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斌^[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中国梦”的深刻内涵和远景构想，李克强总理亦数次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目标和实现路径。当前，我国正处于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2]、后发优势^[3]及大国综合优势^[4]等，是实现经济强国梦的重要保障。我们通过深入研究认为：从国土面积、自然资源、人口数量等资源禀赋角度看，我国具有巨大的市场红利空间；从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等经济总量角度看，我国具有巨大的规模红利空间；从体制改革、机制创新等体制机制角度看，我国具有巨大的制度红利空间。因此，市场红利、规模红利和制度红利，就构成我们首次提出的“大国红利”概念的三种基本构成要素。“大国红利”概念是综合了学界关于大国经济研究的大国综合优势、比较优势及后发优势等研究成果，并在更高抽象层面上提炼出的一个新的概念。进一步释放“大国红利”，形成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新动力，是我国到2050年实现经济强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必然选择。

一、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2012年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从经济总量、经济结构、经济效益、经济影响等层面来看，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

从经济总量看，我国已具备经济大国应有的经济规模。经济强国首先要有世界排名靠前的经济规模。1978年我国GDP只有1482亿美元，2012年我国GDP总量已超过74260亿美元，按照当期价格计算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约142倍，年均增长率约9.8%。2011年我国GDP达到73011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按照一般的经济理论，一个经济大国的经济规模应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6%左右，这是一个国家成为经济大国的必要条件。根据IMF的统计，2012年，美国、中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分别为21.2%、10.2%、8.2%、5.0%。应当说，从经济规模看我国已经完全迈入了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

从经济结构看，我国已具备经济大国应有的结构特征。经济学理论一般用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变化来反映农业现代化的水平，这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判断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重要指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目前农业劳动者就业比重每年下降约2个百分点，到2020年我国农业劳动者就业比重将由2011年的36%降至18%左右，这与世界经济强国达到高收入水平临界点时的比重将会很接近。此外，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2011年我国制造业产值为2.0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到2012年底，我国钢、煤、水泥、棉布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基本确立。因此，从农业就业比重、制造业产值等产业结构的特征来看，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正处于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挺进的战略机遇期。

从经济效益看，我国已具备经济大国应有的效益条件。2012年我国人均GDP为6094美元，已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发达省市来看，某些省市的经济总量或人均GDP已接近或超过世界上一些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我国已成为经济大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按现行汇率计算，2012年广东省、江苏省和山东省的GDP总量都已接近或超过荷兰、瑞士等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天津、北京、上海等省市的人均GDP已接近或超过波兰、匈牙利等一些欧美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另外，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自2006年超过日本，已连续六年稳居世界第一位，这对于我国继续运用外汇储备支持国家战略物资储备，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进一步提升我国的经济效益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从经济影响看，我国已具备经济大国应有的国际地位。一个国家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过程，必然是其在国际组织和事务中不断增加影响力与重要性的过程。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取得了年均增长率达到9.8%的骄人成就，被世界称为“中国奇迹”。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为世界所瞩目，“中国模式”受到全球关注，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开始出现“从西潮到东风”的研究热潮。我国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经济组织中掌握着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国际贸易规则、国际金融规则制定等领域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此外，我国在亚太经合组织、东盟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性组织中正日益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区域影响力进一步增强。我国在参与多边合作和全球治理的进程中，获得了经济大国应有的国际地位。

二、我国进入释放大国红利的新阶段

已成为经济大国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到了这个阶段，如果发展战略制定得当，经济大国的优势就能够很好地体现出来，可以说我国已进入释放大国红利的新阶段。那么，其首要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大国红利？“大国红利”的概念应该包括哪些内涵？

要界定“大国红利”的基本内涵，首先要对“大国”做一个界定。究竟什么是“大国”？什么是“小国”？学界至今并没有统一的理论阐释，也无法明确哪些国家属于大国范畴。国内外许多学者在研究大国经济问题的过程中，对大国的概念做了不同的界定。西蒙·库兹涅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分析国家大小对国内生产结构的影响时，采用人口数量作为尺度，并以1000万人口作为分界线将国家分为大国和小国两类。张培刚认为，发展中大国是指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历史悠久、人均收入低的发展中国家。^[5]童友好则指出，大国是指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大、工业部门体系齐全、总经济规模较大，对世界经济有相对影响力的国家。^[6]欧阳峣等学者则综合了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将大国定义为：大国是指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巨大、资源总量丰富等条件，或具有其中比较突出的条件以至于能够成为国际市场上某些产品价格制定者的享有主权利益的国家。^[7]

