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7年8月18日，哈德逊河上出现一艘人们从未见过的“怪物”，它头上喷涂着黑烟和火星，庞大的身躯让它看起来就像正在喷发的移动火山。周围的船只东闪西躲，船上的水手们吓得趴在甲板上祈求“怪物”远离他们。

操纵“怪物”的罗伯特·富尔顿扬起嘴角，在他眼里，恐惧的水手们就像旧时代的臣服者，对他这位新的水上霸主顶礼膜拜。推动“怪物”的装置旋转起来，飞溅的浪花展现出它无与伦比的力量，岸上的农民惊慌失措地叫喊着“魔鬼来了！”实际上，作为第一艘蒸汽轮船，它奇特的外貌难免让人心生恐惧，就连乘客也惶惶不安，生怕锅炉爆炸殃及身家性命。而它的制造者富尔顿正怀着一颗自豪的心掌控船舵，他为这一天付出太多，也期待太久。他要做的就是让这艘蒸汽船平安无事地到达目的地，去接受应得的荣誉和赞美。

1790年，25岁的富尔顿已经远赴欧洲艰苦求学5个年头。然而，作为一名年轻艺术家，单靠绘画难以果腹。即使他优雅英俊，总能获得欧洲贵族们的喜爱，并因此经常得到给他们画像的机会，但也并不能维持生计。雄心勃勃的富尔顿家境贫寒，他背井离乡，在欧洲生活得并不顺利。在皇家艺术学院收藏的画作中，我们可以看出，长时间孤独无依的状态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的痕迹。富尔顿一直渴望拥有上层人士的生活，英俊的脸蛋给了他接触贵族的机会，但从未得到长期的经济支持，他的才华没有发挥的余地。

富尔顿开始反思，如果只凭外表恐怕不能直接被上层人士所接纳，他必须另寻出路。这时，一个机会摆在他面前，下层贵族威廉·考尼特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不得不承认，威廉的名声完全可以用臭名昭著来形容，外表猥琐又有异装癖，他难免被人认为是个十足的变态分子。但富尔顿没有拒绝，成功的渴望过于强烈，纵然被流言攻击也在所不惜，他在威廉的城堡里待了三年半。这在期间，他和威廉一起作画、打猎，这些“高雅”活动固然闲散舒适，但富尔顿绝非好逸恶劳之人，他的野心远不止于此。才华横溢的富尔顿时常留心观察采石场开采大理石的过程，他很快就发明出一种机械式锯子以加快生产，这是他向机械师迈出的第一步。这个发明为他带来一块金牌，富尔顿得到社会肯定，从此开始迈上机械制造之路。

1793年，威廉的公司开始兴修运河，富尔顿从中看到机会。在不断观察和学习中，富尔顿察觉到运河将会出现的问题。公司董事长查尔斯·马洪决定修建防洪闸门来控制船的升降，以适应水位的变化。但富尔顿意识到，船只很可能因为下降的反作用力而停在斜面上。很快，富尔顿的信摆在查尔斯的办公桌上，不过在他看来，这位小画家明显外行，居然想对他的伟大计划指手画脚，最后还敢在结尾处申请100英镑作为活动资金来解决那莫须有的问题，这无疑是个投机取巧的骗子。所以查尔斯在回信中无情地拒绝了富尔顿，甚至羞辱道：“我对你要成为真正的机械工程师这点深表怀疑。”富尔顿受到打击，并没有一蹶不振，反而激发起斗志，航运研究成为他的主要课题。一年之后的6月3日，富尔顿设计的沟渠挖掘机获得皇家专利权，那是作为一名工程师能得到的最高肯定，也意味着他完成了从艺术家到工程技术人员的转型。

富尔顿对工程的热情被激发出来，高超的天赋让他在这个行业如鱼得水。基于他优秀的绘画基础，他可以非常娴熟地根据比例绘制设计图，精确的尺寸和清晰的表达让工人们的施工异常顺利。这为他带来相当高的业界赞誉，富尔顿的设计草图往往被追捧得价值连城。

不过，富尔顿没有止步，他还记着当初在运河建议中被羞辱的事情。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他向遥远的故国总统乔治·华盛顿致信，希望能建造一条连接纽约、费城和巴尔的摩的商业运河。尽管他强调这将会给公众带来巨大利益，但也没忘记开出自己的价码——希望能在这个项目上分一杯羹。然而，华盛顿拒绝了这项计划。

建功立业的抱负没有实现，富尔顿内心苦闷，他不顾英法战争中的地域封锁，强渡英吉利海峡度假。这次旅行改变了他的生活，爱情第一次降临到这个天才身上。在今天看来，富尔顿的这份爱情简直匪夷所思，因为他的恋人已为人妻，丈夫是美国富有的企业家乔尔·巴洛，三人却和和气气地生活在一起。虽然在新英格兰这样的事情不被认可，但在时尚前沿的巴黎却屡见不鲜。由于乔尔在法国的影响很大，富尔顿因此有机会接触到相当多的上流人士，这就代表着会有许多潜在的机会，富尔顿默默等待着。

