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无法选择出生的家庭、地域和时代，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安排。其中或富贵或贫贱，或精彩或平淡，既受时代潮流和国家兴衰的大背景影响，也在于个人成长环境和自身性格的造就。换句话说，如果割离于索罗斯所成长的国家和时代，讲述任何故事都将苍白无力，黯淡无光。

1930年，索罗斯出生于匈牙利一个犹太律师家庭，父母为他取名吉奇·索拉什，乔治·索罗斯是他后来的英文名字。索罗斯年轻时的理想是做一名哲学家而不是金融家。1949年，索罗斯考入伦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他的成绩相当优异，照此发展下去，完全可以在毕业以后找到一份薪水很高的工作。但是他对经济之类的东西似乎没有太大兴趣，大学最后一年，他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理论研究中，撰写了不少哲学论文，他立志要做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如果他的愿望实现，世界上就会少一位杰出的金融家。

1956年9月，索罗斯被同事推荐到朋友父亲在纽约的公司，尽管身处新崛起的金融中心，但索罗斯并没有忘记哲学家梦想，1961—1962年在沃尔海姆公司做交易员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哲学论文《良知的负担》，并在公司的内刊部门发表。后来他跳槽到安贺暨布莱公司，在1963—1966年，他重新研究哲学，花时间改写了此前的这篇论文，他觉得有一些重要而新颖的观点需要阐述，但有一天他重读之前写的文稿时，却发现竟然看不懂，而所谓的创新不过是重述波普的理念，那时他意识到自己是在浪费生命，才下定决心重回商海。

对于成长于匈牙利、求学于英国的索罗斯而言，他对美国证券和金融知之甚少，于是他在工作中自我学习。1966年，他利用公司资金设立了一个10万美元的模型账户，将资金分成16份，其中一两份用于自己非常看好的股票。赚钱并非目的，他每个月都会写报告解释买每种股票的理由，记录涨跌状况，检讨投资组合，同时提供一份月度绩效记录表。然后，索罗斯利用模型账户作为销售工具，开发投资机构的业务。显然，这是他对“人们对所处的世界的理解天生就不完整”哲学理论的实践。

索罗斯在这个模型账户的基础上成立了名为第一雄鹰基金的投资基金。隔年，他又筹建了资本额为400万美元的双鹰基金，可以融资，也可以卖空、做多，属于避险基金。随着两只基金不断成长，矛盾日益显现，一方面要向顾客推荐股票，另一方面又要用基金购买这些股票。最后，索罗斯只好放弃这两种投资组合，离开安贺暨布莱公司，并于1973年创设索罗斯基金，后来更名为量子基金。

认识吉姆·罗杰斯是索罗斯在安贺暨布莱公司的最大收获。索罗斯基金刚成立时只有三个人：索罗斯是交易员，罗杰斯是研究员，另外还有一名秘书。他们订了30种商业刊物，收集了1 500多家美国和外国公司的金融财务记录，罗杰斯每天都要仔细分析二三十份年度财务报告，以期寻找最佳投资机会。到1980年12月31日为止，索罗斯基金的增长率高达3 365%，而当时的标准普尔综合指数同期仅增长47%。

1979年，因为量子般的增长速度，公司更名为量子基金，索罗斯认为市场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一直在波动。在不确定的状态下注，才能乱中取胜，聪明勤奋者方可赚钱。1980年是量子基金生意最红火的一年，量子基金增长率达到102.6%，资金规模达到3.81亿美元。然而，因为管理思维的分歧，罗杰斯功成身退，这对合作10年的老朋友就此分道扬镳。

失去罗杰斯的索罗斯并不幸运。此后一年，他遭受到金融生涯最大的一次失败，原以为美国公债市场会出现一波较大的上升行情，他找银行借了短期贷款大量购入长期公债，可是由于美国经济强势增长，银行利率快速攀升，已远超公债利率。1981年，索罗斯所持公债每股损失了3～5个百分点，量子基金的利润首次下降，跌幅高达22.9%。面对失败，大批投资者弃他而去，带走将近1.93亿美元，相当于公司近一半的资产。事业挫败还导致婚姻破裂，他无奈地与妻子离婚了，心生悲凉时甚至想过要退出市场，去过平淡的生活，他觉得已成为事业的奴隶。

1981年1月，里根当选美国总统。索罗斯通过对里根政府新政策的分析，确信美国经济将会开始一个新的“盛衰”序列，果断投资。索罗斯的预测是正确的，美国经济在里根新政策的刺激下，繁荣期已经初现。1982年夏天，贷款利率下降，股票不断上涨，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从中获得巨额回报，到年底已上涨56.9%，净资产从1.933亿美元猛增至3.028亿美元。索罗斯终于走出阴影，重整旗鼓。

