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研究能源问题的文章都会讨论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能源形势的严峻性。例如《国际能源新格局与中国能源安全》一书中提出，我国通过海运方式进口石油路线比较单一，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而马六甲海峡是美国军方提出的必须控制的全球16条海上咽喉要道之一。如果某些大的海权国家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中国的石油进口就会中断。韩文科认为，针对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问题，需要重点建立国家安全预警和评估体系，政府每年要给人大作一个报告，要看能源是不是安全的。

专家们认为要改变我国能源对化石能源的强烈依赖，加大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开采的同时，要重视用政策来促进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周大地认为，要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特别是海洋石油的开发。天然气的开发空间非常大，要作为重点发展。而水电、核电经过努力能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给中国大规模增加清洁的能源，应该成为能源战略的优先范围。林伯强基于对我国能源现状和发展约束的理解，认为我国低碳转型战略应该是节能为主，发展清洁能源为辅，通过清洁能源多元化积极寻找石油替代，保障能源安全。需要通过能源战略调整，推进量到质的转变，选择更为清洁有效的能源结构。能源战略调整之一是改变以前简单地从能源供给侧考虑满足能源需求，将节能（能源需求侧管理）作为满足能源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能源战略调整之二是改变仅受资源约束的能源供需增长和能源结构战略规划，对能源供给结构量加上碳排放约束。能源战略调整之三是改变仅仅从能源供给侧考虑能源安全。改变以往能源安全观，将能源多元化和清洁能源发展作为能源安全重点，并且注重国际油价走高和大幅度波动对整体经济运行的影响。

一些专家更多地看到能源战略共赢与合作的一面，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面临的是更多的机会和发展空间，中国要在能源领域开展双边、区域和国际组织合作。张国宝认为中国的能源战略应注重多元国际合作，即多品种合作，煤、油、气都要注重与海外的合作，包括电力也是，加强东北地区和俄罗斯的输电合作，每年从俄罗斯进口一部分电。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合作，向这些周边国家出口电力。王建认为中国的能源战略是要积极参与构建新的国际能源体系，构建政府层面的多边能源对话机制，承担大国的责任，这也是中国经济强国软实力重要的组成部分。解决能源问题采用多元化战略，周边是重点。要重点关注几个战略资源国，如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等。在利用世界能源的过程中，中国要用两条腿走路，即陆路和海路并重。中国作为一个欧亚大陆两栖国家不能放弃管道通道，有一部分石油能源要通过陆路通道来，如果没有管道，将过多地依赖于海外市场和海洋通道，在进行某些战略博弈的时候，将会处于不利地位。将来要把金融的手段做起来，要参与到金融活动的过程中去，取得能源金融的话语权。而取得话语权或者说定价权并不是简单地建立期货市场，最后的解决途径是需要有金融控制权。

在迈向经济强国的道路上，加快石油替代能源的开发，可以减少世界石油生产、价格的波动和石油输送过程中的风险对我国的影响。我国应重点发展非常规天然气替代，加快发展电动力替代，积极发展生物质替代，有序发展煤基替代。

第一，重点发展非常规天然气。美国页岩气开发的革命性突破、中国页岩气丰富的储量，使我们有理由实施大规模开发非常规天然气的战略。煤层气、致密气和页岩气是目前比较现实的非常规资源。与美国相比，除致密气外，我国煤层气、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潜力巨大，页岩气地质资源潜力为134.42万亿立方米，可采资源潜力为25.08万亿立方米（不含青藏地区）。^[4]但中国页岩气的气藏条件比美国复杂很多，气藏地主要位于严重缺水的山区和荒漠地带，同时，我国页岩气开发的技术水平较低，要实现页岩气的大规模商业性开发，还需要若干年的努力。除了技术方面，美国的成功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以下有益借鉴：一是成功建立了配套的基础设施，培育较为健全的天然气市场机制，二是政府在开发页岩气的宏观调控方面，积极使用财税调节工具，来引导企业积极进入页岩气的商业化开发中。我国应充分把“美国发展页岩气的经验”与我国实际紧密结合，发挥后发优势，在短期内快速突破相关瓶颈，使得页岩气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5]

第二，有序发展煤基替代能源。我国富煤、缺油，这种化石能源资源的禀赋特点意味着充分利用煤炭资源，发展煤基能源产业对保障我国能源供给、迈向经济强国有着深远的意义。相对丰富的煤炭资源，已较成熟的煤制油技术，可以成为我国应对高油价的“一张底牌”。

在环境容量和水容量允许范围内建煤制油，是应对高油价的重要手段。煤化工所生产的液体燃料，尤其是甲醇和二甲醚是绝好的车用液体燃料，可以部分缓解我国石油的短缺。同时，甲醇还可以用来生产烯烃和丙烃，用煤化工去“替代”一部分传统的石油化工，以减少石油消耗。(www.daowen.com)

煤基能源以生产洁净能源和可替代石油化工产品为主，如煤制甲醇、煤制二甲醚、煤制油、煤制烯烃、煤制天然气等。2012年4月以来，国际和国内煤价出现比较大幅度的回落，而国际油价则基本维持稳定，国内煤炭相对于石油的比价效应增强，因此，当前正是发展煤基替代能源的良好时机。

煤基能源产业要取得良好经济效益，一是必须走规模化发展的路子，使之符合国家发电行业的产业政策和大机组、洁净煤发电的发展趋势，符合现代煤化工产业化发展趋势。二是要走生态工业园区建设模式。另外，由于煤基气态能源产业发展具有技术含量高、投资风险大等特点，所以，应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重视清洁能源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增加有关的科研投入，走产学研的合作开发模式。

第三，加大海上油气开采。加大海上油气开采，对提高我国油气产量的效果立竿见影。但油气开采不慎会导致严重的环境生态的破坏，加大海上油气开采要避免类似渤海溢油事故再次发生。我国应当保陆地拓海洋，保近海拓展远海油气开采，把渤海已探明的油田放慢开采步伐或作为战略石油封存，进一步提高东海、珠江口、北部湾、莺歌海及琼东南等海域现有油气田的采收率，加大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并依靠技术进步加快深水区勘探开发步伐，提高深远海油气产量，到外海、国外建立国家石油基地。同时，要把加大海上油气开采的重点放在支持钻井井下控制工程、特种钻机和关键工具等高端仪器装备研发，以及勘探开发生产急需的关键技术和超前技术储备上，努力攻克特高含水油田、低／特低渗透油气田和稠油油田开发中的关键技术瓶颈，完善配套工艺和装备，提高采收率、降低成本。

第四，加快发展电动力替代。我国电动车的经济技术性已有重大突破，未来具有规模发展的良好前景。不论是以内燃机为主动力的油电混合动力车，还是以锂蓄电池为主动力的电油混合动力车，都可以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电力，能降低油耗15%～50%。^[6]

根据我国自然资源、市场的优势，发展电动车的方向要坚持有市场需求的纯电和混合动力汽车相结合。同时，鼓励企业不断提高动力电池、电机、动力总成等核心技术。

第五，积极发展生物质能。我国发展生物质能必须坚持不与民争食、不与粮争地的原则，充分利用农闲地、非可耕地，重点攻关以纤维素为原料的二代技术和以含油藻类合成生物柴油的三代技术。当前，最具现实可能的是甜高粱乙醇，它是从粮食向秸秆类木质纤维素原料过渡的1.5代生物燃料。据测算，仅新疆一地，在不影响当地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就有300万吨的甜高粱乙醇产能，我国还可输出技术，在非洲等地建立甜高粱乙醇工厂。^[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