概括来看，上述几类定义实质上主要是从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来界定大国的内涵。但事实上，我们认为：在前文所述的经济大国所具有的“三大优势、三大红利”^[8]的基础上，大国的内涵应当包括总量规模以及制度示范等层面的内容，大国红利^[9]则是指由一个国家在资源禀赋、总量规模及制度示范等因素所带来的综合“效益”或“回报”，这种“效益”或“回报”既能够惠及本国，而且也能够惠及其他国家。

从资源禀赋层面看，大国能够带来市场红利。一个国家是不是大国，首先要看其拥有多少国土面积，一个国家的国土面积越大，自然这个国家就越大。其次，要看这个国家拥有的居民数量，一个国家拥有的人口数量越多，其市场空间就越大。再次，一个国家拥有的自然资源越丰富，那么其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源优势就越明显。整体上看，国土面积、人口数量与自然资源构成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越丰富，资源禀赋为这个国家所带来的市场效益或市场回报就越大，也就是我们所概括的“市场红利”就越大。这是因为，大国的国土辽阔适宜于各种经济作物养殖和耕作，能够为人口总量规模的扩张提供食物和空间，而大国庞大的人口总量又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的劳动力。事实上，大国因劳动力丰富而使得劳动力价格低廉，正是大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同时，这种优势又可以体现为很强的市场吸纳能力，也就是说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类型商品都能在大国找到一定的市场，这便是大国红利的构成要素之一——市场红利的来源。

从总量规模上看，大国能够带来规模红利。经济学界原本没有“规模红利”这样一个概念，一般用“规模经济”或“规模效益”来定义由于生产规模扩大、专业化分工提高而使得企业的单位成本减少，并形成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上升而逐渐递减的经济现象。规模经济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其开篇中斯密指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10]这就提出了市场规模的概念，这为后来“规模经济”概念的提出提供了基础。马歇尔最早明确提出了“规模效益”的概念，并认为大规模生产有利于节约原料，有利于采用新机械和新技术，大企业的大量采购导致价格低廉，大企业的大量运输有利于节省费用。此后，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迈克尔·波特等人对“规模经济”进一步做了深化。而大国显然在专业分工、原料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规模经济优势，这种优势所得到的“效益”或“回报”，我们就将其定义为“规模红利”。因此，这种“规模红利”可看作是“大国红利”的来源之一。

从制度示范层面看，大国能够带来制度红利。大国所带来的红利不仅仅局限于市场红利与规模红利，还可以为本国和其他国家带来制度红利。诺斯曾经指出，制度是一个稀缺要素，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11]大国进行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能够为本国带来经济增长，并为其他国家起到制度示范的作用，这种由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以及由制度示范所带来的“效益”或“回报”，我们将其定义为“制度红利”。比如，中国自1978年以后进行的改革开放，从体制机制层面进行改革创新，一方面为国家释放了巨大的改革红利，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另一方面，又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了制度示范的作用。像越南、老挝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不断借鉴中国的制度改革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发展绩效。这种由大国制度改革与创新所带来的“效益”或“回报”，不仅为大国本身带来了红利，同时还为其他国家带来了红利，这同样可看作是“大国红利”的重要来源之一。

综上论述，我们认为：“大国红利”是指一个国家具有在资源禀赋、总量规模、制度示范等方面的优势，并依靠这些优势带来市场红利、规模红利、制度红利等方面的“效益”与“回报”。一个国家要想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迈进，就必须充分发挥好资源禀赋、总量规模、制度示范等优势，最大限度地释放大国红利，从而为实现经济强国目标提供有力支撑。这对于我国实现经济强国梦具有很强的理论借鉴意义。

三、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

李克强总理在《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中指出：“我国已成为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12]15世纪以来，先后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这九个国家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大国，美国、日本和德国则是当今世界上的经济强国。经济理论研究表明，经济强国具有六个方面的内涵和特征：一是具有世界排名靠前的经济规模与较高的人均收入。二是具有很强的科技创新能力，掌握核心关键技术。三是具备高度化和生态化的产业结构，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四是具有高度的城市化，并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群。五是具有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发达稳健的金融体系。六是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具有很强的国际影响力。^[13]学术界一般用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占比、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服务业产值占比、城市化率、国际储备货币占比等综合指标来表征和量化经济强国。