此后五年，量子基金高歌猛进，1984—1985年达到新的高峰，资金由4.489亿美元猛涨到10.03亿美元，资产增加了223.4%。公司资本升值也带来个人财富的增长，据媒体披露，索罗斯在1985年的收入达到了9 350万美元，在华尔街收入前100名富豪排行榜中名列第二位。

1986年，量子基金的财富增长了42.1%，达到15亿美元。索罗斯从公司的收益中获得2亿美元的回报，身价倍增。至此，他正式走上神坛，成为华尔街乃至世界各地金融市场茶余饭后谈论的焦点人物。

但命运似乎在考验索罗斯，1987年9月，索罗斯将日本东京市场上的几十亿美元资金转投到美国华尔街市场。10月19日，美国道·琼斯平均指数狂跌500多点，刷新历史纪录。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股市狂跌不止，而日本股市却相对坚挺。索罗斯抛售了所持有的数额较大的长期股票份额，一天之内的损失高达2亿多美元。在这场华尔街大崩溃中，索罗斯累积损失将近6.5亿～8亿美元，量子基金净资产缩水26.2%，与美国股市同期17%的跌幅相比，索罗斯是这场灾难名副其实的“最大失败者”。

索罗斯曾说：“如果你的表现不尽人意，首先要采取的行动是以退为进，而不要铤而走险。而且当你重新开始时，不妨从小处做起。”尽管那一年遭受了灭顶之灾，但量子基金在1987年的增长率仍然保持在14.1%，总额达到18亿美元。

1989年11月，柏林墙轰然倒塌的声音传遍世界，当人们都在高调预测一个新的、统一的德国将迅速崛起和繁荣时，索罗斯却冷静地发现，德国将会更加关注自己的经济问题，无暇顾及欧洲国家所处的经济难关，这将对欧洲经济及货币带来深远影响。

第二年，英国宣布加入西欧国家创立的新货币体系——欧洲汇率体系（简称ERM）。索罗斯认为，英国犯了一个决定性的错误。因为欧洲汇率体系将使西欧各国的货币相互约束，每一种货币只允许在一定的汇率范围内浮动，一旦超出规定范围，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就有责任通过买卖本国货币来干预市场，而这一切，都以德国马克为核心。

到1992年2月7日，欧盟12个成员国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英镑、意大利里拉被明显高估，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将面临巨大的降息和贬值压力，它们与德国在有关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能力受到质疑。9月13日，危机爆发，意大利里拉贬值7%，虽然仍在欧洲汇率体系限定的浮动范围内，但情况不容乐观。两天后，索罗斯大量放空英镑，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从2.95跌至2.80。为了应对这场危机，英格兰银行在一天内两次提高利率，使得利率高达15%。但是收效不大，英镑的汇率还是未能守住2.778的最低限值。在这场殊死较量中，英国政府动用价值26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却依然惨败，被迫于1992年9月15日退出欧洲汇率体系，人们将这天称为“黑色星期三”。

在这场空前绝后的大决战中，量子基金从英镑空头交易中获利接近10亿美元，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利率期货上的多头和意大利里拉上的空头交易使量子基金的总利润高达20亿美元，其中索罗斯个人收益为1/3。这一年索罗斯基金增长了67.5%，索罗斯个人净赚6.5亿美元，并因此被《经济学家》杂志称为“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

1997年3月3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这条看似程式化的通报让索罗斯敏锐地察觉到：这是泰国金融体系出现深层次问题的信号。于是，他决定先发制人，下令抛售泰国银行和财务公司的股票，并发动手持大量东南亚货币的西方对冲基金联合起来大举抛售泰铢。面对围攻之势，泰国中央银行倾全国之力，四处寻求援助：请求新加坡政府动用约120亿美元吸纳泰铢；用行政命令严禁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索罗斯大军；隔夜拆息由10厘提升至1 000～1 500厘。由于银根骤然抽紧，利息成本大增，索罗斯遭到当头一棒，损失了3亿美元。

3个月之后，索罗斯卷土重来，下令套头基金组织出售美国国债以筹集资金，扩大同盟军的规模，并于当月下旬再度向泰铢发起猛烈进攻。顷刻间，东南亚全融市场上狼烟再起，双方展开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泰国中央银行实力单薄，只有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很快便“弹尽粮绝”，不得不釜底抽薪。7月2日，泰国政府宣布改变维系13年的货币联系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消息传出之后，泰铢一泻千里，到7月24日已跌至1美元兑32.63泰铢这一历史最低水平。经此一役，泰国政府被国际投机者卷走40亿美元，并因此陷入经济危机。

