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来看，强国之所以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泥淖，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结构调整与治理模式的提升。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重要教训就是未能及时转型，进而带来数十年的停滞。其中典型的国家是美国和阿根廷。在100多年前两者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无几，后者因气候宜人、土地肥沃吸引了大批欧洲移民，但从1890年开始，美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探寻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史称美国的“进步时代”（1890—1920）；而阿根廷错失多次发展机遇，未能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大幅度提升，长期在中等收入水平徘徊，今天两者在世界的地位也是差距悬殊。在“进步时代”，美国开始了一场自下而上的政府治理范式的转型，其中以下三方面尤其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第一，强化市场监管。“进步时代”以前，美国深受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影响，奉行自由放任主义，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只提供临时救助等非常基本的公共服务。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及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经济社会陷入失序状态。一是安全事故频发，各种安全事件此起彼伏，每年因生产事故致死致残达数万人。二是劳资矛盾激化。随着科学技术的推广普及，工业化大生产全面推行，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日益尖锐，罢工规模越来越大。三是假冒伪劣横行。食品、药品质量低劣，如牛奶里面掺水，猪油里面加入棉籽油，罐装食品里加入防腐剂，严重影响了民众的生产生活。1906年辛克莱描写屠宰业黑幕的小说《屠场》鲜明地反映了美国食品生产的状况。为改变这种局面，美国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采取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强化对市场和企业行为的监管。1902年，马里兰州首先通过了工伤赔偿法。1906年，国会通过了纯净食品和药物法，禁止企业“制造、销售和运输掺假的和贴错标签的食物和药品”。到1908年，已有15个州建立了经济管制委员会，对工业、商业和金融业进行监管，管理范围包括电力、煤气、电话、电报等公用事业，并延伸到铁路、肉类加工、食品和药物的生产与销售以及保险业等与民生关系重大的行业。1910年建立了美国联邦矿务局。其主要功能就是调查矿难事件、对矿业生产提出建议、展开生产和安全的研究、展开事故预防的课程，以及矿山救援等等。联邦和州的法律开始更加严格地规制矿山工业，要求矿山使用安全和有效的采矿机械和系统、更加安全的采矿方法，将工伤保险延伸到各类矿工，使矿业管理者和矿工更为重视矿山事故的有效预防，以减少和消除严重危害。1913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劳工部。根据劳工部的组织法，该部门的目的是加强、促进和开发劳工的福利、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加强他们获得工作的机会。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治理制度的实施，极大地提升了美国的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保障其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均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第二，推进财税改革。美国“进步时代”的一大贡献是建立现代公共财政制度。“进步时代”前的美国财政杂乱低效，对民众极不负责。形象地说，税收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当时美国税种名目繁多，官员寻租设租有巨大的空间。在“进步时代”，美国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推进财税改革，逐步建立现代公共财政制度。收入方面，美国引入了公司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由此确立了所得税在国家财政治理中的地位，此后许多国家纷纷效仿，现在所得税是西方许多国家最重要的税种。支出方面，在总结地方实践的基础上探索建立现代预算制度，借助现代会计审计技术，让“看不见的政府”变成“看得见的政府”。预算改革是从地方“摸着石头过河”开始的，纽约市1906年创立了市政研究局，开始美国市政预算改革制度，1908年推出美国历史上第一份现代预算，1921年国会通过《预算与会计法》，美国现代预算制度普遍建立。预算改革让政府从黑暗走向阳光，恢复了人们对政府的信心，缓解了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改善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政府的运作效率。^[5]其实，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也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财政改革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政治改革的过程。(www.daowen.com)

第三，引入社会监督力量。社会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之一。美国“进步时代”的治理非常注重运用社会的力量。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一方面，美国经济飞速增长，正从一个后发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日益严重。据统计，到1900年代，美国国家财富的分配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甚至已经开始威胁到政治的稳定性。“12%的富有人口控制了90%的国民财富，而其中最富有的1%的人口，则占有了50%的国民财富”。人们对国家的不满情绪在迅速上升。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国进步时代最早是由美国新闻媒体发起的。大量所谓“耙粪者”以揭露黑幕为己任，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黑暗的角落，揭露当时泛滥成灾的贪污腐败现象，全方位展示了工业化、垄断资本主义给美国社会所带来的伤害，在美国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据统计，1870—1920年独立性城市报纸的比例从11%上升至62%。新闻监督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提高了政府官员的腐败成本，同时也倒逼政府大力开展反腐败、反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