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治理体系、良好的治理能力，是国家有序运行、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回顾社会主义发展史，治理社会主义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探索与实践中没有成功的先例可循。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许多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命题，但缺少相应的实践。列宁也未能深入探索这一问题。苏联治理社会主义社会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严格说来算不上是成功的案例。1949年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断探索治理社会主义的问题，期间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走了不少弯路，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尤其是改革开放35年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中国在经济社会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与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的乱象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进入调整期，社会进入矛盾多发期。与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与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相比，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如果不进行全面改革，从制度层面破解国家治理中存在的种种隐患，我们现在所碰到的问题将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形势所迫，势在必行。

从国内情况看，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年均接近10%，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版图。2012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已达到11.5%，仅次于美国，综合国力和科技实力迈上新台阶，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但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经济社会风险加大，人口、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压力上升。我国经济增速进入中高速阶段，虽然处在合理区间，但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存在。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同时，传统的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体制转轨红利渐行渐远，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我国在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在迅速减弱。

社会方面，人民群众的生活普遍改善，但幸福感并没有同步提升。贫富差距快速拉大，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74，远远超过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社会阶层分化加快，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如城市原居民与外来移民，城市人与农村人，大城市居民与中小城市居民等。尤其是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各种利益冲突日益严重，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维稳成本快速上升。生态环境快速恶化，“十面霾伏”正挑战中国。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也在削减，许多地方政府陷入“塔西陀陷阱”，即无论政府发布何种内容消息，民众多持怀疑抵制态度。这表明我们正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新挑战。(www.daowen.com)

从世界范围来看，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带来深远影响，世界进入深度变革与调整时期。时至今日，美日欧经济前景并不乐观，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普遍下滑，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愈发突出，美国竭力倡导的TPP和TTIP，试图为世界重新制定规则。发达国家在高端制造领域的围追堵截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在中低端制造领域的追赶竞争导致我国陷入“三明治陷阱”。各国为走出危机，抢占先机，纷纷寻求变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发展，这对我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是重要机遇，也是严峻挑战。如果应对不当，我国不仅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反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如何应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竞争，提升我国参与国际治理的能力，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这对我国而言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总之，纵览国内外大势，可以说我国正处于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实现中国梦的爬坡过坎时期，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破解国内发展面临的诸多难题，必须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上取得突破。国家治理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培育新的国家竞争优势，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