1997年10月，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先后4次在香港股票、外汇、期货三大市场下手，前三次均获暴利。1998年7月底至8月初，国际炒家再次通过对冲基金狙击港币，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进行了3个回合的较量。直到1999年8月底，国际炒家以惨败撤退，索罗斯也损失了8亿美元，只得铩羽而归。

进入21世纪后，索罗斯依然带领欧美风投家在全球市场东征西讨，无孔不入，每次狙击都收获颇丰，但对被入侵国国民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因此有人称其为“恶魔”。可是，在索罗斯看来，只有通过“金融狙击”与“货币战争”，各国政府才会修补、完善财政体系与金融制度，他坚信“市场中留有投机的空间是各国政府的错误”。他希望以金融改变世界，这并非“恶魔”的残暴与贪婪之举，而是彰显一位“哲学家”的良知。

直到196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罗杰斯才知道华尔街的事，此时他还分不清债券和股票，但这并不妨碍他爱上华尔街。因为在这里，有人会因为他估算出智利爆发革命会使铜价上涨而付给他一大笔钱。这让初出茅庐的罗杰斯意识到：原来了解世界就可以赚钱，而了解世界的钥匙便是知识。

对知识的渴求让罗杰斯重返校园，他选择到牛津大学攻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1968年，他拿着仅有的600美元正式到华尔街工作。尽管从未学过金融和投资，但凭借超凡的毅力和勤奋，罗杰斯坚持尽可能多地掌握全球政治、经济、货物、原材料流通等方面的信息，以便寻找到赚钱的机会。

1970年，罗杰斯在安贺暨布莱公司工作时与乔治·索罗斯相识。索罗斯被这位年轻人的勤奋和能力所吸引，对其投资哲学和投资理论极为赏识。二人于1973年离开安贺暨布莱公司自立门户，共同创建了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1979年更名为量子基金。作为后起之秀，罗杰斯学习能力惊人，索罗斯甚至没刻意地去教过他什么，而等他回过神来，发现罗杰斯已是可与之比肩的金融家了。作为金融界最耀眼的双子星，罗杰斯和索罗斯默契十足，量子基金连续10年年均收益率超过50%。

遗憾的是，由于对“量子基金”发展方向和人生哲学上存在分歧，罗杰斯在1980年宣布“退休”，与索罗斯分道扬镳，开始新的投资生涯。从这时开始，他才真正进入人们的视线，开启成为全球金融三巨头的非凡征程。1982年春，罗杰斯在报纸上看到东德与西德的新闻，从股市的情况来看，西德的经济状况可能要落后于东德。其实从1961年开始，联邦德国的股市一直疲软，以至于所有海外投资者都认为联邦德国的金融市场处于低迷状态。罗杰斯对此感到奇怪，正常情况下，开放活跃的联邦德国的经济状况肯定比经济环境闭塞的民主德国要好。于是他开始着手调查联邦德国的金融市场，发现从1958年起联邦德国便恢复了元气，经过20多年的蓬勃发展，联邦德国的经济体系越发完善。他据此断定，用不了多久股市就会迅速升温。在亲友的质疑声中，他坚持分批买进联邦德国的股票。

1982年夏，象征着联邦德国复兴的基督教民主党赢得大选，这个消息像一针兴奋剂注入了联邦德国的股市，极大地刺激了整个金融市场，所有的股票都在上涨，外国投资者争相抢购联邦德国的股票，这让联邦德国的股市火爆异常，股票每天的涨幅都令人欣喜若狂。

但罗杰斯并没有被这样的表象所迷惑，他开始冷静思考，分析联邦德国的经济形势。1985年正值联邦德国股市达到巅峰状态之时，罗杰斯果断抛售联邦德国的股票。他相信用不了多久联邦德国的股市就会回落，于是他在1986年之前把持有的联邦德国股票悉数抛出。果然，就在罗杰斯清空股票的第二个月，联邦德国的股市就开始衰退，下跌持续了半年，最终回落到正常价值水平。运筹帷幄、杀伐果决的行事风格让罗杰斯在这次投资中赚得盆满钵盈。

强烈的好奇心和冷静的思考是罗杰斯的制胜法宝。1984年，正在观望联邦德国股市的罗杰斯偶然瞥见邻邦奥地利的股市状况。这一年，奥地利的股市下跌到1961年的一半水平。因为热爱音乐，罗杰斯对奥地利的股市现状更加好奇。于是他带着家人来到维也纳，观看了几场演唱会后，便着手调查奥地利的金融市场，探究其股市暴跌的原因。罗杰斯发现奥地利的企业之所以没有活力，是因为缺少外界注资。奥地利的金融市场一直处于资金缺乏的状态，它就像一头饥饿的巨兽，想要站起来却没有力气。这让罗杰斯察觉到机遇，他大量购买奥地利企业的股票和债券，为奥地利注入新鲜的血液。奥地利企业的胃口并不大，罗杰斯以一人之力就将其全部喂饱，让它们重新站了起来。

