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以来，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的主权债券信用从2009年2月开始就不断遭到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穆迪（Moody）和惠誉（Fitch Ratings）的下调（参见附表）（European Commission，2009）。希腊和葡萄牙国债成为垃圾债券，葡萄牙的五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11年3月达到8.2 %，希腊的国债收益率在2012年6月12日超过6.8 %。意大利的利息支出在2011年超过政府财政收入的10 %，其中大部分债务在五年内到期。2011年7月，希腊国家银行持有180亿欧元的希腊国债，巴黎百富勤集团和德国商业银行分别持有50亿欧元和30亿欧元的希腊国债，英国巴克莱银行在西班牙拥有约439亿欧元的债权性资产，苏格兰皇家银行持有高达640亿欧元的爱尔兰债务（其中120亿欧元的债务已经违约），欧洲银行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意大利债务高达9 987亿欧元，美国银行业持有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务分别高达2 690亿美元和1 790亿美元，欧洲央行持有希腊国债470亿欧元、爱尔兰国债190亿欧元和葡萄牙国债210亿欧元。2012—2014年间，希腊有1 920亿欧元的到期债务需要延期，还需发行450亿欧元的新债以应对财政赤字。2015年6月30日，希腊财政部长瓦鲁法基斯宣布，希腊不会按期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期的15.5亿欧元的贷款。一旦欧元区出现债务违约或者债券贬值，欧美的银行业都将遭到沉重的打击。由于希腊的失业率在2012年6月攀升至24.4 %，西班牙的失业率在2012年4—6月为24.6 %，希腊、西班牙等国的经济恶化将更多的国家拖入债务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中。塞浦路斯银行由于持有大量的希腊主权债券和贷款，在2011年出现严重亏损。2012年6月，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公司将塞浦路斯的主权信用下调至垃圾级，塞浦路斯政府也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175亿欧元的救助，其中100亿欧元用于拯救塞浦路斯银行业，其余用于偿还政府债务和弥补财政赤字。

对于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希腊、塞浦路斯等国的贷款援助，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这些主权信用恶化的国家实行财政紧缩政策，从而诱发了欧元区各国的罢工和暴力运动。2008年10月在冰岛，2008年底至2009年初在拉脱维亚、立陶宛、保加利亚、捷克和匈牙利，2010年2月在德国、英国和法国，多次发生游行示威和罢工浪潮。为了降低成本，在燃料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各航空公司只有降低工资和裁员，英国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以及法国、葡萄牙、意大利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工会相继在2010年3—4月举行罢工运动。英国伦敦在2011年8月还发生了严重的骚乱，英国教师在2013年10月17日举行罢工运动，致使2 600所学校关闭。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在2010—2013年间多次发生全国性罢工，以至于希腊政府在2010年以来多次组阁、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在2011年11月12日辞职。

欧元区主权信用良好的国家与主权信用恶化的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因此不断加深。2012年5月30日，德国安联保险公司控股的裕利安怡集团，因担忧希腊进口商未来缺乏进口支付能力而导致贷款无法回收停止向出口到希腊的贸易业务提供保险。2012年2月28日，希腊28名议员提议讨论德国对希腊的二战赔款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从希腊借款3.5亿美元（折合2010年的540亿欧元）；1946年，巴黎国际会议确定德国应向希腊赔款7亿美元（折合1 080亿欧元）。希腊第二大政党激进左翼联盟党议员马诺利斯·格列索斯在2012年6月声称，德国应赔偿希腊在二战期间所欠的1 620亿欧元的赔款。希腊声称，德国所欠金额远远超过德国在希腊债务危机中的援助金额，希腊政府也在宣称考虑退出欧元区的问题。爱琛格林（Eichengreen，2007）认为，一国退出欧元区会遭遇到巨大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法律和技术上的障碍。根据德国安联保险公司委托TNS市场调研公司对2 200名德国人的调查发现，在2011年11月份的受访者中仅有30 %的人信任欧元，36 %的人“有些信心”，34 %的人对欧元持怀疑态度，54 %的人希望重新启用德国马克。2011年12月11日，德国的《星期日图片报》刊登了埃姆尼的市场和社会问题研究所的调查数据。该调查表明，46 %的德国人认为摆脱欧盟的德国将会更好，但45 %的德国人认为在欧盟中德国会更好。同时，51 %的德国人不看好欧元前景，只有44 %的德国人对欧元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同时，德国的默克尔政府也在考虑应对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问题，北欧的瑞典、丹麦、芬兰等国甚至要求将信用不良的国家驱逐出欧元区，或者在欧元区内组建核心欧元区和边缘欧元区。英国的卡梅伦政府甚至认为，欧元区债务危机、欧盟日益下降的竞争力和不断降低的公众支持率为英国留在欧盟中的条件提供了磋商的机会。

面对欧元区各国的国家利益的不同和矛盾的加深，国内学者主要从经济角度来分析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对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基本观点包括：①欧元区统一货币政策与分散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及僵化的财政约束标准。姜艳霞（2010）认为，欧元区的制度困境和设计同质性的不一致性是欧元区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孙杰（2011）认为，欧元区成员国的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指标的不对称性，迫使部分成员国使用财政政策和银行信贷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节，从而造成内部经济和财政失衡并诱发主权债务危机。②民族国家的各自为政导致无法应对大规模的经济冲击，特别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刘迎霸（2011）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包括欧元区不匹配的制度安排，特别是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的不协调，欧元区高福利的社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政策，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温军伟（2012）认为，欧元区的福利外溢和隐形担保作用刺激了各国政府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造成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③欧元区内部经济结构失衡。例如，希腊和爱尔兰在加入欧元区后大力推行金融部门的自由化，大量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和金融行业，导致财政收入建立在经济泡沫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课题组（2010）认为，希腊的金融部门自由化和高度依靠房地产投资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及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高度依赖于外债且易受外部资本波动的冲击，以及财政支出宽松而税收的流失严重等，是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课题组，2010）。此外，高赤字的传统（黄永忠，2011），国际经济中的夹层效应（陈志昂等，2011），主观价值量对客观价值量的偏离带来的累积效应（陈江生，2010）等因素也被认为是影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总体而言，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欧元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不对称性、经济结构的不同和外部冲击，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郑联盛，2010；温军伟，2012；谢鹏，2013；周茂荣、杨继梅，2010）。

