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阶段的讨论^[5]，目前学界还有不同意见。刘世锦认为：到2015年左右，也就是“十二五”末、“十三五”初，我国将进入增长速度回落的时间窗口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可能下一个较大台阶，由近些年的10%以上的增长率下调至7%左右。^[6]刘世锦进一步明确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将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转换。刘树成的研究指出：世界经济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期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或称增长阶段转换期。刘树成的研究结论认为：7.5%至9%的区间可称为中高速增长区间，我国经济开始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7]

本书认为：自2010年第二季度算起，至2013年第二季度，我国经济连续13个季度下滑，新一届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宏观调控措施，到2013年的7月和8月份，宏观经济运行的许多指标出现企稳势头，并初步稳定了市场预期。从2013年到2020年的战略节点，我国的经济将进入一个中高速的经济增长阶段，这是我国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必须清晰认识到的一个宏观经济背景。

事实上，经济增长适度回落是经济达到中等收入之后的普遍规律。从国际比较看，二战以后的日本、韩国、德国等一批成功追赶型国家，都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高速增长之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回落，回落的幅度平均在30%～40%之间。在这个阶段，这些国家开始由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高速增长阶段，再过渡到中速直至低速增长阶段。李克强总理提出，“作为我们这样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已从原来的高速进入到了中高速阶段”^[8]，“我们要在必要和可能之间、在转型升级与保持合理增长速度之间，找到一个‘黄金平衡点’，使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保证较为充分的就业，同时要加快结构调整，着力提质增效，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9]

本书认为：我国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应控制在7%～8%，防止经济增长跌破“下限”，经济增长将由高速增长转入到中高速增长阶段，这是我国经济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趋势。这其中的含义主要有两点：一是“中速”是相对对内而言。“中速”是指在保持30多年每年平均近10%的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增速逐步回落，中长期预期增速在7%～8%左右，像以前那样动辄10%以上的增速将难以再现。二是“高速”是相对对外而言。根据IMF的统计数据，2011年全球GDP增长率为3.8%，美国、欧元区的GDP增长率仅为1.8%、1.4%，日本的GDP增长率更是出现负值。因此，我国7%～8%的增长速度相对其他大国经济来讲仍然是高速。综合起来看，我们可以用“中高速增长阶段”来概括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基本特征。

那么，做出我国未来十年左右经济增长将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的判断依据何在？我们的研究认为，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自2011年中国在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世界现有的以美国、日本等经济强国对中国发展的制约因素正在加剧。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秩序红利、格局红利，不愿看到一个强大中国的崛起，不惜代价试图掣肘中国经济的发展。^[10]我国经济发展面对的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科技投入、创新能力不足，科技进步贡献率40%，与发达国家70%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大量出口产品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少数高端产品出口也受到打压，与发达国家竞争处于明显劣势。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成本提高、汇率上升，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以较低的成本和价格参与国际分工，我国在一些传统领域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这种“前堵后追”的局面使我国拓展国际市场的空间逐渐缩小。

第二，经济外部需求的常态萎缩。支撑我国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我国走的是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我国经济的主体力量是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依靠国际市场消化国内产能，以此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面临的下行压力和潜在风险有所加大，从而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短时期内，经济同样很难有很大的改观。这对我国稳定出口提出了严峻挑战。美欧等经济强国相继提出“再工业化”“2020战略”“重生战略”等措施，发展中国家也在努力调整发展模式，重塑和加快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抢占国家分工的制高点，这使得我国的外部需求环境雪上加霜。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审时度势，提出了“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的战略方针。因此，经济外部需求的常态性萎缩是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的重要因素。

第三，能源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李克强总理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8%，可以说是奇迹。但是到了目前这个阶段，如果依然过度依赖投资，能源、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会越来越明显，高速增长靠高投入、高能耗，难以为继了。”^[11]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我国石油和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56.4%、56.7%，能源资源的瓶颈制约因素在逐步凸显。多年来，我国走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经济发展路子，原油、原煤、天然气、铁矿石等重要资源的供给制约因素在加剧。与世界经济强国相比，我国单位产值所消耗的能源、废气排放量、废水处理量等指标都有很大差距，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我国的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十面霾伏”严重影响人民生活，这不仅是对传统发展路子的惩罚，也是能源资源环境制约因素进一步加剧的突出表现。所以，我国主动调整经济发展速度，逐步放缓经济增长步伐，以使经济增长能够适应我国资源禀赋特征和突破能源资源环境约束，是我国经济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内部因素之一。