在这段时间里，他一面享受爱情，一面开始新的事业——制造潜艇。英法战争愈演愈烈，富尔顿对战争怀有的憎恨与日俱增，他希望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繁荣世界的愿望越来越难以实现。最终，他决定帮助法国击败当时最强的英国皇家舰队来建立新的秩序。很快，富尔顿得到荷兰人的资助，潜艇“鹦鹉螺号”被建造出来。1800年秋天，富尔顿和随行的同伴钻进潜艇，冒着生命危险在塞纳河对英国军舰发动攻击，但结果并不成功。几个月后，法国政府提供2 500美元用来研制潜艇，富尔顿却依旧没能做出有效应对战争的作品。毕竟那个时代并没有真正的鱼雷，只能依靠长杆将水雷送到敌船上去，动力也只能靠人力驱动。作为领先于时代的武器，受到技术制约在所难免，富尔顿注定失败。

1802年，在巴洛夫妇的晚宴上，一个展露才华的机会降临到富尔顿的身上。参加晚宴的人都是法国掌握实权的达官显贵，其中包括外长塔利兰德。富尔顿在这次宴会上大谈用蒸汽驱动轮船的构想，这在法国一直是禁忌，科学院宣称蒸汽船是“愚蠢的想法”。塔利兰德对此大为震惊：“我不得不认为他疯了。”但富尔顿还是给在场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不久之后的一次宴会中，巴洛夫妇邀请到时任美国全权公使罗伯特·利文斯顿。当富尔顿再次热烈地讨论起蒸汽船的构想时，利文斯顿终于找到知己，他早就萌发在哈德逊河上行驶蒸汽船的愿望。富尔顿和他一拍即合，两人当众宣布要造出一艘蒸汽动力的船来。

没过多久，两人就开始行动，利文斯顿利用政治地位对蒸汽船的制造提供相当大的帮助，巴洛夫妇也参与进来，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1802年10月10日，利文斯顿和富尔顿正式签订合同，前者提供现金，后者负责建造。

1803年，在法国建造成形的蒸汽船首次露面，在码头等待主人第二天前来扬起风帆。但就在试航前夜，富尔顿家的大门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中打开：“富尔顿先生，您的船爆炸了。”他慌忙赶到码头，留下的只有在水底等待被打捞的蒸汽机和水面上漂浮的船体碎片。报纸上的报道称：这是船夫们的蓄意破坏。也有人说因为蒸汽机太过沉重，木板船无法支撑。但无论如何，富尔顿的工作只剩下没日没夜地维修那损坏的蒸汽机。

同年8月9日，修复成型的蒸汽船再次下水，没人知道富尔顿付出了多大的辛劳。傍晚6点，由两艘小船牵引的蒸汽船移出码头，很快就放开绳索，蒸汽船依靠自驱动力前行。塞纳河上一片寂静，观众们无不对蒸汽船暗暗称奇，尽管它的时速只有每小时3英里（折合4.83千米/时）。富尔顿对成功没有更多的感慨，他更看重能从中得到什么。在后来与拿破仑的谈判中，他并没有得到一笔想象中的订单——蒸汽军舰，因为他的贪婪给皇帝留下糟糕的印象：“这个富尔顿格外贪婪，因此我们不会为其关心的机器付出更多。”但和他一起的利文斯顿从中捞到不小的油水——拿破仑同意以每英亩3美分不到的价格售卖北美土地。最终，5.65亿英亩（折合2.29亿公顷）的土地交易使得美国领土足足扩大一倍，利文斯顿也因此大发横财，回到自己的庄园养绵羊去了，而富尔顿则辗转到英国寻求新的发财机会。

此时的蒸汽船发明陷入低谷，富尔顿对此漠不关心，他重新开始研究潜艇鱼雷之类的武器，对海战的热情有增无减，并希望从中找出生财之道。他在给鲁思的信中提到：“蒸汽船只有研制鱼雷系统一半的重要性。”但结果显而易见，他的鱼雷系统和潜艇并不被英国人看好，在换取了12 000英镑的研发补偿后，富尔顿于1806年12月回到纽约，结束长达15年的异国漂泊。与此同时，老朋友利文斯顿恰巧获得密西西比河上的运输权力，如果他们能利用新技术控制河运贸易，无疑将是一笔巨额财富。

1807年夏天，一艘宽12英尺（折合3.66米）、长146英尺（折合44.53米）的大船在哈德逊河下水。与众不同的是，它还配备了高15英尺（折合4.58米）的大烟囱以及轮式船桨，这意味着世界上第一艘蒸汽轮船诞生。这艘造型奇特的船显得不伦不类，前来围观的人称之为“富尔顿的蠢货”。富尔顿对此毫不在意，他说：“在我成功路上绝不会有祝福。”

通过试航，他将原来8英寸（折合20.32厘米）宽、3英尺（折合7.62厘米）长的桨叶式冲浪板加大了一倍多，速度得到了惊人的提升。一切准备就绪，是时候扬帆远航了！8月17日，“克莱蒙特”号正式航行，被邀上船的男士们都穿着整洁的衣服，女士们都戴着华丽的软帽，这是一次上流社会的“冒险”，因为富尔顿也心怀余悸：随时可能历史重演，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乘客都有可能结束生命旅程。