尽管这些观点有助于理解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成因，但是，这些观点无法解释欧元区严格的财政约束标准的形成机制和欧元区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本文从国际政治和历史的角度，分析欧元区的制度机制设计所蕴含的财政危机和各国的实力较量。霍夫曼（Hoffman，1966）认为，欧盟的最主要决策都是成员国意愿的反映。米尔沃德（Milward，1992）认为，在欧盟的发展历程中，成员国政府而非超国家组织起着核心的作用。莫劳夫奇克（Moravcsik，1998）认为，欧盟一体化的范围和形式反映了各国政府的偏好和实力。在莫劳夫奇克看来，欧盟各国一体化的动机可以分为地缘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两种。地缘政治利益包括对苏联威胁的反应、对全球威望和地位的渴望、德国带来的集体安全问题和欧洲联邦观念。莫劳夫奇克将经济利益的不对称性置于欧盟各国的核心地位。“欧洲一体化是权力政治的另外一种现代表现形式。很大程度上出于经济原因，民主国家和平地探索不对称相互依赖状态下的各种可能，运用制度性承诺，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莫劳夫奇克，2008，第4页）。徐龙第和孙友晋（2013）认为，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中，各大国追求国家利益的趋势有所增强。比如，英法在2011年对利比亚实施军事打击，德国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上有所保留，法国在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上对土耳其和在化学武器问题上对叙利亚采取强硬的态度。在实力不对称的条件下，获得最多地缘政治利益和厂商经济利益的国家就需要在利益分配和补偿支付方面做出让步。本文认为大国政府更关心地缘政治利益，而小国政府更关注经济利益，主权债务危机就是小国政府迫使大国政府做出让步和获取所得财政利益的手段（Eichengreen，2007）。德国和法国等大国利用欧元区提升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希腊、葡萄牙等弱小国家则利用欧元区的信誉廉价发行债券、获得低利率贷款和财政援助。

一、欧盟发展的政治动机和经济补偿

欧洲经济一体化主要是为解决欧洲内部的政治和军事冲突而产生的。1950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主要是基于德法和解的政治考虑，经济与货币联盟也是政治一体化的产物。但是，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并没有消除各成员国独立的政治和国家安全的利益。^[1]1970—1986年，成员国一直在欧洲共同体之外协调它们的外交政策。1986年签署的《单一欧洲文件》规定，成员国应该考虑欧洲议会的意见并尽可能捍卫共同的立场，成立了欧洲政治合作秘书处，但未提及共同外交政策（拉哈，2005，第81页）。1991年12月10日，欧洲经济共同体（1993年11月1日后改称“欧盟”）12国签署了《政治联盟条约》和《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二者统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政治联盟条约》规定，欧共体实行共同的外交政策、防务政策和社会政策。《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规定，欧盟在1999年1月1日起建立经济货币同盟，发行统一的货币、建立统一的中央银行和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欧洲联盟的目标是在经济共同体基础上建立欧洲的政治联盟。随着欧盟和欧元区各国采取共同的外交政策、更多的国家加入欧盟，欧盟和欧元区的大国能够获得更多的国际政治利益，而较小的国家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一）欧盟的国际政治效应

为了建立稳定的地区安全，欧盟必须加强内部合作，以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欧盟甚至欧元区。英国、爱尔兰和丹麦在1973年，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在1986年，瑞典和芬兰在1995年加入欧盟。伴随着2004年和2007年的欧盟东扩，欧盟成员国从最初的6个国家扩大到27个国家。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等国与欧盟的关系也日趋密切。为了推动更多的国家接受欧盟的制度规则，欧盟设定了候选国（candidate state）和申请国（applicant state）所应满足的条件，包括提升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水平达到普遍可接受的标准，制订详细的候选国达到目标的时间表，评估候选国的进展程度。入盟过程有助于推动和巩固候选国的民主化，实现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和推动候选国的制度建设（简军波，2010）。1993年，欧盟为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制定了“哥本哈根标准”：在政治上，候选国要有稳定的民主制，尊重人权、实行法治和保护少数民族；在经济上，候选国要真正地实行市场经济；在法律上，候选国要接受欧盟制定的法律规则和政策。例如，在1998年入盟谈判启动之前，许多中东欧国家都开始改革其选举和政党体制。为了帮助候选国达到这些标准，欧盟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援助，各申请国在加入欧盟时还要签订包含大量约束条件的《入盟条约》（Treaty of Accession）。

欧盟在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都获得了完全参与方的地位或者委员资格，但在联合国安理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中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并由各成员国派代表参加。欧盟在2011年5月取得了联合国大会的发言权。欧盟和欧元区成员国通过共同表决机制或者强化协调机制有助于增强国际影响力和保护本国的利益。例如，欧盟与64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区域贸易协定，有力地推动了欧盟各成员国的对外贸易发展。但是，通过结盟的方式获得的国际利益特别是政治与货币联盟的国家利益在成员国之间的分配是高度不均匀的。尽管《里斯本条约》在2009年将对外投资管辖权赋予欧盟，但是，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在2012年12月通过了双边投资协定的新立法，继续确认欧盟各成员国与第三国签署的1 200多项双边投资协定。施密特（Schmidt，2001）认为，欧盟政策对成员国的影响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如成员国的经济脆弱性、政治制度的应对能力、欧盟政策与国内政策传统的吻合度等。面对东南欧在20世纪90年代的战争和冲突，欧盟在1999年后逐渐发展起在欧洲外行动的独立军事能力。在波森（Posen，2006）看来，这是欧洲各国特别是德国和法国应对美国超级霸权的一种安全保障努力和提高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甚至可能是对美国单极霸权的一种制衡，以便提高欧洲向外投放实力的能力和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这在2011年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国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和2013年对叙利亚的政治干预中充分体现出来。欧盟的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建立独立的集体军事能力、欧洲国防工业的整合等都需要欧盟特别是欧元区各国的合作。在美国单极霸权和新兴国家崛起的国际背景下，单一的欧洲国家不可能取得美国那样的国际地位。

