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上这个世界是由欧洲人掌控的，直到二战结束前夕，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美国才取得了世界控制权。二战后，随着欧共体的成立，加速了战后西欧国家的恢复和发展，加上欧元的诞生和流通，打破了美国世界霸主地位，随着欧洲在政治、经济及军事领域不断壮大，国际社会出现了美、日、西欧三足鼎立的格局。欧洲开始可以和美国抗衡，也因此有了推行“新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实力，想要重新获得世界控制权。推行“新世界主义”并非那么简单，需要精心设计：一是需要找到“普世价值观”；二是需要改写国际法律规则，建立实现机制。

第一步：建立“普世价值观”。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从“碳政治”起源的角度分析了低碳经济的本质。欧洲环境政治在理念上与欧洲历史上的“世界主义”高度吻合。20世纪发生过两次全球性环保运动。第一次环保主义运动以雷切尔·卡森在1962年发表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为标志。卡森的这部书拉开了“生态学时代”的序幕。环境问题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公众的环境意识随之增强。第二次环保主义运动发生在1980年代末期。此次环保主义运动使全球绿色意识形态达到群众性普及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绿色运动向绿色政治的转向，形成了90年代环境运动的总特点，即从以群众运动为主体发展到以政党政治为主体，绿色环境事业走向全面政治化阶段。

欧洲的环境政治最初只是局限于欧盟，难以成为全球政治。可是，欧洲为了推行其“世界主义”，将环境问题政治化、全球化，就必须在环境问题上建构出属于全人类共同关心的“公共”问题。欧洲人正是利用人们对科学的信仰，精心建构了一套科学话语和政治话语：首先建构出全球气候变暖与人类毁灭之间的科学联系，然后再建构出人类活动与气候变暖之间的科学关系。而人类活动与全人类毁灭的中介环节就是二氧化碳排放导致气候变暖的“温室效应”来临，因此，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就成为“碳政治”的核心内容（强世功，2009）^[1]。从1962年到2012年的半个世纪历史节点不难看出，气候政治已经从最初的环境运动发展为欧盟主导、全球公民社会参与、联合国框架内的全球性政治共识。

于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人类毁灭”的“普世价值观”终于建立起来，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以任何借口避开或者无视这一新的政治潮流，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开始出现。

第二步：在国际体系中改变自身的劣势。欧洲人要想重新获得世界控制权，必须改变相对于美国的两个劣势：一是新科技领域，二是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改写国际法律规则，彻底扭转其在这两个方面的不利态势。一是确立新能源技术在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回顾400多年世界经济发展史，大国崛起无不是有支柱产业支撑。过去30年，在美国兴起了全世界所有主要的高科技产业，美国在传统的军工、航天和信息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近几十年来，几乎所有的高新技术都是从美国兴起并迅速扩散到全球。依靠WTO中关于知识产权的协议，美国获得巨额财富。欧洲在信息科技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但在清洁能源方面欧盟在全球领先。然而，美国掌握的先进技术在全球贸易中依靠WTO中关于知识产权的TRIPS协议获得巨额财富，而欧洲新能源技术在全球贸易中的获益则相形见绌。其原因就在于采用新能源成本太高，中国、美国、印度、巴西等能源消耗大国依然在使用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碳排放”比较高的传统能源。欧盟积极推动全球“碳政治”也是为了通过设定全球法律规则来彻底扭转其在新技术领域的不利态势，因为如果各国要实现实质性的“减排”，无疑要向欧盟国家购买新能源技术。欧盟大多数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口低碳技术，如近13年，丹麦的低碳技术出口增长了8倍。二是推进欧元的国际化——将欧元变成关键货币。欧盟之所以从《京都议定书》以来一直比美国更为热衷于气候协议，是因为欧洲的政治家们看到了欧元成为关键货币的机遇。发展全球贸易必须有一种全球货币。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各种货币符号相互撞击，最终造就了以美元、欧元、日元等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不同货币的地位有很大差别，好比是“货币金字塔”。第一层次是关键货币。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美元一直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关键货币，在官方外汇储备、外汇交易和贸易结算中大部分以美元计价。第二层次是少数国际货币，即在美元关键货币之下，是欧元、日元等少数国际货币。第三层次是英镑、加元、澳元、瑞士法郎等区域性货币。第四层次是韩元、泰铢等次区域货币。处于金字塔底部的是庞大外围货币，如中国的人民币（见图51）。

图51　货币“金字塔”