所幸的是，在一个小小的故障排除之后，“克莱蒙特”号头顶黑烟，在哈德逊河上开始耀武扬威的首航。一个新的时代来临，老式船只无不退避左右，仿佛恭迎新的航运霸主。但直到1809年，富尔顿才获得属于自己的专利，在此之前他根本无法阻止他人的仿造。在首航后的两个星期，富尔顿开始真正的发财之路，付费乘客从四面八方赶来享受在河里飞驰的感觉。他们无疑也是最好的宣传者，每次航行旅客都会增多，富尔顿也对应地增加床位，修建房间，并在不断的小故障中完善轮船。

以“克莱蒙特”号为蓝本，富尔顿马上打造船队，21艘轮船的蒸汽船队的诞生代表着一个蒸汽船帝国在莱茵河上崛起。作为这个帝国的掌控者，富尔顿和利文斯顿政商结合，在几条大河上开始航运生意，金钱滚滚而来。发明家和政客的垄断生意比什么都让人安心惬意，富尔顿得到梦寐以求的地位和财富，漂泊一生的发明家终于找到归宿，成为那个时代最具代表的企业发明家。

蒸汽轮船在航运的统治地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通过不断改进，蒸汽船一直是那个年代航运贸易的重要力量。人们在海上常常看见一缕黑烟直冲云霄，为归来的亲人欢呼雀跃。但在它的大家族里，却有一个让人类难以忘却的伤疤，那就是举世震惊的“泰坦尼克”号沉没事故。

1912年4月15日，大西洋上发生人类史上悲剧的一幕：泰坦尼克号在与冰山的撞击中不幸沉没，这艘号称永不沉没的客轮仅仅下水5天就香消玉殒。全世界都深感意外，谁能想到它竟然如此短命，又有谁能料到这艘令人骄傲的巨轮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出SOS求救信号的航船？那时候刚刚投入使用的SOS尚未普及，如果周围的船能明白收到信息的内容的话，想必损失或多或少能有所挽回。人们的反思并没有白费，莫尔斯电码在这次事故过后迅速普及，直到1997年，法国海军停止使用莫尔斯电码的时候发出最后一句话：“注意！这是我们永远沉寂前的最后一声呐喊。”相比其他代码，莫尔斯电码存活的时间是同类技术所无法企及的，人类永远怀念这项改变时代的技术，发明者塞缪尔·摩尔斯也因此名垂青史。

1827年，36岁的摩尔斯远赴欧洲，逃离让他痛苦不堪的美国。妻子和父母的相继去世让他失去在这片大陆生活的勇气，他不得不横跨大西洋到彼岸去寻找新的人生。踏上法国大陆没多久，他就被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艺术殿堂迷住了，卢浮宫里的作品是那么富有魔力，野心勃勃的摩尔斯不断想象着自己的绘画将成为新的艺术标杆。在旅行期间，他结交了许多新朋友，不断地累计绘画才华，却在无意间埋下后半生奋斗的种子。

在巴黎的一次聚会上，摩尔斯抱怨信件的邮递速度过慢，他感慨道：“闪电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帮助。”大家都以为他在开玩笑，但摩尔斯竟然开始构建如何实现这一荒诞的想法，他当众表示，信息能在电火花中通过某种方式传输。大家都认为他一时脑热，摩尔斯也只能悻悻作罢。

1832年，摩尔斯决定回到美国重新开始，身为艺术家，他在欧洲得到许多启发，满脑子的艺术野心等着他去实现。但在乘坐法国邮船“萨利”号途中，一次谈话改变了摩尔斯的命运，对艺术的热情被转移到史上最伟大的发明——电报上。

夜幕降临，摩尔斯正在和其他船客共进晚餐，席间的谈话勾起他无尽的遐想。他的邻座是年轻的化学家查尔斯，他认为电流不会因导线的长度而影响传输速度。摩尔斯联想到，如果用电流传输信号，那么无论多远的距离都能瞬间传达。这一想法虽然算不上新鲜，但摩尔斯此前从未研究过此领域，虽然对此一无所知，但却能举一反三。于是，电报机成了话题的中心，摩尔斯了解到，早在1824年，英国研究者彼得·巴洛就得出结论，针式电报机不实用，一旦传输距离超过200英尺（折合61米），磁铁就会变得不稳定，偏差就会越来越大。结果晚宴成了一场学术讨论会，大家各抒己见，都心满意足地回到房间。摩尔斯在黑夜里睁开双眼，他想要突破电报机的技术瓶颈。

摩尔斯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发明创造是他从未放弃的爱好。1805—1810年，在耶鲁大学就读的他就已经接触过电学方面的试验。1817年，他和哥哥取得消防车挠性活塞泵的专利，还单独发明了一种大理石切割机。科学上的天赋虽然在年轻时有所显露，但摩尔斯还是选择了艺术的道路，直到在“萨利”号的旅途结束，他才找到真正能够大展宏图的方向。一个月后，摩尔斯下船时意气风发，他对船长说：“我亲爱的船长，这些天你听到我们关于电报的谈论，将无疑是世界的奇迹，请记住这一切是发生在你的船上。”他的自豪之情不言而喻，仿佛发明新型电报将一帆风顺。