但是，欧洲各国的强有力合作却可能塑造集体规范的力量，通过集体规范性的力量（normative power）来对国际体系产生影响。《莱肯宣言》陈述道：“欧洲需要承担自己在全球治理上的责任，欧盟要发挥一个坚决与所有暴力、所有恐怖、所有狂热主义做斗争的角色。同时，欧盟不会对世界上悲观的不公正状况视而不见。总之，欧盟就是一个想要改变世界事务进程的力量”（郑启荣，2008，第136页）。在1950—1990年期间，欧洲国家对外国采取了17次经济制裁，其中只有两次是经过欧共体进行的，但在1991—2005年期间，欧洲国家采取了27次经济制裁，其中21次是经过欧盟进行的。在处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际恐怖主义、非法移民等问题上，欧洲国家认为通过欧盟进行是更为有效的方式（Jones，2006，pp.97-98）。奥尔森和扎克豪瑟（Olson& Zeckhauser，1966）根据纯公共产品理论提出了一个联盟（alliance）的经济理论。这个联盟的经济理论认为，当军事防御是一种纯公共产品时，联盟中的富有大国会承担高于其支付能力的防卫支出，而弱小的盟友则会享受免费搭车的好处（Sandle &Hartley，2001）。但是，这个联盟理论没有考虑到大国和小国从联盟中获得的其他收益或者付出的代价，如小国的主权会受到损失，大国的国际威望得到极大提高等。

（二）欧盟和欧元区的国家政治利益

在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结构现实主义者华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在国际体系中，每一个国家都是通过自身资源或者结盟的方式努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华尔兹，2003）。这个国家理性经济人的观念也为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所吸收。根据基欧汉和丽萨·马丁的概括，结构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共享四个基本的假设：①国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②国家是追求最大利益的理性经济人；③国家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其他国家或者集团的利益；④国家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秩序中活动。新自由制度主义还假设，国家在信息高度稀缺和不对称性的环境中活动，有动机去了解其他国家行为和信誉的信息（Keohane & Martin，2003，pp.73-74）。由于信息的高度稀缺性和不对称性，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信念就会与国内利益共同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和行动的可能性领域。在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和基欧汉看来，影响国家或者世界政治的观念是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信念，因为“世界观是与人们的自我认同概念交织在一起，唤起深层的情感和忠诚”（戈尔茨坦、基欧汉，2005，第8-9页）。同时，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也为国际政治理论的建构主义者所吸收。在创立国家的互动理论中，温特（2000，第11页）认为，“创立这种理论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是接受这样一个假定：国家可以被看作具有意图、理性和利益考虑等人的特征的行为体。” 国家这个理性经济人，在建构主义者鲁杰（John G.Ruggie）看来，受到文明架构、文化因素和国家身份和民族观念的强有力影响。“国际生活的特征取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存有的信念和期望，这些信念和期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结构而非物质结构造就的”（温特，第25页）。“社会结构是由具有社会性知识和话语能力的行为体组成的，这样的行为体既受到物质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制度性因素的制约”（鲁杰，2006，第282页）。伯克（Victor Lee Burke）在考察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时说：“欧洲国家体制的起源是诸多伟大文明之间各种冲突碰撞的产物，这些冲突的影响向下施加作用并塑造出了各类的政治结构”（伯克，2006，第15页）。在1945—1991年的冷战期间，德国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在价值文化、经济活动和政治体制方面长期实行“融入西方” 的政策，推动欧洲的一体化和强化与美国的结盟。在冷战结束后，尽管来自苏联的威胁消失，但是东南欧各国的不稳定性问题推动德国建立以欧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体系来保护其国家利益，如稳定地获得自然资源、政治资源、市场和国际威望（葛汉文，2011）。

根据国家这个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和欧盟各国内部的制度性制约的差异，我们就可以看到法国、德国、奥地利和北欧各国相对严格地遵守《稳定与增长公约》。因为遵守这个公约更有助于德国和北欧各国维护自己在全球中的政治经济利益，利用欧盟和欧元区的整体实力与美国、俄罗斯、中国和日本等国抗衡，获得区域内高度分工和协作带来的好处，也最大化地扩大欧盟向东欧的扩张幅度。基于此，德国等国力主扩大欧盟和欧元区的范围。2004年和2007年，欧盟两次东扩吸纳了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波兰等大量中东欧国家，斯洛文尼亚在2007年、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在2008年、斯洛伐克在2009年、爱沙尼亚在2011年和拉脱维亚在2014年相继加入欧元区。相反，西南欧的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等国受到传统威胁的影响较小，区域内贸易一体化的程度较低，更多地追求各国自身的利益，尽可能地利用欧盟和欧元区带来的规模效应和信誉发展本国的经济和讨好国内的利益集团。这些国家的工资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在1997—2008年间都明显高于其他欧元区国家。与欧元区的年均工资增长率2.9 %和德国、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的年均工资增长率在2.2 %～2.8 %相比，希腊的年均工资增长率为6.4 %、爱尔兰为5.3 %、西班牙为4.6 %、葡萄牙为3.3 %、法国为3.1 %。与欧元区的年均通货膨胀率2.1 %、德国1.6 %、奥地利和法国1.8 %相比，希腊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为3.4 %、爱尔兰为3.2 %、西班牙为3.1 %、葡萄牙为2.8 %、意大利为2.4 %（温军伟，2012）。孙杰（2011）认为，欧元区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水平的不对称性，导致区域内分工程度和对外依存度较高，对欧元区的宏观经济指标影响较大的国家做出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的调整幅度较小，而那些区域内分工程度较低和经济指标与欧元区平均水平差距较大的国家做出较大幅度的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的调整。