雄起之后的奥地利金融市场迸发出强大的活力，仅在第二年，奥地利的股市便起死回生，居然在短时间内连续暴涨145%！这样的成长速度吸引大量投资者的注意，投机商们闻风而动，大量资金涌入奥地利金融市场。但这些投资对于奥地利企业来说显得有些多余，除了在奥地利的股市制造出不少华丽的泡沫外，他们没有给金融市场带来任何影响。但这些泡沫却给罗杰斯带来极大的收益。历史再次重演，在奥地利股市到达巅峰之时，罗杰斯急流勇退，头顶“奥地利股市之父”光环默默离开，因为他知道，泡沫终究有破灭的一天。不出他所料，没过多久奥地利股市就回跌至实际水平，不少投机商赔得血本无归。

罗杰斯做事十分随性，只要感兴趣的事就会付出全部时间和精力，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心。罗杰斯喜欢旅游，曾创造过两次环游世界的世界纪录。对于商人而言，时间就是金钱，可是罗杰斯却愿意把宝贵的时间花费在旅游和陪伴家人上。他的朋友不多，索罗斯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之所以与索罗斯分道扬镳，是因为索罗斯太热衷于征服和挑战，甚至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罗杰斯不止一次劝说索罗斯，希望他能够在行事方面稳重一些，因为再强大的挑战者都有失败的时候。罗杰斯不希望索罗斯失败，因为他非常清楚，像索罗斯这样的巨人在跌倒之后一定会伤得很重，但索罗斯却对此不以为然。

与索罗斯分道扬镳之后，罗杰斯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他并不赞成年轻人去读商学院，他认为历史和哲学要比商学院的知识更有用。他曾经说“读经济学院大概要花费10万美元，如果把这10万美元用来做生意可能会有赚有赔，但不论是赚是赔，生意人都能在交易中获取非常宝贵的经验，而这些经验要比在学校里听到的那些高深理论有用得多。”在教学中他总会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让学生把教科书合起来，只给他们一个题目，让他们分享看法。无论学生怎样回答他总会给予鼓励，他认为这样会让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罗杰斯认为独立思考是金融家必备的一项技能，投资者不能随波逐流，因为真理不一定掌握在多数人手中。罗杰斯曾以此调侃说，能够在金融界崭露头角的永远只有几个人，也许真理真的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1999年，罗杰斯来到中国，他一直认为中国市场有着极大的潜力和开发价值，所以投资了中国的B股，还特意在上海证券营业部开户。当时所有人都不敢投资B股，罗杰斯的朋友们都劝他不要投资中国股票，可他却自信地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罗杰斯相信自己的眼光，他的信任与投资让B股出现大幅上涨，罗杰斯从中赚取了500%的利润。

罗杰斯在金融界是一位怪人，他的思维与众不同，在与索罗斯分开之后便独来独往，以至于连索罗斯都摸不清他的脉。他是金融界为数不多肯把宝贵时间用于环游世界的人，也是极少数肯跑到落后国家与当地人亲密交谈的人。他就像一位游侠，随性而行、随遇而安。时而热心，时而冷静，时而稳重，时而孩子气。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旅行依然在继续。

1941年一个波澜不惊的下午，一个11岁的男孩欣喜地用自己攒下的零用钱在证券交易所购买了他人生第一张股票，他的眼神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然而卖给他这张股票的交易员不会想到，眼前这位小男孩就是日后被亿万人所仰视的“股神”——沃伦·巴菲特。

巴菲特坚守的投资信条是：“在别人贪婪时恐惧，在别人恐惧时贪婪。”这尤其适用于风云变幻的股市，毕竟牛市不可能一直持续，过高的股价最终必然要回归于其实际价值。1972年，美国股市迎来大牛市，股价涨势迅猛，几乎所有投资基金都集中到一群市值规模大、企业显赫的成长股上，如施乐、柯达、宝丽来、雅芳等，这些企业被称为“漂亮50股”，平均市盈率高涨了80倍。此时，巴菲特却大量抛出股票，只留16%的资金投资股票，其余资金全部投到债券领域。结果，1973年，“漂亮50股”股价大跌，道·琼斯指数不断回落，市场岌岌可危，众多上市企业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股票市值缩水了一半。到1974年，美国几乎每只股票的市盈率极其罕见地变成个位数，没有人再想继续持有股票。正当大家纷纷抛售股票时，巴菲特却知道真正的投资机会到了。