货币在国际上的竞争比在国家内部更为激烈，竞争的结果不是由一个拥有更高权力的世界中央银行发行世界货币，而是若干个关键货币不断争夺和试图长期锁定其货币流通域。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天然的寡头垄断性，由于货币的国家权力属性，拥有国际货币地位不仅能为货币发行国带来现实的铸币税，而且还能使发行国得以长期影响别国的经济发展。国际货币竞争实际上是货币主权的竞争。美元不仅是美国的主权货币而且是世界货币。

历史上关键货币从荷兰盾→英镑→美元演变中，与能源的计价和结算绑定权往往是一国货币崛起并成为关键货币的关键因素。第一次工业革命之所以最先起源于英国，不仅仅是英国的科技走在世界前列，而且还因为英国是能源大国。1840年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也是煤炭成为主体能源最早的国家。19世纪中叶，英国的煤炭产量已占到世界总产量的2／3左右，成为世界煤炭供给的主要来源地，完全左右了世界煤炭市场。英国的丰富煤炭储藏量所带来的能源控制力，对于推动巩固英镑的关键货币地位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当时金本位制下的英镑地位显赫，以至于国际贸易中大多数商品以英镑计价，国际结算中90%使用英镑，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国际储备是英镑而不是黄金。因此，18世纪最后的25年中英国最终取代荷兰成为世界领先的贸易强国，伦敦代替阿姆斯特丹成为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英镑也代替荷兰盾成为新的关键货币。

从货币与能源绑定关系看，美元成为关键货币走了三个步骤：第一步（19世纪50年代后期—19世纪末），美国的煤炭生产和国际贸易超过英国。英国失去煤炭出口大国地位是缘于德国和美国煤炭出口的急剧增加。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并开始在煤炭国际贸易领域崭露头角。1900年，美国煤炭产量达2.4亿吨，首次超过英国。1910年，美国煤炭产量达4.5亿吨，几乎等于英德两国产量之和。第二步（19世纪末—20世纪中期），石油时代美国掌握世界原油产量。美元后来能够取代英镑而成为关键货币，是因为伴随着石油对煤炭的核心能源更迭。人类正式进入石油时代是在1867年。这一年石油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达到40.4%，而煤炭所占比例下降到38.8%。石油需求的增长和石油贸易的扩大起因于石油在工业生产中的大规模使用。到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和苏联成为主要的石油出口国，石油国际贸易开始在全球能源贸易中占据显要位置，推动了能源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并动摇了煤炭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主体地位。二战期间，石油的地位举足轻重。美国在二战期间成为盟国的主要能源供应者。二战后，美国一度掌握世界原油产量的2／3。石油成为美国建立世界霸权和美元成为关键货币的重要助推剂。第三步（1971年以后），美国建立“石油—美元”计价体系。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美国与沙特达成“不可动摇协议”，将美元确立为石油唯一计价货币。对美国来说，以美元作为国际石油交易的计价货币，重要的不是汇率的高低，而是美元作为交易媒介的垄断地位，这就巩固了美元与石油能源绑定的关系。石油美元计价机制意味着美国能够有效地部分控制世界原油市场：你买石油时必须要用美元，而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才能发行美元。既然石油交易以美元计价，美国就可以通过国内的货币政策影响甚至操纵国际油价。

从“煤炭—英镑”和“煤炭—美元”到“石油—美元”的货币地位演化规律看，当低碳经济成为各国经济增长未来目标模式时，哪种货币与“碳”绑定在一起，哪种货币就能成为关键货币。21世纪迫切需要以清洁能源为主的能源革命造就全球下一代的能源体系。在生态经济发展阶段，新的能源贸易——碳信用交易，正是连接新能源组合和新能源利用模式的核心。不妨作出大胆设想，在未来货币格局演变中，与碳交易标的的捆绑程度，将成为国别货币或者区域货币能否脱颖而出，成为国际货币甚至关键货币的重要条件。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署，正是欧盟明确了欧元国际化的进程。1992年欧盟首脑会议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签署了《欧洲联盟条约》（亦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决定在1999年1月1日开始实行单一货币欧元和在实行欧元的国家实施统一货币政策。欧元成立后，需要更多的国家使用欧元，那么如何实现这一愿望呢？欧盟就利用了气候变化这一议题，通过《京都议定书》，设计了一个欧元“供给—需求”机制。一旦一个碳排放交易市场形成，这种商品以何种货币计价，必将产生另外一场大的争锋——目前是以欧元计价的。随着历史趋势的发展，碳排放权可能与石油并驾齐驱，成为世间两种最为重要的商品，如果碳排放权以欧元计价，必然会有更多的国家选择欧元作为外汇储备。