欧盟和欧元区各国在对外政策上的协调将更有利于德国、法国、英国等大国，而不利于较弱小的成员国。为了在阿拉伯与以色列问题上实现与欧盟对外政策的协调，希腊从原来对阿拉伯国家的明确支持转为采取更为中庸的外交政策（Agnantopoulos，2006）。西班牙外交政策日益与欧盟政策趋同，以增强西班牙的民主国家形象和利用欧盟成员国身份来推进自己在地中海和拉美国家中的利益（Torreblanca，2007）。爱尔兰、葡萄牙等国在加入欧盟之后，对其外交部门进行了调整，外交部门的规模和预算都有所扩大，以适应与第三国之间不断增加的外交事务。越是较小的欧盟成员国，其外交部门的改变和扩张的力度越大（Smith，2000）。英国也充分利用与欧盟的紧密关系来实现其外交政策的目标。萨斯（Szász，1999）认为，德国同东欧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德国在西欧推动一体化并且满足法国实现货币一体化的主要原因。勃兰特的东方政策、德国的统一以及德国发挥世界作用都是如此。德国利用欧盟推动《东南欧稳定公约》的缔结，以实现自己的政策偏好（Miskimmon，2008）。德国对经济与货币联盟所做出的让步，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对其他国家对德国统一的支持而做出的一种回应（Kenen，1995）。因为德国在欧洲货币体系中拥有制定货币政策主导权，而在欧元区内德国在权力高度分散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内只是一个重要成员，在欧洲中央银行董事会中只有两票的表决权。对法国，特别是统一后的德国来讲，欧洲的一体化和欧元区的建立是确保其在欧洲和全世界影响的一个重要手段。

（三）欧盟和欧元区的国家经济利益

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货币盯住德国马克的欧洲货币体系，有助于借用德意志银行的部分信用和降低反通货膨胀的成本（Giavazzi & Pagano，1988）。在1979—1993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存续期间，各成员国的汇率被允许围绕中心汇率上下波动（±2.25 %），但是，意大利里拉、西班牙比塞塔、葡萄牙埃斯库多和英国英镑采用±6 %的波动幅度。在此期间，各国货币对德国马克都实行了大幅度的贬值，如法国法郎贬值25.5 %、意大利里拉贬值44.1 %、荷兰盾贬值4 %、比利时法郎贬值24.4 %、丹麦克朗贬值27 %、爱尔兰镑贬值37.1 %，西班牙在1989年6月、葡萄牙在1992年4月加入欧洲货币体系后也分别贬值17.8 %和12.1 %。而且，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货币在1995年3月分别贬值7 %和3.5 %（艾芬格和汉，2003，第17页）。为了减轻德国维持稳定汇率的负担，从1994年开始，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禁止向成员国政府提供直接的信贷，对国有企业的“特殊保护”以及对公共债务的强迫投资都受到禁止。当一国的产出受到汇率和本国利率的影响，而本国利率等于外国利率加预期的货币贬值率时，那么本国的产出就会受到外国利率、预期的货币贬值率和本国汇率的影响。显然，在欧洲货币体系的机制内，欧盟各国的产出会受到德国利率的显著影响，并可以通过货币的重新安排来解决经济实力的差异问题。在1992—1998年期间，意大利、西班牙、芬兰和瑞典利用货币贬值的机会削减了各自的财政赤字。

欧盟预算收入主要来源于关税收入、农产品税、0.5 %～1.4 %的增值税收入和1.2 %～1.27 %的国民生产总值。以转移支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计算，德国和荷兰的贡献率为0.6 %～0.7 %，意大利和法国为0.1 %～0.2 %，英国为0.2 %～0.4 %；希腊、爱尔兰和卢森堡的获益率为4 %～6 %，葡萄牙为3 %，西班牙为0.6 %～1.3 %（艾芬格和汉，2003，第175页）。欧盟的预算支出最大的一部分是共同农业政策（欧洲农业指导和保障基金的保障部分），其占预算支出的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的70 %下降到1998年的48%和2010年的近40%。其次是结构性支出，包括欧洲区域发展基金（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欧洲社会基金（European Social Fund）、聚合基金（Cohension Fund）和欧洲农业指导和保障基金的指导部分。如表1所示，欧盟的预算支出从1960年的不到5亿欧元增加到1980年的341亿欧元、1998年的856亿欧元以及1999—2006年期间的910亿～960亿欧元。欧盟预算支出占成员国财政支出的比例、占欧盟GDP的比例和人均欧盟预算支出都显著提高。综合各国对欧盟收入贡献和所获得的欧盟支出，可以计算出各国从欧盟转移支付中是获益还是受损。在1992—1997年期间，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荷兰都是净贡献者，而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丹麦等国是净受益者。在所有欧盟和欧元区国家中，德国一直是欧盟财政预算的最大贡献者。1995年，德国贡献了134.31亿欧元，比英国、法国、荷兰、瑞典、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净贡献国的总和还多，而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获得了149亿欧元的财政转移支付（张健雄，2006，第120页）。

表1　欧盟在1 960—1998年期间的预算支出

资料来源：［荷］塞尔维斯特尔·C.W.艾芬格，雅各布·德·汉：《欧洲货币与财政政策》，向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9页。

随着欧盟各成员国议会在1993年10月底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各成员国加入经济与货币联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EMU）必须满足该条约规定的“趋同标准”：第一，获得EMU成员资格的国家，其通货膨胀率不能超过欧洲联盟中通货膨胀率最低的三个国家平均数的1.5 %；第二，其长期利率水平不能超过最优三国平均利率的2 %；第三，政府预算赤字不能超过本国GDP的3 %；第四，政府债务余额不能超过本国GDP的60 %；第五，在过去两年中汇率上下波动不能超过15 %（王元龙、吴雪林，1999，第21-22页）。1996年12月13—14日，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期间，欧盟通过了《稳定公约》。但是，1997年6月16日，欧盟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峰会期间，法国要求修改《稳定公约》，并重新命名为《稳定与增长公约》，强调经济增长与就业问题是欧盟的核心问题之一，反对德国所坚持的过度强调财政的稳定和欧元的过度坚挺。德国则主张建立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实行以稳定物价为首要目标的货币政策。同时，欧盟将监督各国的财政政策。为保证欧元的稳定运行，德国要求成员国签署财政公约，严格财政纪律，并要求成员国在财政赤字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3 %时自动缴纳罚金，以约束威胁欧元稳定的财政赤字。

