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核电快速发展的今天，公众最关心的仍然是核电的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核电站的反应堆如果发生事故，它会不会像核武器爆炸一样产生毁灭性后果？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二是核电站周围的放射性污染会不会对居民和周围环境产生严重不利的影响；三是核泄漏发生以后的安全问题到底如何保障？

其实不仅公众关心核能的安全保障问题，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同样也很关心。在2018年内蒙古国际能源大会上，世界能源论坛主席兼总裁哈罗德博士在畅想人类能源未来的时候，说很多人看好核能的巨大潜力，认为它是未来能源问题的发展之计和解决之道。关于如何预防核泄漏和处理核废料问题，他请在座的专家谈谈个人的看法和观点。紧随其后讲话的是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博士，他在发言时首先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他说：“我是俄国人，哈罗德博士在谈到核能这个问题时把手指指向了我。”

1986年，切尔诺贝利发生了世界上最严重的核事故，成为禁区。2016年前，乌克兰政府计划利用可再生能源让切尔诺贝利禁区重现生机，乌克兰的能源开发公司Rodina和德国Enerparc A G公司领衔建设，占地1.6英亩的土地上设立了3700块太阳能光伏电板。

一谈到核能就指向俄国人，其实这是有深意的。因为在1986年苏联境内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有上千人死于这次事故的核污染，上万人无家可归。由于放射性烟层的扩散，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受到了污染，800万人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了威胁，事发地10公里范围内将不能耕作、放牧，10年内100公里范围内禁止生产牛奶，其灾难性后果可能将会延续100年左右。核污染给人们造成的伤害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灵上的不安和恐惧。康斯坦丁博士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媒体最近一直在说核能的坏话，可谓千夫所指，他认为这种观念是危险的。他说我们不仅要看到核能的危险，更要看到它的巨大潜力。他指出，在一些偏远山区和中心城市的边缘地区，如果不发展核能技术，将不能有效应对能源危机的挑战。他认为在未来50年内，应该坚持走核能发展的道路，尤其是通过自运营形式去建设发展安全的核电站，并且认为这是切实可行的。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乔治·斯穆特博士也明确表示支持核能的发展，他认为核能将是未来发电事业的中坚力量；核能的安全问题之所以会引起公众的恐慌，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没有做到位，没有让公众清楚地认识到核能的优点和不足之处，一提到核能所有人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也是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国家宣布加入弃核的阵营。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核电站让所有人满意，法国人实际上也不喜欢，但这并不妨碍法国是世界上核电比例占比最高的国家。对于发展核能技术，我们应该把它放在一个长期的规划中进行考虑和推进。

哈罗德博士接着指出，应该通过利用国际公约等形式，严格制止把核废料倾倒到第三国，禁止核废料的跨境运输，由每个国家的人民自主决定要不要建设使用核电站。他还提出，是否“应该设置一个发展核能的上限问题”。(www.daowen.com)

核能的实用性和经济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公众实际上一直担心的是它的安全性。核能的安全性是很高的，因为它一旦发生事故，就会产生惊人的破坏力，所以政府和科研工作者在最初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把各种可能发生的危险等不利因素一一考虑过了。可以说核能从选址、设计、施工、安全性一直到核废料的处理等因素，都被巨细靡遗地研究无数次了，其设计比水电站和火电站的安全性要高得多。公众之所以不同意建设核电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核电站的安全性认识不足，我们应该向公众大力普及这一类问题的常识，加强普通民众对核电站的正确认识，纠正那些错误的偏见。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的核电站一共发生了三次泄漏，前两次泄漏均是因为核电站工作人员不规范的操作和运行造成的，不应该把罪名归咎在核电上。2011年发生了日本福岛核泄漏，主要是因为先发生的里氏9.0级的大地震以及随后引发的海啸所造成的，并不是核电站本身的技术造成的，公众不应该过于恐慌，更不应该因此“谈核色变”。

总体来说，在能源经济的发展领域，我们发展核能事业不要过于盲目，更不要过于乐观，要综合考虑到各种因素，例如核电的技术、核电站的布局、核电人才的培养、核电知识的普及和宣传等方面。而且要积极发展新的核能技术，不断提升其安全性和可靠性，比如发展快中子堆、高温气冷堆等新的核能技术，同时也要加强核电领域的技术研发，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

每个国家最好能够形成自己在核能技术领域的自主知识产权，构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不至于受制于人，丧失发展的主动权。我们还要不断加强关于核电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工作，提升民众对核电安全性的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有备无患，核电才能走上又快又好的发展道路，才能更好地造福于我们的生活。

据截至2018年的统计资料，全世界目前正在运行的核电站达到435座，总装机容量约为3.92亿千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