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吸引了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来解读和解释我国的“经济奇迹”，并将其上升到大国发展道路的一般理论层面。林毅夫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上取得的奇迹在于发挥了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创造出产品较高的国际和国内竞争力。^[6]另外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经济奇迹所创造的大国道路特征体现在社会平等、贤能体制、制度有效性和中性政府四个方面，并认为中国道路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7]也有研究者认为：中国三十年的大国发展历程主要完成了两个任务，那就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8]

本书认为：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及走出的大国发展道路，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始终坚持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比较优势，优化了资源配置，在经济全球化时期提高了参与国际分工的竞争力，使经济发展享有了“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储蓄红利”。^[9]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基本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逐步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初步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加强，改革与开放相互协调的新格局基本形成，推动我国逐步成为经济大国。

改革开放是国家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从总体上来看，我国改革开放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改革启动阶段”“改革全面展开阶段”“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攻坚阶段”四个阶段。

在改革开放启动阶段，安徽小岗村率先开启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序幕，并突破了农村长期实行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生产经营体制，推行了“包干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改革有力地动摇和瓦解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基础，使得农业经营方式实现了由集体经营向家庭承包经营的根本性转变，农民得到极大好处，粮食产量迅速增长。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夕，这是我国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这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逐步从农村转向城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第一次正式将“商品经济”写进党的文件，并将“增强企业活力”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20世纪80年代末进行的价格改革，通过“双轨制”逐步引入市场机制，从根本上打破了由计划配置资源的单一途径，为发挥市场竞争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奠定了基础。

从1992年春到2003年10月，是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中共十四大的召开，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大型企业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在优势领域和国有经济命脉部门逐渐发挥主导作用，并在全球配置资源、增强国际竞争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为创造国企改革红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对内改革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攻坚阶段。这一阶段经济改革的主要特点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市场化导向，经济各项改革及配套改革纵向全面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等领域做出全面部署，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前行的每一步都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尤其和历届三中全会的重大部署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届三中全会都承担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不仅体现了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目标和经验，而且往往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奋勇向前的航标灯、加油站。从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南方谈话；从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届三中全会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脉络、主线索（见表3-2）。

表3-2　历届三中全会简要回顾

具体地来看，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大国道路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释放农村改革红利，促进“三农”问题初步解决。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改革的成功，有力地维护了中国全社会的安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率先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这一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促使中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改革红利得到极大的释放。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等战略性的体制改革，为促进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繁荣、农民的富裕和农村改革红利的有效释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农业持续发展的同时，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农民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2012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917元，农民增收实现了“九连快”。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到2013年，我国粮食年产量已首次突破6亿吨，粮食生产“十连增”已成定局。

第二，逐渐完善市场化价格机制，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最有效的调节手段，价格体系的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价格改革的序幕，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加快了价格改革步伐，为积极理顺价格做了有益的探索。此后，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又着重推进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市场化进程，加强对垄断行业价格的监管，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格体制，进一步释放价格改革红利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80%以上的实物商品和服务价格均已放开，由市场调节。截止到目前，我国除了利率、汇率、石油、天然气、电力、土地等采取有管制的价格政策之外，其余的实物商品和服务基本都由市场定价。应当说，我国市场化价格体制的逐步完善，对于积极发挥价格信号对市场主体的引导作用，积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不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从公有制经济看，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国有企业微观经济基础再造任务已初步完成，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已成为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竞争主体。通过国有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企业制度创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新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为支持国有大型企业做大做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企改革红利有效释放、发挥国有经济主导性作用等提供了体制保证。从2003年到2011年，我国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从10.73万亿元增长到39.25万亿元，年均增长17.6%。^[10]截止到2012年底，我国大型中央企业数目已经减至115家，有30多家大型央企进入世界500强。从非公有制经济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在市场机制和政府支持的共同作用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快速成长，企业数量迅速增加，素质不断提高，活力明显增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全国工商联研究室的统计表明，2012年，各种性质的经济成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国有和国有控股占30%～33%，外资和外资控股占12%～13%，其他55%左右是由民营经济创造的。

第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积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财税体制改革影响着收入分配体制、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财政决策权等一系列事关经济社会全局性的改革。从新中国成立之初高度集中的财税体制，逐步过渡到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分级管理，再到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我国的财税体制为不断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接轨，不断地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变，不断地释放财税改革红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在支持国有企业税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个人所得税改革等方面，财税改革为广大农村家庭和人民群众共享改革红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提供了重要支撑。据统计，我国2012年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1.7万亿元，较之1978年的1132亿元有了很大的提高，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和宏观调控能力得到有力的提升。

第五，释放巨大的人口红利，提升劳动力配置效率。根据有关学者的测算，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合计达到67.64%，^[11]劳动投入是我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从就业人口的绝对数量来看，我国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人口增长模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就业人口增长速度快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这就是“人口红利”的来源。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劳动力市场的构想，并确定了劳动力就业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这为我国释放巨大的人口红利指明了改革的方向。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内地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企业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创造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极大地提升了劳动力配置效率。据统计，从1978年到2012年底，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年均超过一千万人，这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六，释放投融资体制改革红利，资本深化逐渐得到加强。按照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最根本差距在于人均物质资本量的不同，为了实现自我增强的经济增长，投资占收入的比重必须从5%提高到12%或者更高的水平。高储蓄与高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投资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之一。改革开放历程中，我国积极推进金融、能源、铁路、电信等领域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推动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由农村向城市、由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持续转移，这是我国经济能够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既是这种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也是劳动力得以持续转移乃至这种增长模式得以持续的关键原因。1978—1991年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平均为28.85%，在1992年到1996年经济高涨时期上涨到35.4%，此后逐渐回落。根据国家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率达到20.6%，这一增长率不仅高于经合组织国家，也高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www.daowen.com)

第七，深化对外体制改革，释放对外开放红利。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始终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对外开放，是中国自1978年以来实行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在借鉴发达国家发展历程、研究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的重大实践。1979年和1980年，深圳、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这是我国释放对外开放红利的初始阶段。此后，大连、秦皇岛、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进一步实施开放政策，南京、武汉、重庆等沿江、沿边及内陆省会城市进入全面开放的阶段。我国在2001年11月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地位迅速提高。这些对外开放措施为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有效释放对外开放红利、促进国内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如前文所述，我国2012年贸易进出口总额为3.87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并连续四年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六年位居世界第一位。

【注释】

[1]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本文数据主要根据中国各年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IMF等机构的相关研究成果计算得出。

[3]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4]郭金兴：《中国经济增长30年：经济奇迹的解释和展望》，《政治经济学评论》，2008年第2期。

[5]蔡昉、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

[6]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格致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199页。

[7]姚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0—95页。

[8]陆铭：《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9]本书编写组：《释放改革红利》，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10]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十八大报告：国有企业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2页。

[11]蔡昉、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