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前，经济学界一般不承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着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目前，学界普遍承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存在着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这是由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赵德馨等人通过对1949—2009年这60年经济增长曲线的研究，提出我国这60年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之”字形轨迹。^[13]刘树成、樊明太等人则追踪研究了“十五”等时间段的经济发展特征，提出我国经济波动出现一种“微波化”的新态势。^[14]何谦等人运用单位根检验等方法来分析我国1978—2005年间经济波动的趋势，提出应当从供给角度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历程。^[15]

经济的周期性是根植于现代社会经济的普遍现象。从1949年到2012年，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螺旋形上升趋势，但就经济增长速度而言，则呈现出典型的“快速—缓慢—快速”的特征，这就表现出经济波动的特征。从总体上，我国呈现出明显的“之”字形特点（见图2-6）。

图2-6　1952—2012年我国GDP增长率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统计年鉴》整理。

从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1949—1952年是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中国经济以相对较快的速度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这个时期，社会总产值增长82.2%，年均递增22.81%；工业生产总值1952年比1949年增长144.9%，年均增长34.8%；1952年工业在工农业产值中的比重上升为41.5%；1952年农业总产值达483.9亿元，比1949年增长48.5%，年均增长14.1%；整个国内市场欣欣向荣，1952年商品零售总额达到276.8亿元，进出口贸易总额达64.6亿元。^[16]新中国的诞生和三年恢复时期的成就为即将开始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见表2-1）。

从1958年到1978年间，我国经历了波及全国的反右斗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经济调整过程、中苏关系恶化等严峻局面，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经济大上大下剧烈波动。从1958年到1965年、1966年到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分别为6%和8.5%。从1957年年底到1978年年底，按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增长3.25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0.84倍；1958年到1980年，全国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4339.39亿元，是“一五”时期新增固定资产的8.82倍。^[17]相对而言，慢于世界总体经济增长速度。

表2-1　1952—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基本指标（单位：%）

数据来源：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

根据麦迪森的估计，1952年到1978年，我国GDP年均增长达到6.68%，人均实际产出增长了82%，劳动生产率增长了58%，人均收入提高了80%，资本存量年均增长了7.7%。^[18]

从1978年到2012年，我国面对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巨大转变，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中国经济社会的面貌从此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因此，从图26中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轨迹存在着显著的“之”字形运行特征。

张连城研究了从1953年到2005年的中国经济增长轨迹，并提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根植于现代社会经济运行中的普遍现象，没有哪个已经实行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能够消灭或者熨平经济周期，只是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经济周期具有不同的特征而已。^[19]整体上来看，我国从1953至2012年出现了8次比较明显的经济周期（见表2-2）。

表2-2　1953—2012年中国八次经济周期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首先，经济周期性波动表现为变位波动。由于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路径已经提高，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表现为高位波动。根据可比价格进行推算，从1958年到1978年，我国GDP的平均增长率不到5.2%，从1978年到2007年，平均增长率则上升为9.75%，而从1992年到2007年，平均增长率更高达10%。这就是说，1978年以后，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已经上移，并且一直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波动。

其次，经济波动的另一个明显特征表现在波长上。如果按波峰年计算，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共经历了3个周期；按波谷计算，即从1961年到1981年的20年间也是经历了3个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约为6.7年。但是，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周期的波长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按照波峰年计算，在1978年到2007年的29年间，经济运行共经历了3个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为9.7年；如果按波谷年计算，从1981年到1999年的18年间则经历了两个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为9年。这就是说，1978年后，我国经济周期的长度比纯粹的计划经济时期延长了2年多。