然而，摩尔斯却在随后的十年里陷入人生低谷，遭受到一个发明者最为悲哀的待遇——贫困。他刚回到美国，就打算接下国会大厦里壁画的工作，欧洲的艺术之旅让他颇为自信，打算拿到这笔薪酬之后再去完成发明家的心愿。但摩尔斯完全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应聘失败的消息不仅意味着失去丰厚的报酬，还代表着他彻底失业。摩尔斯没有任何资金进行电报试验，只能靠给别人画像勉强度日。1835年，情况有所好转，他被任命为纽约大学教授，负责艺术设计教学。但薪酬只是从学生学费里抽取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甚至支付学校的房租都成问题。志向远大的摩尔斯不禁心怀苦闷，为自己的贫穷感到羞耻。

在万般困苦之中，属于摩尔斯自己的电报机终于横空出世，但传输距离仅仅20英尺（折合6.1米），这在整个电报机的研究上毫无意义。他通过加大电流来延伸传输长度，不过效果并不理想。同校的地质矿物学教授纳尔·戈尔注意到摩尔斯的发明，并且参与进来改进他的电路布置，由此可以将信号传输到更远的地方。他告诉摩尔斯：“你不能奢望它能传输超过20英里。”但在时代的影响下，“不可能”这个词对摩尔斯来说就像是屈辱一般，他开动脑筋，告诉戈尔：“我们可以配置一种中继系统，通过电磁运动不断地引起一段又一段的短距离传输，这样可以达到无限远。”事实上，他们已然走到电报的最前沿，欧洲的学者们正对这个问题绞尽脑汁，他们还没有找到解决传输距离的方法。

1837年，在纽约的一个教堂里，摩尔斯正在给一些教授做研究成果展示：如何将信号传达到1 700英尺（折合518.5米）远的演讲厅里去。接收信号的铅笔在纸上动来动去，在座的教授无不震撼：这将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发明啊！尽管如此，并没有人伸出援手，反而是一个毕业生意外地观察到展示的全过程，这个人就是摩尔斯后半生的合作伙伴——阿尔弗雷德·维尔。这个29岁的年轻人意识到电报必将在未来大有作为，当天晚上他就绘制出一条横跨美国的电报线路图，第二天就和父亲一起敲开摩尔斯的家门。维尔不仅甘当助手，还带来父亲的2 000美元投资，摩尔斯笑脸相迎，并许诺未来公司1/4的股份属于维尔父子。有了资金和人才，电报机的研究骤然加快，几个月后就有了新突破。

1838年1月24日，纽约大学里的两根5英里（折合8 046.72米）长的电线成了摩尔斯的见证品，他的电报机准确无误地将信号传达出去。摩尔斯意识到，技术已经成熟，黎明就在眼前。他将所有设备打包好，经过费城富兰克林学院科学委员会的考验，再到华盛顿去赢得一片喝彩。当时的报纸评价：“电闪雷鸣的敲击声燃起了首都的电报机风暴，大家争相观看这个奇迹。”这个“大家”也包括马丁·范·布伦总统和他的内阁成员、国会议员，电报机受到所有人的欢迎。

摩尔斯在一片赞许声中踌躇满志，在不断的展览中坐等政府的资金支持。1836年，国会通过了国家发展规划的文件，但摩尔斯无论怎么翻看，都没有找到电报机的影子，这对他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实际上，众议院商业委员会主席弗朗西斯·史密斯曾提议拨款30 000美元用以架设电报线，但经济萧条和一些国会议员的反对让这个提案不得不流产。在随后几年，摩尔斯毫无收益，不得不面对破产的困境，助手维尔得不到一分钱的报酬，教授戈尔也只得自寻出路。孤独的摩尔斯在51岁时还吃不饱饭，但他从未放弃过梦想。1842年，摩尔斯用沥青、柏油和橡胶包裹起电线，并将它沉入纽约市区到总督岛的水域里，尝试能否收发信号。当天晚上的试验一切正常，却在第二天的展示中功亏一篑，被众人嘲笑。深受打击的摩尔斯寻找原因时发现，问题并没有出在他身上，原来是一艘船的锚勾住了电线。

摩尔斯在痛苦中不断坚持，黎明之前往往是最黑暗的时刻，他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曙光。经济回暖后，国会重新考虑电报机的议案，摩尔斯再次带着机器来到华盛顿。这次，他冷静地将完美的新机器展示给所有人，电学家约瑟夫·亨利赞美道：“这是我见过最漂亮、最灵敏的仪器。”1843年3月3日，国会以89∶83的票数涉险通过提案，30 000美元的资金足矣让摩尔斯大显身手。

5月24日，从华盛顿到巴尔的摩的电报线完工，即将开始它的第一次考验，这也是对摩尔斯最重要的时刻，亨利对此给予厚望：“当它投入运营时，我会同它在一起。”这无疑是对摩尔斯最好的鼓励。在国会大厦最高法院会议厅里，摩尔斯发送穿越300千米的信号，当巴尔的摩火车站收到并翻译过来时，全场发出热烈的欢呼！人类史上首个长距离电报的内容是：“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这句话就足以感人肺腑，也是一个时代更新最好的写照。(www.daowen.com)