结合经济强国的内涵特征和中国的基本国情，我国在体制机制、需求结构、科技创新、资源环境等方面与世界经济强国还有较远差距，实现经济强国之梦依然任重道远。

第一，体制机制障碍较多。世界经济强国崛起的历程表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强国目标的重要保障。我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通过改革开放的途径，使那些制约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阻碍生产力解放的体制机制逐步得到破除，农村改革红利、价格改革红利、国企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对外开放红利等得到极大的释放。但值得指出的是，当前我国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社不分、政事不分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财税体制弊端凸显，现代金融体系有待完善，所有制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不少新矛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制度都有待深化，这些体制机制障碍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转型。

第二，需求结构出现失衡。纵观当今经济强国的发展历程，其走的通常都是以内需为主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我国30多年经济发展的奇迹，主要是建立在过于依赖外部需求的基础之上。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张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升，世界性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日益加剧，国际市场的萎缩催生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从而遏制我国外需的增长。此外，我国的内部需求过度依赖于投资需求，而消费需求则相对疲软，大量财产性收入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大部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普遍不足，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不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11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为65.9%，而消费率则增长十分缓慢，这与经济强国消费率普遍在70%左右的目标还有很远距离。随着我国经济增速的回落，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失衡等问题将进一步暴露。

第三，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一个经济强国必定是一个科技创新强国，科技创新强国在产品创新、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品牌创新等方面具有核心竞争优势。应当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科技创新能力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等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效显著。但一方面我国原创性的发明、关键技术的掌握与世界经济强国有不少差距，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现有研究表明，2012年我国科技创新指数全球排名位居第18位，与科技创新强国还有较远距离。另一方面，我国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尚不健全，自主知识产权和名牌产品不多，新兴产业带动作用不强，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较弱。

第四，资源环境约束突出。一个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进程中，必然会遇到资源约束和市场约束两大制约因素。西方世界经济强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其先发优势弥补了资源环境的约束。而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发展走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路子，原油、原煤、天然气、铁矿石等重要资源的供给制约因素在加剧。2040年中国达到发达国家发展水平时，即使按照工业化国家中的低资源环境消耗水平，在未来的30年中，我国将消耗全球50%左右的石油、天然气、钢铁等资源。^[14]与经济强国相比，我国单位产值所消耗的能源、废水排放量等指标都有很大差距。IMF的研究表明，美国以21.2%的GDP世界占比消耗了世界一次能源总量的17.7%，而中国以10.2%的GDP世界占比却消耗了世界一次能源总量的21.9%。此外，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雾霾等天气频频发生，这都表明我国实现经济强国梦依然有很远的路要走。

针对我国在体制机制、需求结构、科技创新、资源环境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如何进一步发挥作为经济大国的综合优势、比较优势、后发优势这“三大优势”，进一步释放市场红利、规模红利和制度红利这“三大红利”，使“大国红利”惠及国内人民及更多国家，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为我国在2050年顺利实现经济强国梦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第一，释放改革红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今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经济强国梦的必由之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不断完善之中，这需要坚持市场的改革方向，不断破解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改革促进经济转型，不断释放改革红利。一是要注意发挥财政、金融、价格改革的杠杆性作用，推动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财政预算制度改革，这可以使人民更有效地监督财政收支、优化支出状况，使得公共财政支出更多地向民生倾斜。二是要在金融领域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要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三是要不断缩小城乡差距，逐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筹推进城乡就业体制、医疗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领域的改革。改革既要突出重点，也要统筹协调，深化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

第二，挖掘内需潜力，构建扩需长效机制。需求结构失衡是我国与经济强国的重要差距之一。在经济发展新阶段，国际经济形势和我国宏观经济特征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在增加，世界经济增长低迷成为常态。因此，我国必须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实现经济强国梦奠定坚实基础。挖掘内需潜力的重点是大力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城镇化的过程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是农民变市民的过程，意味着消费观念的更新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因此，无论是从供给角度还是从需求角度，推进城镇化都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和途径，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引擎。当前，我国2012年城镇化已达到52.67%，但户籍人口只有36%左右。在这种形势下，需要对我国的城镇化战略进行继承、调整和优化，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道路，需要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突破，为调整我国需求结构夯实基础。