在1999年欧元区成立之际，许多评论家认为，欧盟内部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带来的净受益者和净贡献者的矛盾以及德国和法国争夺领导地位的斗争，都会危及欧元区的发展前景（艾芬格和汉，2003，“中译者序言”第IV页）。成立欧元区对欧元区各国的好处包括货币兑换的交易成本和跨国公司的财务成本会降低，估计占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2 %；减少汇率的波动和不确定性，估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1 %；价格制定的透明性会引起竞争的加剧，这种竞争收益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15 %（艾芬格和汉，2003，第25-27页）。同时，各成员国放弃了汇率调整和利率调整的工具，而本币的贬值有助于促进出口的繁荣。当然，如果物价和工资富有弹性、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性足够大或者财政政策具有高度的独立性，那么汇率政策工具就没有必要。但是，欧元区各国的工资具有刚性和跨国劳动力的流动性很小，使得汇率政策在恢复贸易平衡和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巨大，而汇率政策的消失使欧元区各国更加注重财政政策运用。通过1963—1990年期间欧盟各国的向量回归分析法发现，只有少数核心成员国的供给和需求的冲击是相当高的，但是爱尔兰、英国、芬兰、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不对称性是相当高的（Bayoumi & Eichengreen，1994）。这意味着包含高度不对称性成员国的货币联盟不是最适度的。而且，克鲁格曼（Krugman，1991）认为，贸易的一体化会通过规模经济效应而造成行业活动的区域性集中，这进一步增加成员国不对称冲击的可能性。这种不对称冲击造成的财政负担，需要这些国家扩大财政支出和更多的财政赤字。

阿姆斯特丹会议最后通过了妥协后的《稳定与增长公约》，欧元区将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放在重要地位，并将实行有条件的财政赤字处罚。根据《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规定，只有当成员国的GDP连续四个季度的衰退幅度超过2 %时，赤字国才可自动免除处罚；衰退幅度在0.75 %～2 %时，欧盟财长有权决定是否实施处罚；衰退幅度低于0.75 %时，过度赤字国将自动受到处罚（王元龙、吴雪林，1999，第31页）。在1961—1996年期间的475个欧盟国家-年份中，有7次出现GDP下降2 %的情形，30次出现GDP下降0.75%～2%的情形（Buti & Sapir，1998）。这意味着，德国为了国际政治利益需要继续在财政利益上做出牺牲。

二、欧元区的制度机制和利益分配

欧元区的运行依赖于三个制度机制：欧洲中央银行负责稳定通货膨胀的单一货币政策，《稳定与增长公约》为财政政策提供硬性的约束和协调，“里斯本战略”则提供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经济政策协调。欧洲中央银行的资本金为50亿欧元，各成员国按照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的比重计算认缴的份额。但是，当各国的基础货币在转换成欧元时，基础货币份额超过其股本份额的国家将失去铸币税收入，而基础货币的份额小于股本份额的国家将获得铸币税收入。在1999—2010年期间，欧元区各成员国的货币发行份额与各自的GDP份额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其相关系数为0.98，但德国、比利时、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货币发行份额略高于GDP份额，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芬兰、爱尔兰和荷兰的货币发行份额略低于GDP份额。由于欧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之一，希腊等国加入欧元区在损失货币自由发行权的同时获得了部分国外铸币税，即利用欧元进行自由偿还国外贷款或者国际债券。在各国货币向欧元转换的过程中，德国损失最大，西班牙次之，而法国和意大利是最大的赢家（Sinn & Feist，1997）。不过，欧洲中央银行的法律体系大致模仿德意志银行运行的法律，欧洲中央银行只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而对银行业的监管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都不承担直接的责任。《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欧洲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者的作用也没有明确规定，这些都可能是政治妥协的一种结果。

（一）财政赤字的限制

1997年6月，欧洲理事会达成了由德国首先提出的《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的最后议定书，以限制和纠正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根据德国的强化财政纪律的提议，各成员国的财政预算赤字不应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 %，应对那些预算赤字超过3 %的国家实行自动制裁。限制财政赤字的根本依据在于较高的财政赤字会威胁到物价稳定和货币政策的实施，但无疑会增强德国的谈判实力和限制财政援助的负担。假设b表示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g是政府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t是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r是真实利率，π是通货膨胀率，πe是预期通货膨胀率，那么，政府的预算约束为：

设定dbt/dt=0，得到稳定的债务比率的必要条件：

上述公式表明，未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提高会在短期内增加真实产出和税收比率，从而降低当期的财政赤字率。如果理性预期条件发生作用，那么“自然”税率tn就会独立于通货膨胀率，而只依赖于政府支出比率、累积债务率和真实利率。

现在假设政府以损失函数的最小化为目标：

将稳定债务比率的条件代入损失函数并对πt求导，得到均衡通货膨胀率：

由此可以推断，从长期来看，债务比率和财政支出率都会影响均衡通货膨胀率。这样，限制政府的财政赤字率就会降低通货膨胀率，降低中央银行稳定物价的压力。孙杰（2011）认为，在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指标中，德国、法国、意大利三国所占的权重超过66 %，加上荷兰和西班牙则超过88 %（孙杰，2011）。由于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主要是价格稳定和欧元区各国的短期利率水平呈现高度的一致性（利差控制在0.0001 %），这就意味着，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等习惯于超量货币发行的国家，将利用欧元区强国的信誉条件，较少考虑通货膨胀问题，并推行财政赤字的政策和银行信贷扩张的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

《稳定与增长公约》还规定了过度财政赤字情况下受到制裁的时间和规模，成员国必须每年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两次财政预算的数据资料。制裁采取无息存款的方式，以GDP的百分比表示。如果p表示制裁额/GDP，c表示一年的赤字率，n表示连续出现赤字的年数，那么，超过3 %的赤字率时的制裁公式为。当成员国在两年内还未纠正其过大的财政赤字时，无息存款就会转化为罚款。这些无息存款和罚款所获得的收益将会在无较大财政赤字的成员国中进行分配。《稳定与增长公约》中的自动施加制裁的规定，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各成员国在过高财政赤字程序的各阶段都享有自主决策的权利的规定是相悖的。在1974—1996年间，希腊、意大利、比利时的政府债务比率增加70 %以上，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芬兰和丹麦的政府债务比率增加50 %以上，德国、法国、荷兰、瑞典等国的债务比率增加30 %以上。而且，在此期间，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银行资产中政府债券的比率高达17.4 %～24.5 %，而德国、葡萄牙、荷兰的政府债券占银行资产的比率为10.2%～13.9%（Arnold，1999）。研究表明，芬兰、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各国的银行分散持有政府债券的收益是相当大的（Arnold & Lemmen，1999）。这意味着，欧元区的国家在持有政府债券的金融利益方面存在一定的不对称性。而且，政府频繁更换的国家或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也确实需要更多的财政支出来赢得民众的支持或者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