电报的成功给摩尔斯带来巨大的财富，失意和痛苦的研究没有白白付出，他终于得到应得的回报。摩尔斯并没有插手美国电报行业的发展，作为一个科学家，通过科学赢得财富是他最为骄傲的事。他承认自己在商业上的局限性，在组建了电磁电报公司后，他明智地选择委托别人妥善经营，自己则安享晚年，在荣耀和富有中走完最后一段人生。电报业从此迅速发展，将整个美国连成一体。

事实上，当时的电报要比火车跑得更远，也更为迅捷。长距离的电报可以带去亲人的思念，却无法将人们传送到对方的眼前。要想真正拥抱千里之外的亲人，人们必须在各个城市不断辗转，因为当时根本没有长距离铁路，群山峻岭成了最大的阻碍。而征服它们的方式，全靠一个人用一步步的脚印开拓出来，从山峰到峡谷，他成为跨洲铁路的“火车头”。

19世纪50年代，在广袤的美国大陆，人们常常看见一位晒得黝黑的探险家。无论是峥嵘险峻的山峰，还是寸草不生的沙漠，都曾出现过西奥多·朱达的身影。为铁路寻找适合的铺设地，他常常骑着马，牵着骡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尽头。作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铁路工程师，他承受了有史以来最艰苦的考验。险峻的山崖和咆哮的狮子对西奥多来说并不陌生，这些都不能阻止他的脚步。但就在他经受住了所有的勘探考验，功成名就后却被踢出心爱的铁路建设。作为一个工程师，他是所有人的典范，作为一个商人，他的失败在所难免，因为他的一腔热血都在铁路上，没有心思和狡猾的商人们斤斤计较。

1854年，28岁的工程师西奥多来到加利福尼亚州，他要完成一桩壮举——落基山脉以西的第一条铁路将在他的设计下动工。这在当地引起了轰动，铁路的建成代表着每一批货物都将安全快速地运达目的地，沿线的人们自豪又兴奋。但对西奥多来说，这不过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正倾心于更为宏大的计划——跨州铁路。在当时的美国，火车已然称不上新鲜事物，这个蒸汽机时代的代表已经有了18 000英里（折合28 968千米）的跑道供它驰骋，但大都集中在东部。长距离铁路不仅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而且要克服技术上的难关，还未必有足够的收益，同时也得不到政府的支持，没有人愿意蹚这趟浑水。

西奥多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值得挑战的事情，他的妻子评价他“意气风发，不畏困苦”，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26岁他就敢将铁路镶嵌在陡峭的峭壁之上，下面咆哮的河水丝毫没有吓倒这个勇敢的年轻人，技术上的自信和果敢的作风让他一战成名，成为当时最有名的工程师之一。在外人眼里，这个年轻人的举动虽然疯狂，却用现实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但当他提出要用铁路征服7 000英尺（折合11 265千米）高的内达华谢拉岭时，大家都认为他真的疯了。“疯子朱达”成了他的外号，却依然受人尊敬。因为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从荒郊野外归来时，绝对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个只会说疯话的工程师，西奥多用他的行动打动了所有人，也让自己的阅历与日俱增。

1857年新年那天，西奥多放下行李，穿上长长的双排扣礼服，在华盛顿公布了自己的成果——《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实施方案》。这份13 000字的专业文件足以表明他的决心，其中不仅介绍了建设方法，还对火车的构造提出了新的展望：“在时速100英里的特快专列，将会有餐车、吸烟室和阅览室，宽敞的隔断卧铺会让旅客称心如意。”结果西奥多却被冷水浇头，几乎所有的科学界人士都对此不置可否，认为这不过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幻想罢了。西奥多并没有因此沮丧，他拜访每一个对他公开批评的科学家，向他们展示90吨（折合90 000千克）机车和14英尺（折合4.27米）机械主动轮的力量。最终，他的行动赢得了大部分人的认同，并成功引起了国会的注意，跨州铁路的建设被提到日程上来。

但是事情并没有如西奥多想象的一帆风顺，国会喋喋不休的争论让事情迟迟没有定论，来自不同地方的代表争相要求建设在自己所在州的土地上，美国第一条跨州铁路的荣耀和利益成了争论的焦点。但不管是哪一条线路，都没有进行实地勘察，西奥多的计划也只是能征服萨克拉门地区的高山，其他地方或许有更多的艰难险阻。比如说挖掘多少的土石方、建造用石的来源、河流与暗渠的阻碍、雪崩和土著的威胁等现实性问题让线路根本无法确定。

随着国会讨论愈加热烈，西奥多取得了一定的特权。他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和年老的副总统、参议员、众议员总部成为邻居，屋子里满是地图、报告和来自各地的工程样品。西奥多俨然成为“太平洋铁路议案战斗指挥部部长”，每天面对的文件堆积如山，却迟迟没有定论，因为国家在分裂中根本没有时间去建设跨州铁路，南北战争的阴云已经笼罩在美国上空。第十五任总统布坎南曾接见西奥多，第一次见面时，他拍着这个年轻小伙子的肩膀说：“忘记铁路吧，年轻人，等我们看清未来的道路再说吧。”但西奥多没那么容易屈服，在给布坎南展示了自己的构想和诱人的利益之后，布坎南表示愿意支持偏向南方的路线。