在旁人看来，巴菲特一生一帆风顺。他有着优越的家境、美满的婚姻，从出生起就不知道什么是失败。纵观金融史，能像巴菲特这样未尝败绩的金融家如同凤毛麟角，在波涛汹涌的商海中，即便是被人称作“金融界的上帝之鞭”的乔治·索罗斯也有过折戟沉沙的时候。有人说巴菲特能看见世界背后的东西，就是那些普通人看不见只有他才能看见的东西。巴菲特回答：“每个人眼中的世界各有不同，也许我的世界要比你们多出一些东西吧。”当人们问他投资都要遵循哪些原则时，他的回答是这样的：“原则只有两条，第一条是不许失败，第二条是永远记住第一条。”

不过巴菲特在投资的时候总会让人以为他根本没有遵循这两条原则。他最冒险的一次投资的对象是在以色列，巴菲特毫不犹豫地以40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以色列伊斯卡尔金属制品公司80%的股份，并且还承诺他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将在之后收购以色列的其他几家公司，他本人还会前往以色列视察情况。这次交易中，仅交易税就有近10亿美元。巴菲特的这次行动一直不被人所理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才发现巴菲特是在有着绝对把握的情况下才进行了这次投资。(www.daowen.com)

全世界的犹太商人都肯自掏腰包来支援同胞们保卫国家，所以对于以色列的企业而言，有多少时间就能赚多少钱，巴菲特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巴菲特收购的这几家以色列公司无一不与军火公司有着产业联系，虽说这些公司的工厂偶尔会因为恐怖袭击而遭到破坏，但与这些损失相比，这些公司所赚取的利润是惊人的。他在风险背后看到了可以让风险所带来的损失视为无物的东西，所以他才会毫不犹豫地把数十亿美元砸进以色列，并换来了数倍的回报。

巴菲特成功的原因在于他丰富的学识、本身的天赋以及毕生勤奋钻研商业的韧劲。巴菲特好像有两个脑袋，一个不停地思考商业问题，从不休息；另一个用来处理社交，和朋友聊天、打桥牌、打高尔夫。他嗜读年报，并要求年报直接寄到自己手上，而不是通过证券公司官方的邮寄渠道，后者通常会慢好几周，他还要求公司股东也效法自己。

几十年来，巴菲特在股市中叱咤风云，这得益于其独特的投资理念，他只从事长期投资，极力远离像高科技股这样的期权多的股票，并且认为买身边的股票最可靠。据此，巴菲特重仓锁定的股票集中在金融、消费品、传媒等日常生活熟悉的领域，如可口可乐、吉利刀片、华盛顿邮报、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等。而对那些看不见未来的高科技公司，他却总是像躲瘟疫一般远离它们。这种投资理念曾一度让巴菲特饱受非议，也让巴菲特在1999年的牛市中暂时失利，但巴菲特不为所动，他清楚以自己目前的能力根本无法判断哪些高科技公司具备长期持续的竞争力。后来的事实证明，巴菲特的策略依然行之有效。2000—2003年，美国股市持续下跌，累计跌幅超过50%，而同期巴菲特的业绩却上升了30%以上。

身为世界顶级富豪的巴菲特，与中国也有不解之缘。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于2004年斥资38亿港元买入中石油23.39亿股，一度导致中石油股价暴涨。巴菲特是最先看好中国市场的投资商人之一，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投资商人涌入中国市场，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充实了新鲜血液，也让中国的金融市场展现出活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巴菲特以他的智慧和才干激活了一个又一个市场，也让他赚取了足够多的利润。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刺激消费金融的手段层出不穷，信用卡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的发明，如今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金融部分，不论是吃饭购物、旅游娱乐还是买房买车，刷一下卡便能轻松消费。在中国，最为熟知的信用卡发行机构是银联，而在全球，VISA则是“最佳的支付工具”，它是一个由全球2万多家金融机构所组成和拥有的非股份、非赢利性的国际银行卡组织，通行于100多个国家。

VISA的前身是1966年美洲银行发行的美洲银行信用卡（Bank Americard）。最早美国的银行受1927年“麦克法登银行法案”的约束不能跨洲经营，为扩大信用卡市场份额，美洲银行采用“特许授权”模式，在全国有选择地授权一些银行发行带有“美洲银行”标识的信用卡，同时获得特许的银行签约商户也必须受理美洲银行信用卡，这就令美洲银行信用卡的品牌和使用范围立即从州扩展至全国。为了拓展业务，美洲银行改组成美洲银行卡公司（NBI），为美国各地银行提供信用卡服务，而原先使用美洲商业银行授权商标的银行都成为NBI的非持股会员。1973年NBI推出首个电子化授权系统，一年后又推出电子清算和结算系统，即VISA Net的前身。NBI于1975年发行了第一张借记卡。1977年，NBI正式更名为VISA International，即VISA国际组织，并使用蓝、金色组合的旗帜标志。