第四，传统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少。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看，劳动力供给的短缺更加明显，“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根据相关课题组的研究表明，中国劳动力成本10多年来大幅增长近4倍，单位小时劳动成本由2000年的0.6美元增加至2011年的2.9美元，已相当于泰国的1.5倍、菲律宾的2.5倍、印尼的3.5倍。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少。统计资料显示，2012年我国15岁至59岁劳动力为9.37亿人，比2011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69.2%，比2011年末下降了0.6个百分点。预计到2015年，我国15岁至59岁劳动力总量将会减少到9.28亿人，到2020年的战略节点上，这个数值估计会减少到9.16亿人。^[12]与此同时，我国的老龄化趋势在不断加强。自从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步伐明显加快。截至2013年9月底，我国老年人口总数已超过2亿。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老年人口规模预计将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与当今世界经济强国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所面临的形势更严峻，问题更复杂，困难更多。因此，这就从客观上决定了我国依靠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人口红利”支撑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第五，经济结构矛盾的必然反映。从发展结构看，我国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已经在逐步凸显，内需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这“五大结构”的失衡，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以产业结构为例，我国第一产业基础不稳、第二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问题仍然突出。2012年，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分别为：10.1%、45.63%、44.6%，可以看出，我国的产业发展仍然是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与世界经济强国相比还处于明显滞后的发展阶段。应当说，我国在今后一个发展时期，必须深入实施建设科教兴国战略、创新型国家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积极构建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主动调低经济增长速度，为经济结构调整留出时间、腾出空间。如果继续追求过高的增速，不仅违背经济发展规律，而且还会加剧已有的结构性矛盾，损害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从经济发展结构看，我们及时主动调整经济增长预期与增长速度，同样是我国经济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然，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城镇化相对滞后等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和拓展空间，我国释放“大国红利”还有很大的余地，中长期平均增速维持在7%以上是有很强保障的。同时，经济调整需要有一个过程，社会各方面（政府、企业、居民个人等）接受经济增长调整同样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事实上，如果经济增长率过快、过急地大幅度下降，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不利于稳定市场预期。

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的调整应该是分阶段调整，我们的研究认为：我国经济增长调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13年到2020年，我国经济增长先从高速转入中高速，增长速度控制在7%～8%的区间内，估计到2020年这个战略节点上，我国的GDP总量将会达到123201亿美元，人均GDP将会接近10000万美元的水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13]这个阶段是我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机遇期，这样的增长速度能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保障。第二个阶段是从2020年到2050年，我国经济增长从中高速转入中速增长，增长速度力争在5%～7%的区间内，预计到2050年这个战略节点上，我国的GDP总量将会达到695703亿美元。^[14]这个阶段是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未来机遇期，这样的增长速度能够确保我国最终达到实现经济强国梦的伟大目标。

我们可进一步进行推算：根据IMF的统计数据，2012年美国的GDP总量为15.68万亿美元，若以年均2.1%的GDP增长率进行核算，中国的GDP将在2030年左右赶上或超过美国。^[15]届时，我国将重新回到世界经济总量第一的地位，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会更近一步。

【注释】

[1]《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www.daowen.com)

[2]IMF：Currency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COFER），September 30，2013.

[3]陈继勇、郭夏杰、黎珊：《后危机时代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演变中的战略应对》，《世界经济研究》，2012年第12期。

[4]杰里米·里夫金著，张体伟、孙豫宁译：《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5]有关经济发展阶段的讨论，发展经济学一般从工业化、城市化等发展阶段来论述，本文从狭义的经济增长速度阶段来探讨这个问题。

[6]刘世锦：《我国增长阶段转换与发展方式转型》，《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7]刘树成：《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4日。

[8]李克强：《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经济形势报告》，《工人日报》，2013年10月21日。

[9]李克强：《李克强总理与专家学者和企业负责人座谈经济形势》，新华网，2013年11月4日。

[10]魏礼群：《由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发展战略》，《新华文摘》，2013年第18期。

[11]李克强：《李克强总理与专家学者和企业负责人座谈经济形势》，新华网，2013年11月4日。

[12]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0页。

[13]这里取年均增长率7%至8%的中位数7.5%来估计GDP总量。

[14]这里取年均增长率5%至7%的中位数6%来估计GDP总量。

[15]此处的核算依据是：按照IMF的统计数据，美国2010年、2011年、2012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2.4%、1.8%、2.2%，取这三个数的均值为2.1%；中国的GDP增长率在2013年至2020年间取7.5%，2020年至2030年间取6%，按此数据进行计算，到2030年时，中国的GDP总量为220634.2亿美元，美国的GDP总量为227934.2亿美元，中国基本赶上或者有可能超过美国的GDP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