但直到1860年，依旧没有任何一条线路被确定下来，报告、讨论也没有结果，阴晴不定的政治环境带来了极大的阻力。从1月份开始，支持者们之间的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讨论的时间越长，矛盾就越深，西奥多明白，他们永远不会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虽然政府在这项提案上并不吝啬，但始终没有对任何一条线路实施勘测，所有的讨论不过是纸上谈兵。显而易见，这点只有西奥多一清二楚，那些为自己所在州争取利益的政客们从来不考虑实用性。

西奥多决定，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开发真正的道路，在这里和政客们混迹一处对自己的事业丝毫没有帮助，他们甚至无休止地提问：“为什么在高山上修铁路是可行的？”最终，西奥多回到萨克拉门，再次骑上马鞍，然后徒步翻越了塔霍湖上几个危险的隘口。他继续在山脊和深谷中勘测，还包括那个已经翻越了23次的峰顶。在这其中的经历对一个工程师来说无疑是一个噩梦，甚至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暴风雪时不得不用刀划破帐篷仓皇逃生。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通过西奥多的推算，他设计的铁路线完全可以征服谢拉岭的山峰，长长的隧道将成为最好的选择。西奥多拟定了铁路线的侧面地图，以及一份《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公司章程》，很明显，他将不再受到国会的束缚，是时候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梦想了！

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那就是资金不足。根据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组建公司需要先筹集到11 500美元才行，即计划投资中的1/10。一开始向大众游说以吸引投资并不顺利，人们对此并不怀有信心，他们对铁路建设一窍不通，就算通过印发小册子说明也无济于事。无奈，西奥多只能通过商人们筹集钱款，通过自己的图表向他们证明铁路的可行性。终于，他争取到了两个投资人——科利斯·亨廷顿和马克·霍普金斯。但他们依旧不愿意这么简单地就掏钱投资，他们需要看到西奥多的能力。于是，西奥多先修建了一条穿越达奇弗拉特隘口的马车道，通往生产兴旺的内华达平原上的小镇，解决了那里火烧眉毛的运输问题，也为自己带来了一笔不小的财富。两位投资人这才放心下来，并且拉来了另外两个投资人——利兰和查尔斯。这四个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投资的区区几千美元最终让自己得到了“铁路四巨头”的名号。

但西奥多也没能料到自己会被踢出最后的铁路建设，从他一开始让亨廷顿投资起这个诅咒就开始隐隐发作了。亨廷顿想要控制整个企业，每一件事他都要过问，甚至对西奥多的能力表示怀疑，他重新爬上西奥多征服过的山峰，去证明西奥多已经确认了的东西。但工程师本人对此不以为意，他正忙着计算到底能赚多少，结果是，每年能产生1 956 250美元的收益，这让西奥多愈加兴奋，还打算在铺路的土地上种植树木以增加额外的收入。

西奥多经过周密的计划，带着他的《太平洋铁路法案》再次回到了华盛顿。这次他不再是祈求政府斥资的技术员，而是以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总工程师和全权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在国会里。1862年，林肯总统签署了该法案，那天北方军在弗吉尼亚遭到了惨败，但西奥多终于如愿以偿。政府的贷款补助让铁路建设快马加鞭，西奥多向他的合伙人发电报祝贺：“我们已经牵出了大象，现在让我们看看能不能给他戴上挽具。”但他显然把自己的热情给错了人，法案的通过意味着金钱的下发，见利忘义的四巨头开始对公司的建设指手画脚，肆意挪用去建设收益更快的马车道。

很显然，不善于应付商人的工程师没有办法阻止他们抢占公司，最后，亨廷顿要求和他持不同意见的人要么将股票售出，要么就买下他的股票。由于他要求其他人必须全额补足自己的股款，而作为工程师的西奥多显然没有那么多的钱。最终，西奥多在痛苦中将自己的500股化成了价值10万美元的中央太平洋公司债券，并希望终有一天买下四巨头手中每个人的股份，拿回属于自己的公司。他将希望投向了当时最优秀的商人——范德比尔特，希望能得到他的投资。但我们的工程师没能等到那一天，1862年，他身染黄热病去世，留下一身的哀叹。

但西奥多最终还是获得了一个铁路工程师应有的荣誉，也获得了足够多的财富，他在铁路设计上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没有人会因为他最后在商业上的失败而对他白眼相待。但同样在科学上做出巨大贡献的爱迪生，也经历了商业上的功亏一篑，却在经营上被后人所诟病。

1890年8月，一场残酷恶劣的公开行刑在纽约奥伯恩上演，被审判的犯人战战兢兢地坐在了崭新的椅子上，他不知道自己将会经受什么样的痛苦，一些电线连接的设备被套在他的身上。犯人的瞳孔放大，恐惧在他的眼中清晰可见。很快，一股极强的电流通过了他的身体，足足持续了八分钟。烧焦的气味和惨不忍睹的画面给予观众极大的刺激，他们无法忍受这一行刑方式，残忍又缺乏人道的手段引起了众人的愤怒。此时，有人不失时宜地告诉大家：这是用交流电造成的后果。很快，对交流电的口诛笔伐屡见不鲜，经营交流电的尼古拉·斯特拉很快就陷入了危机之中，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商业阴谋。如今看来，没有人能料到，幕后黑手居然是大名鼎鼎的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他的灯泡过于明亮，光辉之下的阴影隐介藏形，只让人们记住了那个聪明勤劳的发明家，而看不到他背后的商业手段。