与其他金融界传奇人物不同，VISA的创始人迪伊·霍克的前半生几乎是在潦倒中度过的。霍克从小反感学校和教会的束缚，拒不接受传统思想。14岁时，他忽然想去工作，可年龄又不够，于是他伪造证书宣称已满16岁，混进一家罐头厂做污水工，后来又做过乳牛场伙计、搬运工、屠宰厂工人、农场农药喷洒工。

叛逆的性格让周围人对霍克的评价极低。他27岁时终于谋得一份消费金融公司的正当工作。可是天性反叛的他，尽管业绩非凡，却不被公司保守的领导层接受，工作不到一年就被开除。在那个保守的年代，他打破陈规陋习、改革创新的努力一次次流产，失业因此成为家常便饭。

36岁时的霍克依然没有耀眼的学历，古怪叛逆的性格更是让他吃尽苦头，生活十分窘迫。走投无路之下，他到美国国家商业银行当实习生，实际与勤杂工相差无几。近40岁的他经常被各部门调来调去，任人使唤。即便如此，坚韧的霍克并没有被生活打败，梦想依旧在心中成长壮大。

机遇总会垂青改革先行者。1967年，霍克所在的银行获得美国商业银行的授权，准备开展“美洲银行卡”业务。已经43岁的霍克意识到人生的转机终于来了，他竭力争取到参与此项业务的机会，和同样“反叛”的鲍勃·卡明斯一起，计划用3个月开展这项和其他银行有着明显竞争的业务。当时信用卡业务由多家银行分别处理，各自为政，导致一个商家必须准备多台笨重的人工刷卡机来处理不同客户的不同卡片。而相对原始的清算系统中的漏洞和银行间的恶性竞争很快被骗子发现，他们制造伪卡，利用购买和账单结算之间的时差大肆行骗，各发卡银行因此损失严重。

为应对这一问题，负责给信用卡授权的NBI公司召开了一次各银行信用卡部门经理的会议，霍克提出一个“超越”每个银行自身利益的建议，即由全体授权银行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该是“无中心”的，旨在强化银行协作，打破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每个授权银行都可以提议召开会议。根据霍克的建议，委员会按照“自主性区域”进行组织，每个区域设立负责营运、行销、信贷与计算机系统的四大功能委员会。入会门槛极低，只要拥有信用授权就可入会。如此一来，不仅是直接授权银行，连同每个区域获得再授权的直接与商家签约的地方银行也被纳入其中（与中国不同，在美国，只要符合成立条件，无须专门部门认可就能成立银行，因此美国有众多区域性的小银行）。

但是，信用授予规则以及混乱的支付难题，却不是任何一个单独的机构能独立解决的，它需要制定一个所有参与者都要共同遵守的规则。按照传统思维，此时应该有一个比所有授权银行更高的“领导”，手握权杖，赏罚成员，如此方能让所有的成员认真遵守规则，至少表面上不敢违反。但这却不是霍克构想的解决之道。

尽管此时霍克尚未意识到自己在创造一种全新的组织管理系统，但他清楚自己的目标，他要创建一个自组织、自创造、自演化的体系。这个系统没有所谓的“大领导”，所有的权力都是分散的，全体成员都是管理者。霍克专门设立规则避免权力集中，确保组织的活力和创新能力。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残酷。要让一个新组织完全不受“命令—控制”的传统思维干扰几乎不太可能。首要阻力来自该组织的主要发起者——NBI公司，委员会成立之初，它已经把自己当作组织的领导者，要求获得支配性的管理权，保留商标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为了让NBI公司放弃这种想法，霍克同NBI董事会副主席萨姆·斯图尔特会谈。霍克解释说，传统的“命令—控制”模式极可能导致“信用卡银行联盟”的解体，因为这种模式会产生信任危机。而如果放弃对联盟的控制权，则信任就有可能在所有授权银行之间出现，进而使签约商家、个人消费者都更加信任这个联盟，最终提升信用卡的信用度，使其成为真正的交易媒介。如此一来，联盟所带来的长远利益必然不可估量。在成功说服萨姆·斯图尔特之后，霍克又获得了NBI总裁汤姆·克劳森的支持。凭借霍克的三寸不烂之舌，NBI公司同意将授权的权力让渡给联盟，并将协助他说服其他授权银行加入到联盟中。

