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的辉煌》一文对“康乾盛世”由鼎盛时期坠入到落后挨打的历史进程做了深刻反思,并指出:康、雍、乾三代君主,英明有为,但是面对世界范围工业革命历史性大变动、大转折,却茫然无知,毫无准备,甚至采取错误的对策,把门关上,最终导致中国的长期落后。[22]的确,大国衰落的背后,是历史的必然性,也是国家的痛楚所在。
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我国在乾隆终年之际(1799年),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粮食产量达到2040亿斤。当时随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的巴罗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出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在欧洲居首位的英国为10∶1。[23]“康乾盛世”时我国的手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手工劳动的分工进一步细化,商品市场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育。到18世纪末,中国的对外贸易急剧增长,单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购买茶叶的贸易额就高达400万两白银。
在此“盛世辉煌”的背景下,“康乾盛世”的统治者们关起了国家大门,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反对变革,同时又故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并加强集权和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欧各国,正以科学革命主导国家的发展。随着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西欧各国进行了一系列改天换地的大革命,迅速地脱离封建传统的发展路线而加速前进,开始跃上世界文明的制高点。据统计,以英国为例,1776年至1800年棉纺织出口从670万英镑增加到4143万英镑,24年间增长了5.18倍,到18世纪70年代时,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50%,英国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落后就要挨打。清朝政府自恃“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而拒绝开放、拒绝变革,其结果只能是在100多年的盛世之后进入衰退的轨迹。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大国之衰铸成了大国之痛,今天再来反思这段历史,其教训可以总结成以下几点:
第一,要善于把握历史发展的重大机遇。近代的中国,由于封建制度走向腐朽,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闭关自守,在近代工业革命的滚滚浪潮中,中国没有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机遇,最终落后于近代工业革命中迅速崛起的西方各国,并陷入屈辱和落后的悲惨境地。而西方各国从1500年的地理大发现开始,紧紧抓住历史与现实赋予的每一次机遇,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家在近代的崛起无一不是如此。进入21世纪,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战略机遇期”的概念,我们好好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真正利用好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的机遇期,为实现经济强国目标奠定基础。[24]
第二,要善于推进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随着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工业化的发展,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革命爆发,西欧各国进行了一系列改天换地的大革命,迅速地脱离封建传统的发展路线而加速前进,开始跃上世界文明的制高点。据统计,以英国为例,1776年至1800年棉纺织出口从670万英镑增加到4143万英镑,24年间增长了5.18倍,到18世纪70年代时,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50%。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英国迅速完成了向经济强国迈进的目标。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阶段,充分利用好工业化和城镇化这一对“驱动轮子”,对于我国实现经济强国梦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第三,要善于鼓励国家科学创新机制的形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7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席卷了欧洲。1543年,欧洲科学革命先驱哥白尼发表了《天体运行论》,阐述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天文学说。特别是在17、18世纪之交,牛顿发现了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继牛顿之后,大批科学家、发明家等涌现,一个以科学、技术、实验为三位一体的科学创新机制开始形成,推动了西欧各国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而中国封建盛世的统治者却将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最终使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沦为落后国家。当前,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我国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已经刻不容缓。
第四,要善于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说:“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5]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将西方社会迅速推到一个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而相形之下的中国却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中蹒跚前行。因此,这段大国之衰的历史警示我们:要善于建立开放型的经济体系,要对当前和未来世界的大变动、大发展、大转折有一份清醒的认识,对我们的国情要有充分的把握,在对外开放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
第五,要善于推动国家变革力量的形成。像荷兰、英国等经济强国的崛起,无一不是依靠推动国家变革力量而逐步实现经济强国的目标。如荷兰人推动商业银行制度、股份制的变革,英国“光荣革命”对政治制度的变革等等,都为这些国家的繁荣发达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中国封建盛世的君主们却故步自封,拒绝变革,扼杀国家改革力量的形成,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衰败与落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理念,“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等思想正逐渐深入人心,这同样是对大国之衰、大国之痛应有的历史反思。
【注释】
[1]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页。
[2]田昌五、漆侠:《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一卷),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3]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页。
[4]侯家驹:《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205页。
[5]方行:《中国封建经济论稿》,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页。
[6]“押租制”即佃农必须交纳租金才能租种地主土地的一种制度,俗称“买耕”。
[7]方行:《中国封建经济论稿》,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18页。
[8]林毅夫对18、19世纪以后中国为何会落后于西欧国家,工业革命为何没有发生在中国等问题做过系统的阐述,具体可参见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www.daowen.com)
[9]项斯言:《从历史盛世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民日报》,2002年5月11日。
[10]张世平:《盛世战略》,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部分。
[11]贺润坤:《试论中国封建盛世形成与发展的主导力》,《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12]《学习时报》编辑部:《落日的辉煌》,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3]孟德成:《中国历史“五大盛世”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启示》,《前沿》,2010年第24期。
[14]方行:《中国封建经济论稿》,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3页。
[15]李克强:《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行政管理改革》,2012年第11期。
[16]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页。
[17]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9页。
[18]以1990年国际元为单位,下同。
[19]根据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施发启译:《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相关数据整理。
[20]戴逸:《18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大国国力的比较》,《思考中国》,红旗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
[21]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22]《学习时报》编辑部:《落日的辉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23]张芝联等:《中英通使两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页。
[24]张占斌、周跃辉:《两个百年战略节点与中国经济强国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期。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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