1855年，8岁的爱迪生就表现出与众不同，刚刚上学三个月就被撵出了学校。原因是他刨根问底式的问题让老师头疼不已，他们无法回答他的问题，就以“低能儿”的名义把爱迪生清除出课堂。受到委屈的天才并没有就此失去学习的机会，母亲南希绝不相信老师们的只言片语，她亲自给予了爱迪生最优质的家庭教育。

转眼间，天才长大成人，母亲的教养让他对事物的理解更上一层楼，给他一个机会，他的思想就能飞快运转，生出别人无法想象的东西。很快，这个机会到来了，依靠父亲的担保，爱迪生得到了一份火车上卖报纸的工作。早上随火车到达底特律后，渴望知识的他便一头钻进书店，晚上再乘车归来。但知识的积累并不能满足爱迪生的大脑，他在商业上的天赋开始崭露头角。很快，火车上的人们在卖报小哥那里还能买到水果、三明治和其他食物，并且发现他们的数量由一个变成了三个。作为这个小团体的老板，爱迪生继续着他的事业，他希望获得更多的财富。看着手中的报纸，他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不卖自己的报纸呢？”没过多久，《每周使者》横空出世，内容来源于另一家报纸——《底特律自由通讯》，爱迪生则成为文章的搬运工。

当然，报纸需要头条，谁先拿到一手资讯谁就是媒体之王，抄袭永远不能成为发家致富的途径。一则战事新闻的到来改变了爱迪生的报纸事业，报道称大约6万人在夏洛伊的战场上身亡（实际2.4万人）。但是爱迪生手头的金额只够300份的印刷量，发售经理拒绝赊账的行为让他怒火中烧，爱迪生冲进总编辑的办公室要求加印到1 000份，并发誓保证自己的销量。事实证明，他的决策是正确的，从第一站开始他就被客人包围了。人民对战事的关心成了爱迪生抬高价格最有效的保障，他的报纸的价格随着火车的前进一路飙升，剩余数量越少就卖的越贵，但永远有顾客上门。最后甚至以拍卖的形式完成了销售，这一路上他一共赚了差不多150美元。

实际上，爱迪生的自信不是因为一手的信息，而是极为高明的销售手段。单单靠平时的购买力是不可能售出这么多数量的，爱迪生在此之前就将战事的大致信息发往沿途的各个车站，以至于想看详细战报的人蜂拥而至，他的报纸才一路走俏。爱迪生没有就此满足，150美元的盈利并没有让他认为自己应该在报纸行业大展宏图，而是注意到了电报这一新鲜事物。他说：“从那以后，电报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立即决定成为一名报务员。”

这次的机会简直就是从天而降，在报纸销售成功后的不久，爱迪生把一个即将命丧车轮下的小男孩救了出来，而这个男孩的父亲决定用电报知识作为对爱迪生的回报，他掌控着一家电报公司。仅仅5个月后，在美国中部漂泊的电报员中，就出现了爱迪生的影子。他们大多有赌博、酗酒、抽烟、找女人等不良嗜好，但我们的天才常常躲在自己的公寓里读书，不断地扩充着自己的知识库。很快，他机智地将一台原始电报机连接在现有的信号接收器上，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接收并翻译信号了。但这一行为被经理认为是“掩饰无能”的做法而被迫关闭，这无疑是蠢材对爱迪生的又一次侮辱。但这并非最后一次，因为人们永远跟不上他那先进的思维。

当他用业余时间在军队的电报站工作时，一个绝妙的想法产生出来：一根电报线为何不能同时收发两个电报呢？他立刻投入到研究中去。这时候，他人生中的第三个蠢材跳出来责骂道：“你的愚蠢已经超出想象了。”这个人就是管理电报活动的军官，爱迪生旋即被解雇了。

1868年，爱迪生漂泊到波士顿，在这个美国学术中心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嘲讽的是，中继器（连接原始电报机）和二重电报机（可同时收发两个电报）成为他在电报发明上的第一步，找到了投资的他不再受蠢材们的困扰，一心投入到发明中去。很快，发明就见了成效，他和许多报务员一起做生意，销售他的机器。他还开展了自己的股票报务服务，爬上屋顶将30多根线连接到客户家，让自己的办公室成为股票信息中心。成功的喜悦让这个年轻人在报纸上宣布：“将用全部时间用来进行发明。”这在当时难免有点年少轻狂的意味。