欧盟的《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不能超过3 %，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不超过60 %，欧盟各成员国各自发行和管理本国的国债。1997年，欧盟成员国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占60 %以下的国家有英国（55.4 %）、法国（58 %）、卢森堡（6.7 %）、芬兰（55.8 %）；占60 %～80 %的国家有德国（61.6 %）、葡萄牙（62 %）、丹麦（65.1 %）、西班牙（68.8 %）、爱尔兰（66.3 %）、奥地利（66.1 %）、荷兰（72.1 %）、瑞典（76.6 %）；超过80 %的国家有希腊（108.7 %）、意大利（121.6 %）、比利时（122.2 %）。欧洲委员会在1998年3月25日公布了欧盟15个成员国达到《马约》的指标进度的评估报告和参与1999年欧元区的成员国推荐报告。被推荐的11个成员国在通货膨胀率、长期利率、财政赤字率及汇率四方面符合标准，但是在政府债务率方面，绝大多数推荐成员国都不符合标准，而意大利和比利时的政府债务率甚至超过GDP的100 %也得到推荐。英国、丹麦和瑞典无意首轮加入欧元区，而希腊的各项指标基本都不合格。1997年，财政赤字超过3 %的欧盟成员国包括希腊（4 %），通货膨胀率也只有希腊超过3 %（5.2 %），希腊的长期利率为9.8 %（欧盟平均为6.1 %）。1998年5月2—3日举办的欧盟峰会期间，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奥地利、爱尔兰、芬兰、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11国被确认为首批加入欧元区（EMU）的国家。在这些成员国加入欧元区的过程中，政治因素的考虑甚至超过了经济因素的考虑。

尽管制裁的目的是强化各成员国的财政约束纪律，但是，对于深陷财政困境的国家而言，最严厉的罚款制裁会恶化这些国家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诱发社会动荡。这尤其表现在2010—2013年间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频繁发生的罢工和社会骚乱事件中。而且，当财政赤字的成员国过多和欧元区成员国为了共同的利益将惩罚措施搁置一边，或者过度赤字的成员国不愿屈服于制裁的压力，那么，欧洲财经理事会的制裁就会失去效力。例如，1999年5月，意大利迫使欧盟15国部长同意，允许意大利在1999年的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超过2 %的目标，达到2.4 %。2005年初，欧盟出于内部团结和促进就业增长的考虑，同意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可以“暂时”超过3 %，以至于欧盟整体的债务水平占GDP的比例不断增高（郑联盛，2010）。这反过来又增强了财政能力较差的国家向其他国家特别是欧盟获得财政支持的意愿。为了达到加入欧元区规定目标的需要，财政能力较差的国家也会进行会计操纵，造成财政预算的信息失真，希腊就是如此。这意味着，这些制度设计受到各成员国提供的统计数据真实性的制约，欧盟也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检查机制来纠正各成员国的统计弄虚作假。在2000—2008年期间，欧盟各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实际为5.1 %，但长期的报告数据为2.9%（Marzinotto et al，2010）。2009—2010年，欧元区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达到6.9 %，使自动处罚条款失效。

（二）统一货币政策

更为重要的是，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会使成员国的主权信用平均化或者接近主权信用最高的国家。与1995年德国的10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相比，意大利的债券收益率高出4.86 %、葡萄牙高出3.75 %、西班牙高出3.67 %、爱尔兰高出1.32 %、英国高出1.39 %，但是受到单一货币市场的影响，1998年初，各成员国与德国的利率差距缩小到0.3 %之内（王元龙、吴雪林，1999，第149页）。在欧元区建立后，德国等国的主权信用会保持不变，但原来主权信用较差的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会获得经济与货币联盟较高的主权信用——主权信用较高的国家出借的一种信用担保。例如，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将欧元区启动之初的所有国家信用都归入AAA级，尽管标准普尔在经济与货币联盟启动后将比利时和爱尔兰的信用从AAA降到AA+，将意大利、西班牙和芬兰降到AA，将葡萄牙降到AA-。欧元区主导利率从2000年的3.25 %下降到2002年12月25日的2.75 %和2003年3月6日的2.5 %。主权信用的担保实质上降低了原来主权信用较差国家的债券利率。同时，经济与货币联盟扩大了主权信用较差和容易受到汇率风险影响的国家的资本市场规模，从原来狭小的国内资本市场扩大到经济与货币联盟的资本市场。这样，债券利率的降低和资本市场的扩大为那些信用较差的、加入欧元区的国家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渠道，也会刺激这些国家的政府过度负债或追求不太谨慎的财政政策（艾芬格和汉，2003，第124-128页）。这就意味着，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降低了许多高风险政府的债券利率，刺激了高风险国家的道德风险。

为了防止成员国的借债冲动带来的负外部性，《稳定与增长公约》第125条的“不救助”（no bailout）条款规定，欧盟不会对成员国或者成员国的地方政府债务承担责任。但是，这个条款的可信度很低，因为各成员国可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援助，并可以利用破产或者重组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和恐慌来迫使其他成员国实施救助。当欧元区某国因为财政赤字过高而陷入主权信用风险时，其债券价格必然暴跌，并有可能诱发持有政府债券的银行的挤兑风潮。由于银行危机和政府主权信用危机具有很高的传染性，欧元区的其他国家的主权信用也会受到威胁，各国银行会交叉持有各国的政府债券，这就增加了欧洲中央银行干预的可能性。尽管《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了不救助的条款和各成员国政府不能借助中央银行的信贷为其赤字融资，但是，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大国在政治上遭受损害的现实考虑和避免联盟内全面爆发债务危机也会增加大国政府对财政问题国家救助的可能性。因此，《马约》的不救助条款在市场投资者看来不具有真实可靠性，而且资本市场也会将违约风险的溢价加到过度借款者的债务上。这可能会引起欧元区资本市场的利率上涨，危害主权信用较高国家的利益。因此，主权信用较高的国家会要求严格限制成员国财政赤字规模的控制机制，尽管这会削弱财政能力较差国家利用财政政策反击经济衰退的能力，并由此引发对抗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政治反应。