而欧洲推行“新世界主义”需要有一个市场实现机制，通过这个机制，一方面能够顺利将欧洲新能源技术全球扩散，另一方面能够向全球输出欧元。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建立起国际排放贸易（IET）、清洁发展（CDM）和联合履行（JI）三种机制，从而“碳金融”的概念应运而生。简单地讲《京都议定书》确定了一种减排的机制：给每个发达国家确定一个“排放额度”，允许那些额度不够用的国家向额度富余或者没有限制的国家购买“排放指标”，自此，人们可以像买卖股票一样，在交易所里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

一个巧妙的新能源技术与欧元输出机制正是产生于基于项目交易的两个机制，即联合履行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见图5-2）。(www.daowen.com)

图52　一个巧妙的新能源技术与欧元输出机制

在联合履行机制（JI）下，由于转型国家（俄罗斯、乌克兰）在新能源技术方面，没法达到欧盟的水平，要想减排，必须向欧洲购买减排技术，而且在交易中转型国家没有选择货币结算的权利。通过这种交易，欧盟的新能源技术和欧元在转型国家得到了扩散和运用。通过履行《京都议定书》的责任，欧洲为这些技术和产品的出口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清洁发展机制（CDM）下，通过碳排放供求关系的“盈余与短缺”的设计，实现新能源技术和欧元输出。清洁发展机制是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合作，项目所实现的“核证减排额”（CERs^[2]）用于发达国家缔约方完成在《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承诺。在CDM机制下，欧洲人通过给自己设定严格的减排目标——欧盟碳排放量的短缺，发展中国家没有明确量化减排责任——碳排放盈余，让发达国家短缺的部分到发展中国家购买，在买卖中发展中国家自然就接纳了欧洲的清洁能源技术和欧元。通过全球“碳交易”，发达国家回避了实质性的减排任务，反而将减排的责任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在这些交易平台上，虽然碳排放权供应国多为发展中国家，但由于欧洲发达国家凭借其在技术、资金上的优势通过CDM项目合同的订立，控制可交易的碳排放权资源，从而使发达国家可以选取对自己有利的货币如欧元进行结算。由此碳排放的全球交易使得欧元被越来越多的参与到碳交易中的国家所接受，并变成仅次于美元的世界货币，以至于欧盟积极推动的“碳政治”被看做是用欧元来挑战美元霸权地位。在这一交易中，欧盟的新能源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得到了扩散的同时，也加大了欧元国际化的进程，因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货币（如中国的人民币）还没有国际化，在CERs交易中，不得不采用欧元或美元结算。

从美国的全球低碳战略布局来看，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但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对环保话语权的需求不大，因为美国的工业化是19世纪中后期才开始的，比欧洲的工业革命差不多晚了100年，并没有欧洲人的“愧疚感”。因此，早在布什时代，美国对气候变化的态度一直消极，甚至认为“人类行为导致气候变暖”是个伪命题。而在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由原来拒绝转向积极支持乃至主导气候变化议题，以致欧盟有着从领导者的地位被边缘化的感觉。美国态度为什么会出现180度大转弯？

危机还未结束，美国就开始了“环环相扣”的全球布局。一是美元稳定“锚”的转换：将“美元—石油”体系转换到“美元—碳排放”体系。二是全球分工体系的转换：将全球化从传统的资源禀赋模式转换到完全的技术竞争模式。三是地球优势产业的转换：将美国国内的信息产业优势转换到新能源产业（见图5-3）。这三大战略转换的核心是建立“美元—碳”循环体系，目的是挽救美元信用体系。

图5-3　美国三次货币革命与美元“锚产品”的变化

战略转换一：美元稳定“锚”的转换——从“美元—石油”体系转换到“美元—碳”循环体系。围绕“美元霸权”货币体系，美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三次货币革命。产业资本主义阶段的第一次货币革命是建立美元—黄金挂钩体系，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将美元的稳定“锚”定在黄金身上，美元便成为关键性的国际货币，奠定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基本保证了美国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控制权。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第二次货币革命是建立石油—美元的计价机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国即进入金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美元与黄金挂钩成了美元的桎梏。精明的美国人必须让美元与黄金脱钩。1973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这样美元的内在价值就与黄金分离，为了保证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元需要寻找新的稳定“锚”，这个稳定“锚”是什么？就是石油。美国从国家战略高度，建立了“美元－石油”循环体系，从而奠定了美元霸权的经济基础，美国又一次掌控了全球的经济命脉。

