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经历了高速增长，使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并跃升为全球贸易的第一大国。但它同时也无法掩盖在中国贸易增长中形成的依靠数量扩张、价格竞争、高中间品进口投入、低技术附加创造、外资加工与生产支撑以及贸易条件恶化的特征。归根溯源，它们反映了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即高储蓄率支持下的资本密集型、工业主导、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充分暴露了这种模式的弊端，中国开放发展战略迫切需要向一种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友好型的新模式转变。

贸易模式转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国内各部门与地方也并非有统一的认识，所以必须深刻理解传统贸易模式难以维系的必然性。一是根据日韩等国家的历史经验，随着投资回报率的递减，一个国家可占据的世界市场份额将变得越来越有限，预测分析表明国际需求难以支撑未来中国的出口扩张，除非价格水平有较大的下降。二是经济复苏乏力、主权债务危机和财政纪律整饬已经使美国和欧盟充当全球市场“最后需求者”的角色有所淡化，造成传统外部需求对中国商品供给的消化能力减弱，而同时各国为走出危机都加大了出口振兴的政策力度，从而使出口竞争变得更为激烈。三是由于出口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其能耗水平比单位GDP的能耗水平更高，出口的过快增长将使国内的资源与环境负荷难以承受。四是贸易巨额顺差意味着国内净储蓄与资源的输出，它表明居民消费被严重抑制而不能吸收产出，中国许多高质和优质的产品都销往海外市场，国民福利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不相匹配。

第一，加快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应继续推动进口与出口、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和“中国服务”跨越。发挥国内市场空间优势，积极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适度扩大消费品进口。巩固传统出口竞争优势，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延长国内增值链条。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稳定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出口，努力扩大技术、文化、中医药、软件和信息服务等新兴服务出口，增加国内短缺的服务进口。优化对外开放空间布局。坚持扩大开放与区域协调发展相结合，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均衡发展的区域开放格局。全面提升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试点，加快从全球加工装配基地向研发、先进制造和服务基地转变。支持内陆地区发挥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和沿海产业转移，培育形成若干加工制造基地、服务外包基地。积极扩大沿边开放，发展面向周边的特色外向型产业群和产业基地。深度拓展内地与港澳地区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全面深化两岸经济合作。

目前，国际社会对我国对外开放的关注领域集中体现在：政府采购、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化工电子机械及环境产品的自由化以及部分服务部门等。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全面分析利弊，制定整体上于我有利的策略。例如在服务业开放领域，稳妥扩大金融、物流、教育、医疗、体育等领域的对外开放，是“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具体方向，我们可通过世贸组织和双边自贸谈判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水平，推进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准入，提升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发展活力。

第二，贸易政策转型。加入WTO后中国贸易政策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1—2005年），全面与切实履行入世承诺，有力推进了规则导向的经济市场化与贸易自由化，使经贸法律法规体系与政策管理的透明度显著提高；第二阶段（2006—2008年），为促进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减少对外贸易盈余所带来的国际压力，对贸易政策进行一定的调整，主要表现为对部分出口的限制；第三阶段（2008—2012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采取稳定外需、逐步纠正对外失衡的贸易政策。

这期间，中国贸易政策的主要变化趋势与特点表现为：一是入世后的五年内遵照WTO协定与承诺，有力而有序地实施贸易自由化改革，但2005年后其步伐有所放缓，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于深化开放的政策争论与利益集团（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政治压力。二是在总体上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贸易救济（反倾销、反补贴与保障措施）、危机触发的临时保护措施以及补贴有所加强。三是在进口贸易自由化较顺利推进的同时，出口限制与壁垒自2006年以来却不断增加，从而引发了一些贸易争端（比如焦炭、稀土、钨精矿等）。四是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与摩擦不断加剧（特别表现在WTO争端解决案件方面），暴露出中国在贸易政策制定与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五是在贸易边界壁垒（比如关税、配额及许可证等）逐步得到削减的同时，国内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即所谓“第二代贸易政策”议题，比如投资、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劳工标准、管制改革等）日益突出，然而它们不但尚未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缺乏跨政府部门之间的立法与决策的协调统一。六是在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的同时，中国还积极寻求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s），“两条腿走路”是中国21世纪对外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变化。

经过入世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一个全面、透明、非歧视和WTO规则导向的贸易体制，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与贸易扭曲大为减少，“贸易中性”在逐步增强。未来的贸易政策转型应该继续这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与势头，同时能够克服局部利益障碍与部门协调割裂，在关键政策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其中，贸易政策的重心应从“第一代贸易政策”（如关税、许可证等）转向“第二代贸易政策”（如投资、竞争政策、贸易便利化、放松管制、环境等）；外商投资政策的重心应从“激励措施”（如税收、土地等）转向“商业便利措施”（包括经济法治、反垄断、反商业贿赂等）；地方与区域发展政策的重心应从“要素和市场竞争”（如工资、价格、市场规模与潜力等）转向“资产与商业环境竞争”（如市场一体化、供应链整合、生产与服务网络等）。它以实现贸易模式转变、提升贸易竞争力为最终目标，以提高企业生产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生产集聚和融入国际生产体系为中间目标，通过相关政策措施的相互配合与支撑，最终实现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自贸区战略布局。有步骤、有重点地加快推进自贸区谈判，争取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完成以周边国家为基础，资源富集国家为重点的自贸区战略布局。重点在以下地区取得突破：(www.daowen.com)

在东亚地区，继续引导区域一体化进程。目前，我们已经通过与东盟建立自贸关系，在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取得了先发优势，但这一优势正受到跨太协定和“10＋6”等倡议的侵蚀。如果能主动推进和启动中韩、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有利于巩固我国既有优势和主导权，一定程度上化解我国被跨太协定排除在外的压力。

在中亚地区，不放弃谋划和相机推动上合组织自贸区。十年来，我国依托上合组织，推动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取得积极效果。面对俄罗斯建立“俄白哈关税同盟”和独联体欧亚自贸区的设想，我国需及早谋划、循序渐进，充实经贸合作内容，巩固我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

在海湾地区，应尽快结束与海合会的自贸谈判。海合会成员油气资源富集，占我国石油进口的1／3来源，且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地位独特，在当前中东变局中凝聚力进一步加强，影响力不降反升。尽快促成达成协定，有利于我国稳定海外战略资源供应，维护我国地缘利益。

在亚太地区，在与发达国家建立自贸关系方面取得突破。澳大利亚是我国目前正在进行自贸谈判的唯一的二十国集团发达成员。澳经济上倚重我国，但政治和军事上是美国在亚太的重要盟友，还是跨太协定的主要成员。与其建立自贸关系，有助于打破美国在我国周边建立“自贸包围圈”，而且对我国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建立自贸关系具有示范意义。

第四，积极参加国际博弈与全球治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美国的基本策略是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多边贸易体制，从中获益并制约中国发展。但十年过去，我国通过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乘势而上，快速发展、实力增强，成为美国经济上的主要竞争对手，在多边贸易体制里也成为美国不能低估的主要成员。面对这一变化，美国对中国的多边战略尚处于调整期，一方面仍试图维持其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也通过接纳中国参与部分决策过程，迫使中国承担更多责任。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我国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国际组织活动，把我国日益增长的经贸实力转化为制度性权利。特别要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贸易金融体系改革等全球性议题上，主动提出新主张、新倡议和新行动方案，增强我国在全球经贸议题设置和规则制定中的主导能力，提升我国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和履行大国责任的能力，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化解“中国责任论”舆论压力。同时，继续深化“金砖国家”“基础四国”等新兴大国的合作，充实经贸合作内容，巩固和扩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