再次，经济周期的第三个明显特征表现在波幅上。1978年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经济波动的幅度不断减小：从1958年到1964年的第一个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率最高为21.3%，最低为－27.3%，波幅高达48.6个百分点；1964年到1970年的第二个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率从18.3%跌至1967年的－5.7%，波幅仍高达24个百分点；而从1970年到1978年的第三个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率从19.4%跌至－1.6%，落差仍高达21个百分点。同时，我们注意到，1978年以前，每当经济跌入波谷时，经济都为负增长，表现为古典型周期，用“高台跳水”“大起大落”来形容1978年以前周期的波动幅度一点都不过分。然而，1978年以后，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1978年到1984年我国的第四个经济周期以及1984年到1992年的第五个经济周期，和1992年到2007年的第六个周期，波幅分别为6.5、11.4和6.6个百分点。并且无论是哪一次周期，经济运行到谷底时都再没有出现过负增长。这就是说，经济周期不再表现为古典型周期，而是表现为增长型周期。经济波动幅度的缩小意味着我国的经济运行更加稳定。

最后，在计划经济时期，无论经济运行到波峰还是波谷，都不会出现显性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而是表现为产品短缺；但当产品的价格放开以后，这种情况就得到了根本的改观。从实证的角度来看，1990年和1999年，当中国经济运行到谷底时，产品不再表现为短缺，而是表现为市场疲软，即产品过剩，并且1996年以后还出现了通货紧缩。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波峰年的1992年和2007年都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

应当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表明对于我国经济波动的教训分析就尤为珍贵。

第一，要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从1949年到1978年的这段时期，当时领导人出于对我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的考虑，选择了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赶超战略，这样的战略选择为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经济的缓慢发展和经济的剧烈波动。赶超战略所扶持的产业部门，由于不符合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只是依赖于扭曲价格和国家保护政策（如金融支持、市场监管、贸易壁垒）才得以生存，这些产业必然是缺乏效率、竞争能力和自生能力的。^[20]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注意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是我国经济波动带给我们的重要教训之一。

第二，经济建设必须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是有其特定的运行规律的，如果人为地干预或者破坏经济规律，就会容易出现剧烈的经济波动现象。邓小平同志曾告诫：“我们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经济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这是完全正确和极其重要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在经济社会领域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等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举措，不仅没有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反而造成了经济社会的历史性衰退，给国民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因此，我国经济波动的相关历程充分表明，要取得经济建设的成功，必须按照经济客观规律来办事。

第三，要注重发挥宏观调控在熨平经济波动中的作用。经济波动是任何一国经济运行中都会客观存在的，这是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使然。但现代经济理论研究表明：在经济运行中，可以适当地发挥宏观调控在熨平经济波动中的作用，比如通过合适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来有效地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适时进行宏观调控，推出“四万亿”的宏观调控政策，有效地避免了经济的大幅度下滑，为我国在世界上率先走出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当然，我们需要辩证地对“四万亿”的宏观调控政策所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分析，其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可能性加大及收入分配格局的恶化等负面影响同样值得我们深入研究。^[21]但从整体上看，灵活地运用宏观调控政策，仍然是有效熨平经济波动的重要途径。

【注释】
(www.daowen.com)

[1]林毅夫、蔡昉、李周著：《中国的奇迹》，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前言部分。

[2]吴敬琏：《吴敬琏改革论集》，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版。

[3]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没有现成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5]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版。

[6]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7]李稻葵：《别了，大卫·李嘉图》，《大国发展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页。

[8]欧阳峣：《大国综合优势》，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

[9]慕海平、张占斌：《改革是最大红利》，《光明日报》，2013年6月14日。

[10]邹东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本经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1]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没有现成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12]宋洁尘、叶素云、叶振宇：《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2012—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70页。

[13]赵德馨：《新中国六十年经济发展的路径、成就与经验》，《百年潮》，2009年第10期。

[14]刘树成、樊明太：《中国经济波动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0年第5期。

[15]何谦、金玮等：《中国经济波动的性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长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16]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139页。

[17]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论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6期。

[18]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55页。

[19]张连城：《中国经济波动的新特点与宏观经济走势》，《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年第3期。

[20]张占斌：《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政治经济学解析》，《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4期。

[21]张生玲：《“四万亿”投资的进展与效果》，《宏观经济管理》，2009年第12期；梅经：《提振经济不会再推新版“四万亿”》，《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