但没过多久，他的同事们惊奇地发现身边的天才不辞而别，远走高飞到纽约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他有太多的想法想要实现，在波士顿的研发资金根本无法满足他的胃口。很快，在电报业备受瞩目的爱迪生得到了绝好的机会，西部联合公司为他敞开了大门，希望他能展示自己的装置。这种装置能让报价机和交易中心的价格随时保持一致，这无疑是一个技术上的巨大突破。但对于天才来说，这不过是一个小发明而已，所以当他们要问价打算买下这个技术时，爱迪生在心里想：最少3 000美元。但他并没有直接要价：“你们开个价好了。”于是董事们问道：“4万美元，卖不卖？”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巨大的金额，足够爱迪生从独立发明家到制造商的过渡。于是，他大胆地签了合同，1 200台快速股票电传自动报价机和私人电报机及其他电气设备的订单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当这笔订单完成的时候，爱迪生的合伙人决定退出这一行业，并将工厂出售给爱迪生。那么现在，天才完全可以自己做主了，摆脱了一切束缚的他在自己的工厂顶楼建立起实验室。但困难重重，最新的电报发明所需要的设备爱迪生并不具有，只能求助于西部联合公司。在他们的秘密实验室里，爱迪生完全地投入到了发明事业中。很快，发明的疯狂就吞噬了这个天才，在他的婚礼当天居然跑回工厂检查故障，还常常穿着衣服睡在实验室冰冷的大理石上，甚至自己的女儿出生之日还在工作台上奋战不止。在这疯狂之中，四重电报机成为证明自己最好的产物。

但是好景不长，虽然四重电报机的发明不得不让人承认是天才之举，爱迪生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金钱和赞美，但同时却身陷产权的纠纷。西部联合公司作为纯粹的商业公司，利益永远摆在第一位。发明家和公司的矛盾无法避免地爆发了，爱迪生愤然离开，不愿意在无聊烦琐的听证会上浪费时间。1876年，他把父亲接到纽约，让父亲用自己赚的钱经营房地产，自己则在新泽西的牧场里修建了一栋房子，并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发明实验室。

事实上，爱迪生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从那时起，他的发明团队就建立起来了，多人合作的概念在发明上成功应用，爱迪生这一名字不再是一个发明家，而成为这个团队的品牌。在这期间，发明就像是泉水一样喷涌而出，最有名的留声机、电灯，以及炭精电话送话器（让贝尔电话真正投入使用）等发明让世界为之改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我们常常听到爱迪生独自一人没日没夜的工作发明并不是真实的，他的助手们的作用要远远大于人们的想象，尽管媒体常常将他描述成“与资本毫无关联的科学幻想家”，但报道中爱迪生仅仅是一个品牌形象而已。爱迪生显然对此十分受用，在开创实验室时，他就发出诺言：“每10天一个小发明，每60天一个大发明。”当然，他并没有履行诺言，但这给了人们无尽的遐想。

发明家的名气吸引了另一个天才尼古拉·特斯拉，这个旋转磁场的发现者、将交流电发扬光大的人敲开了爱迪生实验室的大门。在那个时候，他还只是刚刚发现这一电学上的壮举而已，希望能得到爱迪生的支持。很显然，他找错了门道，用了一辈子直流电的爱迪生对此毫无兴趣，何况交流电一旦问世，自己建立在直流电上的公司势必轰然倒塌。但他又舍不得放走这个科技天才，于是他告诉特斯拉，如果将马达的电动机成功改进，就给他5万美元的发明费用。年轻穷困的特斯拉欣喜若狂，当即答应了这个条件。爱迪生用低廉的工资聘用了一个废寝忘食的劳动力，并且很快就得到了巨大的回报，24项署名爱迪生的专利报告书被收入囊中。当特斯拉来向爱迪生索要属于他那5万美元时，爱迪生居然笑着说：“您真是不懂我们美国的幽默！”过河拆桥的手段直接逼走了这个技术天才。

亨利·福特对爱迪生的评价是这样的：最伟大的发明家和最糟糕的商人。尽管爱迪生在发明上无人能及，但在商业上的挫败在所难免，他在对待特斯拉的事情上就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当特斯拉摆脱爱迪生的束缚后，找到了当时最好的投资人——摩根。他的交流电公司迅速建立起来，站在科技前沿的爱迪生公司第一次有了竞争对手，而且几乎是“不可战胜的”。实际上爱迪生当时并不认同交流电，他真的以为那是非常危险的玩意，直到20年后他才承认自己的错误。特斯拉也不甘示弱，在各地展示交流电的优越之处。“电流大战”就此展开，交、直流电之间碰撞出激烈的火花，科技在商业中无法脱身，公众在用电的选择上陷入了迷茫。不可否认的是，直流电系统有致命的缺陷，如果想要大规模使用，每一平方千米就需要设立一个发电站，很显然这是一种落后的行径。终于，1893年1月的一次博览会上，9万多盏由交流电点亮的灯泡证明了直流电终成历史，讽刺的是，这些灯泡来却源于爱迪生的实验室。

爱迪生在各个领域的公司都相继失败了，虽然他往往是技术上的第一人，但总是纠结于专利的荣耀，在经营上并没有独到之处。唯独爱迪生公司合并入通用电气公司之后，持有的的股票一路上涨，到了1899年总值高达425万美元，这不失为一项启示，那就是发明家在自己的擅长的领域开疆扩土，经营则交给职业经理人更为恰当。当他去世时，依靠他的发明建立起来的公司和他自己创办的公司总值高达150亿美元，而他的遗产只有1 200万美元。

科学家和商人的身份渐行渐远，在爱迪生之后，左手科学，右手财富之人在互联网时代才再次崛起，宛如奇迹一般的辉煌人生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比尔·盖茨、乔布斯、埃里森等人登台亮相，命运在时光中不断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