从1999年1月1日起，欧元区各成员国将按照各国货币与欧元的固定兑换率将各国货币、债券、存款金额、交易额等转换为欧元定值。根据欧洲中央银行在1999年1月的《月度公告》（Monthly Bulletin），各成员国将按照固定的兑换率将其货币转换成欧元，如1欧元相当于1.955 83德国马克、6.559 57法国法郎、2.203 71荷兰盾、5.945 73芬兰马克、0.787 564爱尔兰镑、13.760 3奥地利先令、40.339 9卢森堡法郎、40.339 9比利时法郎、166.386西班牙比塞塔、200.482葡萄牙埃斯库多、1 936.27意大利里拉。2000年1月17日规定，1欧元等于7.460 38丹麦克朗（上下波动2.25 %）、340.750希腊德拉克马（上下波动15 %）。显然，按照固定汇率兑换，将会对货币发行量过多的国家有一定的补贴作用，增加其欧元资产，但会削弱竞争力较弱国家的出口潜力，因为较高的资产价值意味着较高的产品成本和价格。随着欧元的升值，竞争力较弱的国家会进一步加剧其贸易逆差。在2001年6月至2006年3月期间，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升值44 %。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从2000年10月1日的1∶0.82增加到2002年7月15日的1∶1.000 5、2007年12月28日的1∶1.4714、2008年2月27日的1∶1.511和2010年4月22日的1∶1.601 7，并在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长期维持在1∶1.48左右。^[2]尽管在此期间美国对欧元区的贸易逆差增加了75 %，但是，欧元区各国的外贸收支状况却是不平衡的。希腊的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43 %增加到2008年的60 %，进口比重在此期间从26 %增加到38 %，而出口比重则从17 %增加到24 %，结果导致希腊的贸易逆差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每年170亿～200亿欧元增加到2002年的207亿欧元和2008年的305亿欧元。在2001—2008年间，希腊的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年均高达9 %，2008年达到GDP的13.75 %，而欧元区平均为1 %（Eurepean Commission DG，2010，p.66）。西班牙的贸易逆差也在2008年达到787亿欧元，法国的贸易逆差在2008年为551亿欧元、2009年为430亿欧元和2010年为560亿欧元。随着贸易逆差的增加和出口竞争力的减弱，缺乏汇率调整措施而币值高估的国家就会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和失业增加的问题，并伴随着财政收入的减少和失业救济的增加。

（三）多党制下的财政限制

在欧盟各国内，政党之间的竞争从传统的意识形态领域逐渐转入具体的政策和措施的竞争。1993年，意大利议会第276号和277号法案规定，意大利参众两院实行单选区制和比例制并行制度，即议席的75 %根据政党所获选票的多数制分配，其余25 %议席根据各政党所获选票的比例制分配。为了防止单选区制下赢得席位的政党得到过多选票，意大利还实行选票分割法，即在进行比例制分配时要对单选区赢得席位的政党扣除一定的选票数额。单选区制和比例制并行的制度，其后果就是政党林立，政府经常是由多个政党联合执政。1994—1995年贝卢斯科尼第一届政府和2001—2006年贝卢斯科尼第二、第三届政府都由意大利力量党、民族联盟、北方联盟、基督教民主中间联盟（民主基督教徒和中间民主主义者同盟）构成，1998—1999年达莱马第一任政府和1999—2000年达莱马第二任政府都由7个政党组成，2000—2001年阿马托第二任政府由8个政党构成。2005年选举法改革实行比例制和“多数奖励”制度，更加有利于形成政党联盟（刘光毅，2011）。

2008年，欧盟27国的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平均为17 %，意大利达20 %，希腊为18.6 %。欧盟平均社会保障开支占GDP的比例高达27.1 %，而德国福利开支占GDP的比例从1970年的26 %上升到1999年的33 %。随着欧洲区域一体化的日渐深入，希腊、葡萄牙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工资、社会福利、失业救济等方面逐渐向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趋同。这就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会增加社会福利支出，以便实现社会保障水平的接近，防止人才过于集中在高收入和高福利国家。埃克西迪杜和库尔（Economidou & Kool，2009）对1992—2007年间欧元区成员国的实证研究发现，欧元区成立后各成员国的消费更加平滑了，尽管产出的不对称性没有改变（Economidou & Kool，2009）。

尽管德国和北欧国家实行审慎的财政政策，严格遵守《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财政约束，但是，为了满足选民的利益，希腊和意大利主要推行财政赤字政策，爱尔兰和西班牙则偏向银行信贷扩张政策，结果造成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券余额的不断增加。由于社会保障支出（优厚的养老金制度）和公共部门雇员的工资支出大幅度增加，希腊主要依靠借外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希腊净外债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45 %增加到2009年的100 %，希腊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103 %上升到2009年的115 %。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内部市场趋于统一，为防止企业在成员国之间的迁移，各主权国家会尽可能采取统一的税收政策。这将会对高税收国家造成财政压力，除非经济增长速度快到能弥补税率降低的损失。据估计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灰色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24%～30%，这也大大降低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斯塔尔（Staehr，2008）研究了欧元区12国在1995—2005年间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现该作用不大，但各成员国仍然使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

总之，欧元区成立后的利益分配涉及铸币税、财政赤字的限制和惩罚、主权信用评级、财政援助、货币政策的实施和汇率工具的丧失。如果一国在t时期的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T（t）、基础货币发行增量dM（t）/dt、国际转移支付P（t）、国债余额或者公共债务额B（t）和债券发行增量或者财政赤字dB（t）/dt，通货膨胀率π，国民收入Y（t），财政赤字率b（t）=B（t）/Y（t）和国债利率为i（b，π），那么财政预算约束为dB（t）/dt=G（t）-T（t）-dM（t）/dt-P（t）+i（b，π）·B（t）（孙海霞、司琴图雅，2010）。由于欧元区各国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独立的财政政策，这意味着各主权国家丧失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的制定权。特别是对财政脆弱的国家而言，丧失每年发行货币的铸币税是巨大的。出口竞争力较弱的国家不能通过货币汇率政策的调整来刺激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税收将会减少。欧盟的统一大市场和强化的自由竞争会进一步恶化落后地区的财政收入。同时，落后国家在社会保障、工资、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的支出会增加，以便减少本国居民和企业的大量迁移。这意味着希腊、葡萄牙等国的税收收入和铸币税将会减少，而财政开支将会增大。但是，欧元区降低了落后国家的利率并增加了落后国家的转移支付，这会降低落后国家的财政赤字水平。当希腊、西班牙等国获得的转移支付减少时，铸币税和税收的减少会导致财政赤字的增加。

