不适合雅各布，仅仅过了3个月，他便和几个好友商量创业，新公司取名“高通”（Quality Communications）。一天，雅各布正飞驰在圣地亚哥的高速路上，一个大胆的想法突然迸发：为什么不能改变军用CDMA技术（码分多址）变为民用呢？

实际上，CDMA的概念由来已久，在高通之前基本都运用在军事领域。但当时这项技术并不被看好，而商业嗅觉极准的雅各布坚信CDMA未来的商业潜力，坚持转为民用。在美国，CDMA不被同行认可，也不被市场接受；国际上，GS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风头正盛。1988年，高通推出CDMA第一款产品时，GSM已占领欧洲市场。紧接着，美国移动电话行业协会的一项决定——确定GSM为第二代移动通信标准，差点使高通的新产品夭折。

生性倔强的雅各布并没有被外部严酷的环境击败。他需要一个契机，高通需要一个突破口。上天似乎很眷顾雅各布，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美国电信业开始放开管制，新的电信运营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作为市场新势力，他们需要新技术，以便更快地在市场站稳脚跟，同传统电信巨头一争高下。CDMA技术因此重新受到关注，这让高通终于缓过一口气来。

现实依然残酷。在GSM作为公认标准、大行其道的情况下，CDMA技术被市场认可接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几乎没有人愿意冒风险生产CDMA设备，没有相应的设备和产品，CDMA技术要想打开市场简直比登天还难。

面对重重困境，充满冒险精神的雅各布决定孤注一掷，自己生产并向运营商供货，这才使CDMA逐渐在市场上立足。好胜的雅各布并没有止步不前，他知道远未到高枕无忧的时候，毕竟CDMA在移动通信市场中的份额很小，设备的型号和外观并不能吸引消费者。权衡利弊之后，雅各布再出惊人之举，将CDMA设备的生产权卖掉，公司专攻技术研发，以占据行业制高点，牢牢握住产业链中最赚钱的技术专利许可转让权和核心芯片业务。如此一来，任何公司想要生产CDMA相关的产品设备必须取得高通授权，缴纳昂贵的专利转让费。

随着越来越多的电信运营商使用CDMA技术，越来越多的设备制造商生产CDMA产品设备，仅靠专利许可转让费一项，高通就赚得巨额利润。因为掌握核心专利，即使强悍如摩托罗拉、爱立信也得为高通“打工”——这样的企业全球有100多家。而在核心芯片业务方面，高通只把握芯片的设计和开发，并不直接介入生产，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非生产线模式的芯片供应商。

转让专利许可的运营模式得益于雅各布强烈的专利保护意识。早在高通成立之初，雅各布就十分重视新技术专利权的保护问题。他不辞辛苦地为高通每一项研究成果申请专利，久而久之，高通在研发CDMA技术的过程中陆续注册了数百项专利，这还不包括尚在审批中的数百项专利。这些专利将核心技术和外围技术全部通杀，以后再有企业想进入该领域都必须向高通支付高昂的转让费。这种不留后路的生存方式必然会遭到整个行业的联合抵抗。为与高通抗衡，GSM阵营强势推出WCDMA标准（即3G的CDMA标准），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终结高通在3G领域的霸主地位，最好将其排挤出市场。然而，WCDMA标准的有关技术早就被高通申请过专利。

当然，高通的成功还得益于庞大的技术团队。一般科技公司的技术人员只占到总人数的10%～20%，而高通的研发人员比例则高达50%。他们或许不懂经营，但强大的创造力却是高通最宝贵的财富和制胜利器。

对于CDMA技术，雅各布还有更大的野心，他的目标是征服全世界，让CDMA成为世界公认的全球移动通信标准。为此，雅各布将CDMA技术提交到美国标准组织TIA和世界标准组织ITU，通过官方渠道将其确立为全球移动通信标准，并将CDMA推广到全球各个角落。后来3G的三大标准WCDMA、CDMA2000、TD-SCDMA全部基于CDMA技术设定。正如高通一位负责专利事务的高管所说：“我们的技术就像地基，是任何建筑都不可或缺的。”

互联网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征服世界，而作为发源地的硅谷，其创业、创新之火席卷着整个美国。英雄辈出的时代，新经济崛起的时刻，新的传奇仍将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