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学家田昌五、漆侠等人的研究指出：中国封建时期经济发展的秘密在于土地问题，而土地关系的循环推动社会的组合和经济的发展。^[2]安格斯·麦迪森则主要从经济总量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封建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侧重研究了中国在公元9世纪到18世纪之间的经济表现。按照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从经济总量与人口增长、农业经济的发展等角度来刻画我国封建时期的经济发展情况。

从经济总量和人口增长角度看，分析从秦汉到清末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长期历史演进过程，可以清晰看到，我国传统社会在经济形态上呈现的特征十分显著，即经济上的高位运行与长期缓慢增长相并行。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长期雄踞世界前列，整个经济社会呈现出高度发达的态势。“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盛世王朝的出现，都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封建时期的经济发展呈现出高度繁荣的一面。另一方面，虽然封建时期的经济总量规模不断上升，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水平也稳步提升，但人均增长水平却长期保持缓慢发展水平。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我国封建时期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中的占比早在公元元年就高达26.2%，在此后1800余年间长期保持大致相似的比例，而且到1700年之前一直高于西欧诸国，反映出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长期领先、高位运行的特点（见表1-1）。

表1-1　中国封建时期的经济总量及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整理。

从上表可看出，在1700年以前，中国的经济总量规模基本与整个西欧社会的经济总量水平相持平，占世界总量比例维持在20%以上，这反映了我国封建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但该数据表格还可以反映出我国封建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长期停滞的现象。从1500年到1700年，中国与西欧各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基本处于同等发展水平，但在170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则明显低于西欧各国以及世界平均水平。这一方面表明西欧各国在16世纪到18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及商业革命的诞生，西欧国家经济增长开始呈现加速的趋势；另一方面又显示出中国在闭关锁国等政策推行下，开始落后于西欧各国和世界平均增长水平，衰落现象已经日益明显。

从人口增长角度看，依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中国从公元元年到1900年，人口增长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公元元年到1000年，中国人口总数基本维持在6000万人左右，第二阶段则从1000年到1900年，这个阶段的人口总数接近4亿。这就是说，中国在第二阶段后半期经济增长缓慢的背景下，人口却大幅度增长，在制度、技术等决定的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提高的前提下，我国封建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则呈现出下降趋势。

林毅夫的研究表明：西欧国家在公元1400年以后就开始赶上中国，理由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欧从美洲新大陆带回来大量黄金、白银，积累了巨额财富，所以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得以迅速提高。应当说，从经济总量和人口增长两个层面来看，中国在1400年到1900年这段封建社会时期，一方面经济总量由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人口规模的大幅度提升，社会财富并没有得到较大的积累，而西欧国家依靠地理大发现、商业革命等带来财富的流入，从而导致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欧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

从农业经济发展角度看，中国是世界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小农经济一直占据着经济社会的主导地位。在封建时期的经济发展中，农业一直占有最大的比重。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数据，到1890年，我国农业仍然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8%以上，并且农业产业使用了整个国家劳动力的4／5。^[3]侯家驹的研究指出：自商鞅以农战使秦国富强以后，重农政策已经成为战国后期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经济政策之重心。^[4]应当说，我国封建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历程，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大国经济的发展。(www.daowen.com)

帕金斯（Perkins）的研究表明，中国从1400年到1820年这四百余年的时间里，封建制度下的粮食总产出一直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粮食单产量从1038千克每公顷增长到1820年的1840千克每公顷，粮食单产量几乎翻了一番（见表1-2）。帕金斯进一步得出结论：中国传统农业在应对巨大的人口增长的同时，成功地维持了生活水准。

表1-2　中国封建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1400—1820年）

资料来源：Perkins.D.H，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Aldine，Chicago，1969.

此外，我国封建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始终与土地制度联系在一起。方行的研究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着国家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农民土地所有制三种制度形式。封建国家建立土地制度以调节三者关系，其核心是管理地主土地所有制。^[5]从秦汉到唐代中叶，封建经济土地分配的方式主要是国家干预土地分配，通过建立田制，即通过土地制度以限制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在这个时期，自耕农大量存在，自耕农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也是封建社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西汉政权从与封建地主争夺自耕农出发，开始攻击兼并农民土地的豪强地主，“除豪强、抑兼并”成为西汉政权的一贯政策，这是西汉出现“文景之治”的重要原因。此后，北魏、北齐、隋唐五朝等实行均田制，但由于国家的限制渐弛，土地兼并之风又开始兴起。而到明代以后，押租制^[6]流行，土地经营权开始进入市场流通，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土地面积的扩张和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了封建农业经济的发展。

从封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角度看，“重农抑商”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经济的基本政策，手工业和工商业发展缓慢。经济史学家方行的研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是在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逐渐向交换型农户转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农民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过程。^[7]

秦统一六国之后，在全国推行工商官营政策，对私人工商经营者实行严厉的打击。西汉之后，为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实行“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政策，受到打击的私营工商业迅速恢复发展，并使得商人开始成为与封建统治者争夺经济控制权的威胁者。于是，汉武帝开始实行国家直接控制工商业的大规模行动，私营工商业陷入低潮。唐、宋、元时期，政府在商品流通领域的控制有所放松，实行公布商税、保护商旅等政策，鼓励对外贸易，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速度非常有限。明清时期，我国的手工业和工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我国的手工业和商业有了长足进步，但在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等思想的统治下，这些产业的发展受到封建制度的极大制约。

而西欧国家却与此相反。15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打破了西欧传统的社会结构，而且直接促成了欧洲的工业革命和经济扩张，手工业开始蜕变为机器大生产，商业开始突破地理范围的限制，并逐渐形成世界市场。林毅夫的研究指出：西欧国家每当遇到技术发明瓶颈的时候，可以通过对基础科学进行投资的方式来克服这种瓶颈，并最终利用科技和产业的力量来开拓世界市场。^[8]亚当·斯密曾讲：“美洲的发现，经由好望角前往东印度群岛的航道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所记载的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件。”公元15、16世纪欧洲人开始了自己的地理探索之旅，世界也从此向欧洲人敞开，而中国的封建经济却在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等思想的统治下，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并逐渐失去了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