第三，推动创新驱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世界经济强国崛起的历程雄辩地表明：科技创新在经济强国的崛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国正在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关键性阶段，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表面上看是从高速增长向次高速或中速增长转变，实质上是从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发展驱动转变。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要在稳增长中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推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方向升级。要把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通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充分发挥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将自主创新的国家意志有效转化为企业行为，努力推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通过完善合作创新机制，灵活选择合作创新形式，实施有效的产学研合作，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提供持续的创新动力。同时，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力度，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第四，优化经济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努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把转型升级作为中国经济由大变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一招，不仅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题中之义，也是推动我国实现经济强国梦的重要方面。一是要大力促进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工作力度，并努力化解过剩产能。二是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健康发展，积极构建我国产业竞争新优势，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要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壮大，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现代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发展老年服务业，努力把服务业打造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四是要积极实施“宽带中国”战略，把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作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战略基点，推动信息技术创新发展，培育信息消费新的需求。

第五，缩小区域差距，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我国在打造经济升级版、实现经济强国梦的征程中，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协调性、不可持续性是我们必须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我国区域广阔，各区域之间存在差距，这既是发展潜力，也是回旋余地。我们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要积极完善区域合作发展的协调机制，推进统一市场体系建设，推进各种综合试验区的改革探索，不断加大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力度。此外，还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认真落实各项扶持革命老区发展的政策措施，深入实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开发攻坚工程，努力构建和谐发展的区域格局。

第六，发展绿色经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大力推进绿色革命，打造绿色经济升级版，不仅是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内涵，也是世界经济强国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有效保障。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资源环境约束更加显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因此，我国要积极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将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原则融入经济建设的全过程，融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中。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三方面的关系，建立激励相容的改革机制。另外，要积极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促进资源集约利用，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形成覆盖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我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保障。

第七，深化对外开放，开拓未来发展空间。深化对外开放进程，创造我国开放新红利，既是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内容，又是我国迈向经济强国的战略路径。一是要实施海洋强国战略，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并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二是要创新开放模式，深化沿海开放，扩大对外开放，打造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均衡协调的区域开放新模式。三是要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着力打造一批世界知名品牌。四是要加快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坚持出口与进口并重，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五是要积极推动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加快推进中韩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上海自贸区等经济合作平台的建设，不断提高我国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G20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与区域组织中的地位，积极发挥我国在世界经济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博鳌论坛等对话机制中的主导性作用。在实现经济强国梦的征程中，我国要进一步适应全球化新形势，努力打造对外开放升级版，不断释放对外开放新红利。

第八，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公正。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和促进社会公正，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我国建设经济强国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公正是社会创造活力的源泉，也是提高人民满意的一杆秤，政府理应是社会公正的守护者。”当前，我国正处于努力建设经济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只有充分地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障落实各种机会平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利益协调机制，才能进一步激发广大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为我国打造经济升级版，顺利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www.daowen.com)

1.本书编写组：《十八大辅导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习近平：《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党建》，2013年第4期。

3.李克强：《协调推动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行政管理改革》，2012年第11期。

4.杨晶：《努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行政管理改革》，2013年第9期。

5.魏礼群：《由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发展战略》，《新华文摘》，2013年第18期。

6.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7.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林毅夫：《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9.张占斌：《改革红利再释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10.张占斌、周跃辉：《两个百年战略节点与中国经济强国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期。

11.林兆木：《实施“十二五”规划需要关注和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经济纵横》，2011年第8期。

12.欧阳峣：《大国综合优势》，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

13.欧阳峣：《大国综合优势的提出及研究思路》，《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6期。

14.童友好：《大国经济浅论——兼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1993年第3期。

15.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6.周天勇：《中国梦与中国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注释】

[1]张占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国家社科基金经济学评审组专家。

[2]“比较优势”理论最早由李嘉图提出，后经林毅夫等人的阐述，成为分析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的一整套理论。

[3]“后发优势”由美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的后发利益假说演化而来，后被引入到发展经济学中来，杨小凯等人提出了与其相对的“后发劣势”假说。

[4]“综合优势”的概念由国内学者欧阳峣等人提出，参见欧阳峣著：《大国综合优势》，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

[5]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6]童友好：《大国经济浅论——兼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1993年第3期。

[7]参见欧阳峣：《“大国综合优势”的提出及研究思路》，《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6期。

[8]三大优势即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和大国综合优势，三大红利是指市场红利、规模红利和制度红利。

[9]红利，原本指的是上市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由股东所获得的超过股息的那部分利润，实际上就是通过“投资”而获得的利润“回报”，这里的“大国红利”概念套用了“红利”的这一内涵。具体分析可参见张占斌、周跃辉：《释放经济体制改革红利的基本思路与战略重点》，《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10]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6页。

[11]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2]本书编写组：《十八大辅导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13]魏礼群：《由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发展战略》，《新华文摘》，2013年第18期。

[14]周天勇：《中国梦与中国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