低碳资本主义阶段的第三次货币革命是建立碳—美元的计价机制。本次全球从次贷危机到经济危机，美元再度陷入历史的困境，美元作为操控世界经济的链条出现了断裂，美国需要创造新的控制权，来衔接美元链。那么，什么样的产品能够担当得起衔接美元的链条？美元要再度复兴，必须找到具备石油这样品质的“锚产品”，使之重新成为美元捆绑计划。这个“锚产品”必须具备这样两个特点：首先，需求上的普遍性，即像石油那样，对于所有石油进口国而言，如果你缺乏石油，你就必须购买石油；而如果你想到国际市场上购买石油，你就必须持有美元，而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才能发行美元，以至于全世界都无法与美元脱钩。其次，价格上要像石油那样与美元成负相关关系，即随美元的波动而波动。而且高价石油只会对非美元发行国造成伤害，而美国并不惊慌。“碳排放”就具备这两个特点：一是全球任何经济活动都不可避免产生碳排放问题，而且“碳排放”需求比石油更普遍，石油只是影响人类大部分生产和生活领域，而“碳排放”影响面更宽，渗透到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历史趋势的发展，碳排放权可能与石油并驾齐驱，成为世间两种最为重要的商品。如同石油一样，碳排放权成了低碳经济下的不可或缺的稀缺资源，而比石油更致命的是，碳排放权不存在勘探开采的可能，也就是说，各国未来经济发展所需的重要资源无法通过任何生产去获得，而只能通过政治家们的一锤定音。二是一旦美国建立了庞大的碳交易金融市场，便足以取代欧洲碳交易市场。碳交易以美元计价，而且碳交易指数与美元呈负相关关系。

当然，“美元—碳”循环体系得以建立，还必须有两个相配套的支持战略：即国际分工体系的支持和战略产业的支持。

战略转换二：国际分工体系的转换——从传统的资源禀赋体系转换到稀缺资源和低碳技术优势分工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逐渐形成了资源禀赋差异的国际分工体系（全球经济生态链）：一是以美欧日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优势），二是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劳动力优势），三是以澳大利亚、俄罗斯、海湾地区为代表的资源国家（资源优势）。这三个板块的循环，在全球资本、制造、资源各个层次形成了稳定的经济生态链，使全球经济取得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也取得了30年的辉煌。

美国为达到遏制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发展，必须减弱发展中国家在资源禀赋模式下的劳动力优势。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目标？那就要将这种以往的免费行为变成收费行为并且与美元挂钩，还需要一些设计，即对碳排放量设置一个上限，超出的部分需要购买碳排放权，这就必须有一个清晰的收费对象，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美国的最好选择。于是，“碳关税”被认为是一种拉平相关领域“竞争起跑线”的重要举措，使得能源密集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优势”。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提出向发展中国家征收“碳关税”的目的。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从资源禀赋的传统国际分工体系转向技术竞争优势的新国际分工体系，用“碳关税”填平新兴国家在传统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在“低碳”约束下，未来国际分工图式将从资源禀赋“三角形”分工模式转换到资源与技术“两个支点”分工模式，即只有两类国家具有全球竞争优势：一类是拥有低碳技术的国家。减排量背后蕴藏的实际上是未来的技术选择。现有的减排技术涉及包括能源生产、供给、使用的技术，这样的技术必须要得到广泛地、大规模地运用，才有可能把排放控制住。一类是拥有稀缺资源的国家。这种稀缺资源主要与新能源领域有关，比如稀土。

在这种分工模式下，中国具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世界工厂”将彻底失去优势。中国30年经济粗放发展模式，已形成强烈的对此路径的依赖，而这种依赖性必然伴随着高污染、高排放。未来“两个支点”的国际分工模式一旦形成，对新兴经济体命脉也带来直接打击。美国釜底抽“碳”的全球布置，必将遏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正是披着气候与环境问题外衣的新殖民主义。

战略转换三：地球优势产业的转换——将信息产业优势切换到新能源产业。美国要达到布局全球的目的，还必须完成从产业空心化到产业复兴的转变，而这一点将由美国的新能源子战略来承担，美国必须抓住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机遇。在美国再平衡的战略设计中，新能源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一环。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新能源子战略是为了确保美国对“碳”体系的制高点。这是因为，在新的全球化规则下，只有确保新能源产业的领先地位，才能保障美国的领先优势，进而实现美国的产业复兴，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重塑整个美利坚的国家信用体系。如果说IT是上下游产业链巨大的产业，那么比它产业链还大的产业就是能源；如果说IT产业昨天曾经将美国送达全球力量的顶峰，那么今天可以将美国送达世界经济制高点的产业就是能源产业。新能源就是下一个互联网，只是更加无孔不入，更加庞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