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8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成立以来，联合国气候谈判已经走过风风雨雨20余载艰难历程。气候变化正在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焦点议题。它不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道德问题和技术问题，而是充满着政治经济博弈。由于不同国家对于碳减排责任的看法不一，世界上已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气候政治格局”。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从一开始就形成三足鼎立的利益格局：

第一，欧盟——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发起者和积极推动者。欧盟是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政治力量，欧盟经历几次扩大之后，如今已变成一个二十七国的国家集团。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一直依靠具体的减排目标来争夺主导权。早在2008年12月，欧盟就承诺2020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2010年3月15日，欧盟二十七国环境部长在布鲁塞尔召开的部长级会议，要求欧盟委员会探讨将减排目标从20%提升到30%的可能性。欧盟的国际政治地位将通过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得到日渐提升，被誉为“国际气候谈判领导者的角色”。

第二，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提出终结《京都议定书》论。在《京都议定书》谈判中，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不愿意作为欧盟倡导的框架的追随者，但也不愿意放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话语权，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美国才表现出积极姿态。其他追随美国的国家，在减排上也采取消极态度，而且极力坚持发展中国家接受约束性减排目标。

第三，发展中国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开始，中国一直以“七十七国集团＋中国”模式与发展中国家阵营一起参与谈判。作为一个较为宽泛的发展中国家阵营，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减排，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然而，国家数量越多，集体行动的难度越大。由于各国差异很大，利益诉求也有不同，在具体问题上也有分歧：一是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基础四国”立场是一致的。二是非洲国家拒绝讨论碳排放交易。三是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小岛国支持欧盟。四是石油输出国对减排不积极。

上述各利益集团的不同心态，导致了各方在气候谈判中的博弈，这也是导致气候制度迁延不决的重要原因。各利益集团都试图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提出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和国情需要的气候政治话语，并极力说服其他国家接受和认同这些气候政治话语。但有一趋势是明显的，即欧洲联盟与伞形国家正积极着手“后京都协议”即2012年以后的第二阶段碳排放问题，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发展中大国的挑战。

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2011年底召开的南非德班气候大会，其背后体现着欧美在国际气候制度演进中的主导权之争。哥本哈根大会之前，发达国家之间立场并不一致，欧盟和日本比较积极，一直在推动气候政治日程方面不遗余力。二战后，西欧与美国建立主仆契约，作为美国的盟友，在国际政治层面，欧盟一直为美国单方面行动提供合法性支持，西欧各国在许多国际重大政治事务上不得不附和美国，几乎成为美国在联合国的表决机器，国际政治地位和话语权大大降低。在硬实力方面依然无法对美国构成挑战，欧盟将注意力集中于软权力领域。他们拉拢世界各方力量与美国相争，对于发展中国家，欧盟通过清洁发展机制予以援助，对于中东欧国家，欧盟通过联合履约机制实行援助。因此，从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文件签署，到1997年在日本达成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再到2007年的巴厘路线图（Bali Roadmap），欧洲一直承担着国际气候制度演进的“领导者推动者”的角色。(www.daowen.com)

次贷危机之前，美国一直抗衡欧盟主导的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机制下的谈判。2001年3月，美国总统布什在上任伊始在能源等大企业的游说下，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从而逃避了协议中规定的7%的减排义务，其结果欧盟填补了气候变化领域的软权力真空，全世界关于碳减排的谈判也出现了第一个转折点。由于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不接受限量减排，这使得全球碳排放市场犹如一盘散沙。而在2007年底澳大利亚宣布签署《京都议定书》之后，美国在发达国家中受到孤立。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由于涉及人类生存前景、经济和能源安全以及复杂的利益分配，越来越成为大国争夺世界软权力的战场。国际金融危机令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受到损伤，为了改善国家形象，重新确立美国世界领导力的支柱，奥巴马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气候变化问题上，由原来拒绝转向积极支持乃至主导气候变化议题，希望重振美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以219票对212票，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这个法案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设定了碳减排的目标，规定美国在202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83%，据此法案中制定了详细的碳排放总量管制与交易体系。这就等于美国确定了与欧洲不同的2005年为基准减排年，由此改变了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框架的基准——欧洲原定的基准年是1990年，借此美国正在把握全球气候和能源变革的体系架构图和时间表。以美国现在的国际攻势和压力，欧洲将最终同意美国将减排基准年推后到2005年。通过这个法案，奥巴马政府已经修改了国际气候能源变革的主要规则和运转路线。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美国发挥的作用远大于欧盟诸国，美国态度的改变使欧盟有着从领导者的地位被边缘化的感觉。

低碳经济本来只是个技术创新和经济层面上的问题，它之所以从一个技术创新问题和经济问题上升为政治范畴，是发达国家在其世界主导地位遭受新兴国家挑战后，试图利用科技话语和法律话语来继续管控世界的新方式，是约束新兴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利器。国际气候谈判表面上是各国就温室气体排放量讨价还价，但实际上却是全球经济发展空间的博弈，其真实目的是发达国家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场“殖民”与“反殖民”的战役。在这场“世纪谈判”中，全球三大气候阵营就一系列关键议题展开争论。2011年底的南非德班会议后，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国际气候软实力之争的格局发生变化，中、美、欧等大国政治棋盘重新洗牌。

因此，低碳经济本质上讲，首先是一个技术创新问题，其次才是一个经济问题，最终应归属为政治问题。如果中国在这些关键问题上没能坚守住自己的利益，必将影响中国在新一轮全球经济格局调整中的位置，甚至丧失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