随后，霍克和几名银行工作人员一起，到各地大力宣传新组织的宗旨：会员一律平等，任何董事的影响力均等，管理者对董事会的组成没有任何控制权。每位会员只需出让最小自主权，而换来的是整体合作与最大利益。两个月内，新组织的章程被送往各授权银行，而霍克则在家里收拾出一间办公室，配上两部电话。按照银行清单，挨个地与银行联系，说服他们加入组织。功夫不负有心人，新联盟规模日益壮大，社会的关注度与日俱增。当最后一家银行得知只剩自己未加入新组织时，随后便动摇了。于是，一个新型的分权联盟——VISA自此成型。

VISA有自己的目标和原则，却没有一个手握大权的“领导”。它的成员都是具有自主意识的个体，彼此更是竞争对手，但这不妨碍它们互相合作，更不会拒绝接受彼此的产品。当然，由于每个个体都有权决定自己的行为，错误在所难免，但通常伴随的是创新，错误会很快被纠正，而行之有效的新方法则可以在系统内被推广。改革不是自上而下地推动，而是自下而上，由成员独立进行判断并实施。

开放性的员工大会是VISA的一大特色。在这样的会议上，每位员工都可以参加讨论，不受限制地质询董事会所做的决策，或提出他们关心的问题。新员工往往对这样的规则表示怀疑，但是在VISA待得越久的人，就越认为有义务推广这种公开透明的组织原则，强化大家的信念。VISA变成国际组织后，霍克还同意让董事会成员的夫人们旁听正式员工大会和董事会。

当一个新生事物诞生时，总是会被旧事物视为洪水猛兽，遭到排斥、抵制和扼杀。在VISA的成长过程中同样面临这种困境。作为新型“无中心”组织，它面对的主要困难来自于人们根深蒂固的“层级观念”。VISA创立之初，就因违反《反托拉斯法》而被起诉，因为现存法律默认每个组织都是为组织的最高利益服务的，不可能真正开放，当一个组织的成员迅速增加，就有“垄断”嫌疑。竞争对手“万事达卡”抓住这一机会提起对VISA的反垄断诉讼。美国司法部经过四年的调查，认可了这一指控。最终的结果是，发卡授权机构的数量受到限制，于是，在“万事达卡”和VISA卡联盟中，发卡权迅速集中到几家大型银行手中，而且集中趋势日益严重，后果便是极有可能形成真正的支付系统的垄断。

然而这已不是霍克关注的重点。1984年，功成身就的迪伊·霍克离开VISA，并隐居10年思考人类组织的深层含义，1999年他出版了《混序时代的诞生》，探讨人类组织的终极奥义，引起学界和商界的广泛重视。

严格来说，霍克创立混序理论的成就远大于VISA的创建。不过，VISA的成功的确为美国金融市场带来一股新风，它为美国各地的银行突破跨州经营业务的禁令、建立全国信用卡市场开辟了道路。同时，它也将付账清算结账业务与信贷业务分离开来，VISA负责前者，而发卡银行专营后者，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良性体系。霍克因此被美国颇具影响力的《金钱》杂志评为“过去25年间最能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八大人物”之一。他独特的创业管理理念：“问题永远不在于如何使头脑里产生崭新的、创造性的思想，而在于淘汰旧观念”，激励着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走向成功。

作为金融角逐的竞技场，美国“创业板”——纳斯达克自诞生以来，一直在全球独领风骚。尽管出现无数高仿版，如欧洲的伊斯达克、日本的加斯达克、韩国的卡斯达克、德国的“新市场”等，但纳斯达克却从未被超越。这位年轻的“草根英雄”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61年。

当时，为整顿无序混乱的场外交易，美国国会授权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调查场外交易（OTC）证券市场。1963年，证券与交易委员会给出的建议是，场外交易从业者向自动化方向发展，并责成全美证券商协会予以实施。1968年，临危受命的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开始筹建自动报价系统，简称纳斯达克（NASDAQ），以解决OTC市场的分割问题。该系统的研发由专门做军用电子设备和数字计算机的邦克·拉莫公司完成。

1971年2月8日，纳斯达克正式运作，首日就有2 500多种证券显示中位报价。不同于传统的纽约证交所，纳斯达克没有集中交易场所或交易大厅，一切都是电子化操作，因而也被称为市场中的市场。纳斯达克首创做市商体制，利用计算机技术把500多个做市商的交易终端和位于康涅狄格州的数据中心连接起来，形成庞大的数据交换网络。不过，此时的纳斯达克还不具备交易功能，股票交易只能通过各做市商的终端实现。但是，这种交易模式使得任何地方的参与者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电话进行交易，这给场外的经纪商和交易商提供了极为方便的交易方式，从而推动OTC证券交易规模迅速扩大。

