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难以置身事外。发达国家最先开始产生环境问题，也最先着手解决这个历史性难题。环境问题的产生并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经历了长年累月的过程。因此对环境问题的治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要准备用更长的时间周期、精力、技术和资金去着手解决、治理这些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污染问题。就让我们以大气污染防治过程为例，来具体梳理一下西方国家的解决之道和治理方案。

发达国家经历了漫长而又艰巨的大气污染防治过程，从污染的高峰期到空气质量的达标期，大致经过了30年—40年的艰辛过程。

欧洲大气污染防治最初始于1952年发生在英国伦敦的光化学烟雾事件，此后从煤烟型污染到酸雨与污染物跨界传输等问题，欧洲采取了能源替代、总量削减的策略，直到20世纪80年代，传统的大气污染问题才基本上得到了治理。美国的大气污染治理源于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先后颁布了《空气污染控制法》《清洁空气法》以及为解决地面臭氧和P M 2.5污染问题而发布的《清洁空气州际法规》。经过40多年的综合治理，美国臭氧和P M 2.5的污染已经得到了大幅度的降低，但是仍然有部分地区不能达到国家空气质量标准。日本的大气污染防治源于1960年石化厂附近患哮喘类疾病的病人数量激增事件，1968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大气污染控制法》。从那时起，日本颁布了一系列的空气治理法案，并采取很多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日本空气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是在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对于让P M 2.5浓度达标问题，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困难。

上述发达国家是如何具体解决这些空气污染防治问题的？让我们看看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采取的举措。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是整个防治体系的核心。欧盟从1980年起，逐步颁布了一些污染物的浓度限制和建议值标准，并不断修订和更新。美国于1987年和1997年先后制定了P M 10和P M 2.5的国家空气质量标准。

实施多污染物和多污染源协调控制是改善空气质量的有效途径。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有效降低环境空气中P M 2.5的浓度需要同时控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氨等污染物的排放。其中欧盟成员国联合中欧和东欧的国家签署了《哥德堡协议》以及美国颁布的一系列法规或计划，均对颗粒物以及前体物的排放进行了严格的控制。(www.daowen.com)

建立区域空气质量综合管理和区域污染联防联控协调机制是改善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的重要保障。欧、美、日的大气污染防治均经历了“企业污染—局域污染—城市污染—区域污染”这一治理历程。欧美的空气质量管理经验表明，区域空气质量的改善，必须依赖强大的区域大气污染协调控制能力。欧盟一体化的污染防治框架以及美国的系列相关法规或计划，都是区域空气质量管理的成功模式。

能源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调整是降低污染物排放量最直接有效和最根本的途径，煤炭“退出”城市是实现城市清洁空气的必要条件。欧洲国家采取以气代煤的措施，一次颗粒物的排放得到了显著的下降。美国通过调整能源结构，减少煤炭的使用量，增加天然气等新能源的消费，P M 10和P M 2.5的排放量均实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能源消费结构得到了优化升级，空气质量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交通运输污染控制在促进空气质量达标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通过加严排放标准来促进机动车技术换代和燃料清洁化。机动车尾气的排放是目前增长最快的大气污染源，也是造成P M 2.5浓度居高不下的罪魁祸首。欧盟通过制定机动车排放标准、燃料质量指令，发展可持续性的交通体系，利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等措施来减少机动车尾气的排放量。美国制订了全面的机动车污染控制计划，包括定期更新以健康为基础的空气质量标准，采取严格的技术要求和对油品质量的控制，并且实施燃料管理标准先于车辆管理标准措施，从而实现了减排幅度的最大化。加拿大从2001年起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治理运输业造成的污染，日本则在2002年将颗粒物浓度限值加入到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中去，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北京国贸桥密集行驶的车辆。城市汽车量大、集中，排放的污染物能直接侵袭人的呼吸器官，对城市的空气污染很严重，成为大城市空气的主要污染源之一。

发达国家治理大气污染问题，总体上是把立法作为重要的保障来源，把转变发展方式和改变生活方式作为根本途径，把公众参与监督和加强规划及管理作为有效手段。中国现在机动车保有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位，而且经常会受到P M 2.5等污染物的强烈困扰。对于如何有效打赢大气污染防治的攻坚战，还蓝天碧水于人民，我们要勇于开创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