作为全球第一个电子股票市场，纳斯达克自成立之日起便如鹰击长空，势不可挡。它更是顺应时代的产物。彼时信息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人们对科技良好发展的前景充满希望，众多潜力巨大的科技类股票汇集于此。于是，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纳斯达克，在1988—1998年，其股票市场市值增长了664.3%，交易金额增长了1 559.1%，股票交易量增长了549.5%。仅用20余年的时间，其股票数就超过纽约股票市场，成为全球股市中成长最快的以科技为主的股票市场。像英特尔和微软这样的科技新秀即使已经达到主板市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却毅然决然地选择在纳斯达克上市。这些高科技企业与纳斯达克互相成就，以至于后来全球都把纳斯达克当作创新公司上市的代名词。

随着规模扩大，为避免过多不具备融资资质的企业上市给投资者带来风险，纳斯达克于1975年建立上市标准，在企业公共股东、盈利能力和市值三方面提出了要求，达到标准才可申请挂牌交易。同时，纳斯达克规定只有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股票才能在该系统报价。至此，纳斯达克彻底割断与其他OTC证券的联系，成为独立的资本市场。

最能反映纳斯达克发展历程的莫过于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以1971年2月8日作为基日，该指数设为100点。10年后，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翻番到200点；1991年达到500点。1995年7月，该指数迎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 000点。随着科技股收益不断提高，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随之猛升，2000年3月10日达到顶峰——5 048.62点。即便后来纳斯达克遭受指数下跌和随之而来的熊市，但在最活跃的股票排名中依然遥遥领先。

20世纪90年代，美国通过风险基金和原始股上市等途径进行的风险投资每年高达数百亿美元，其中经过纳斯达克的约占总数的40%。对此，有人说欧洲的金融市场比美国落后十年，就是因为欧洲缺少一个像纳斯达克这样的证券市场。

尽管让人一夜暴富的微软、谷歌等新兴巨头都青睐纳斯达克，但纽约证券交易所仍是美国最有人气的证券市场。无数华尔街电影中闪现的股市内人声鼎沸、指点江山的豪气与刺激，必须去华尔街11号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感受。

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92年5月17日，当时24个证券经纪人在纽约华尔街68号外一棵梧桐树下签署梧桐树协议，协议规定经纪人的“联盟与合作”规则，通过华尔街现代老板俱乐部会员制度交易股票和高级商品，这也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诞生日。1817年3月8日，这个组织起草了一项章程，并更名为“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1863年改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从1868年起，只有从当时老成员中买得席位方可取得成员资格。

纽约证交所内设有主厅、蓝厅、“车房”等三个股票交易厅和一个债券交易厅，为证券经纪人聚集和互相交易的场所，共设有16个交易亭，每个交易亭有16～20个交易柜台，均装备有现代化办公设备和通信设施。交易所经营对象主要为股票，其次为各种国内外债券。除节假日外，交易时间每周5天，每天5小时。

自20世纪20年代起，纽约证券交易所一直是国际金融中心，这里股票行市的暴涨与暴跌，都会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股票市场产生连锁反应。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股票交易额的不断攀升、大宗股票交易增加，交易专员们疲于应付。更大的挑战则来自场外交易商，尤其是纳斯达克的出现。电子化的操作方式不仅速度快，而且费用低。

不过，纽约证券交易所不断革新。至1999年2月，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日均交易量达上亿股，交易额约300亿美元，上市公司超过3 000家，其中包括来自48个国家的385家外国公司，在全球资本市场筹措资金超过10万亿美金。

即便在新技术不断涌现的21世纪，纽约证券交易所仍然固守着古老的交易方式，交易专员和场内经纪人活跃于交易大厅，生意依旧兴旺，不啻为业界神话。对此，纽约证券交易所打出广告口号：“我们不仅是一个场地，更代表一种做生意的方式。”

200多年的华尔街历史反复证明，资本的海洋波涛汹涌、跌宕起伏，其间险滩环生、漩涡迭起，却又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引无数金融赤子去开疆拓土。20世纪70年代以来，每逢历史机遇期，华尔街都充分发挥着资本市场独有的优势，为现代工业及科技创新提供了强大助力，同时也成就了无数商业传奇，成为美国崛起的引擎。

日趋完善的资本运作监管体系让华尔街的经纪人在稳定、公正的证券市场中寻求利益的同时，也为美国经济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融资渠道，引领高新技术产业不断腾飞，促使美国成长为全球最大、最强的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