三、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与解决方案的演进

由于财政赤字率和债务比率高于欧盟的标准，希腊未能在1999年成为欧元区的初始成员国。为了加入欧元区，希腊政府在2001年与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公司进行外汇掉期交易和信用违约掉期交易等金融衍生品的安排，变相重组和掩盖债务，将还债的时间和风险后移。随着欧盟吸收越来越多的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从欧盟获得的财政资助会逐渐减少。在2005—2009年期间，希腊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为11.83 %，葡萄牙为10.82 %，西班牙为8.23 %，意大利为2.7 %，爱尔兰为4.2 %。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比利时的富通集团（Fortis）、英国的布拉德福德-宾利（Bradford & Bingley）、冰岛国民银行（Landsbanki）、荷兰国际集团（ING）、德国住房抵押贷款银行（Hypo Real Estate）都处于破产的边缘，因而接受政府注资或者国有化。

在金融业遭到严重打击的情况下，欧盟各国政府都实行了财政刺激措施。在2008年10月至2009年10月期间，欧盟各国推出了3.6万亿欧元的银行拯救计划，用于增加银行的流动性和债务担保，欧洲中央银行也推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强化的信贷支持措施。这些自动稳定器的支出和欧洲经济复苏计划的实施，致使欧盟财政赤字在2009年几乎增加了3倍。西班牙从2007年的财政盈余占GDP的1.9 %转变为2009年的赤字率11.2 %，爱尔兰则从盈余率0.1 %转变为赤字率14.3 %。2009年，希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为13.6 %，西班牙为11.2 %，葡萄牙为9.4 %，意大利为5.3 %，比利时为6 %，法国为7.5 %，荷兰为5.3 %，奥地利为3.4 %，德国为3.3 %，丹麦为2.7 %，芬兰为2.2 %，卢森堡为0.7 %，瑞典为0.5 %，而欧元区平均为6.3 %，超过规定的3 %（刘迎霸，2011）。这导致欧盟成员国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58.8 %增加到2010年的79.6 %，而希腊、意大利和比利时的这一比例超过100 %（表2）。玛拿西和鲁比尼（Manasse & Roubini，2005）在分析了50多个指标后发现，总外债占GDP的比重较高是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最重要一个特征，其临界值为54.7 %（Manasse &Roubini，2005）。而且，政府债务率、外债率（贸易逆差的累积和政府的主动借债）和银行贷款率高的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大。

表2　欧盟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

注：2010年和2011年的数据都是预测值，实际值更高。
资料来源：［德］沃纳·伊伯特：欧洲经济财政政策协调、“退出”战略及德国的作用，《欧洲研究》，2010年第4期，第30页。

（一）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

2009年10月，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表示，前任希腊政府向欧洲统计局提交的统计数据掩盖了希腊政府在2005—2009年间的债务和赤字的真相。经过修改，2008年希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原来的5 %增加到7.7 %，2009年则从原来的3.7 %上调到12.5%，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13%（European Commission，2010）。希腊政府的财政数据造假事件，推动欧盟经济和金融委员会对希腊过度财政赤字的跟踪和评估转化为调查，也导致希腊国债利率与欧盟其他国家的国债利率差距不断扩大。2009年12月，标准普尔和惠誉等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下调了希腊主权债务的信用等级。国际投机机构利用信贷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CDS）等衍生金融工具不断卖空希腊政府的债券和提高债券利率，造成希腊政府的融资困难和欧元投机。^[3]2010年希腊的国债为3 500亿欧元，希腊政府需要筹集726亿美元的资金用以偿还债务，其中270亿美元需要在2010年4—5月筹集。2010年3月4日，希腊政府出售50亿欧元的10年期国债用于债券偿还，票面利率为6.25 %，比德国同期的利率高出3.4 %。这意味着希腊财政危机致使希腊发行债券的利率急剧上升。为了降低债券筹资的成本，希腊政府希望欧盟提供低息贷款或者信誉担保的援助。但是，这遭到德国为首的欧盟国家的反对。在德国人看来，援助希腊政府等于为希腊政府不负责任的财政开支买单。希腊副总理奥佐罗斯·潘卡洛斯则认为，德国政府不愿意援助希腊的原因在于，德国金融机构和出口行业可从希腊债务危机中获利，希腊债务危机冲击了欧元的稳定，加剧了市场投机行为，有利于德国扩大出口。

随着希腊政府债券与德国债券的利差扩大到3 %以上和欧元汇率受到攻击，欧盟首脑会议在2010年2月11日宣布，愿意向有债务危机的成员国提供帮助。当希腊10年期债券收益率上升到6.36 %和惠誉下调葡萄牙的主权信用等级时，欧元区成员国在2010年3月25日通过了按照各国在欧洲中央银行的资本份额出资支持希腊的方案，如德国的资本份额为27 %、法国为20 %、意大利为17 %、西班牙为11 %等。这个方案是以希腊在市场上融资为前提，只有在希腊政府的债券不能按照合适的利率出售时才会动用双边贷款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同时，希腊政府在2010年3月提出了财政紧缩计划，主要通过削减公务员的工资和提高税率来减少财政赤字48亿欧元。2010年4月11日，欧元区16国财长同意按照5 %的利率为希腊政府在2010年提供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150亿欧元由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吴志成、朱旭，2013）。(www.daowen.com)

2010年5月2日，希腊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达成第一轮救助方案，希腊在未来3年内获得总额为1 100亿欧元贷款，其中IMF承担300亿欧元，欧盟承担800亿欧元。德国政府在2010年5月3日批准了向希腊提供224亿欧元的紧急财政援助法案。为此，希腊政府需要实施更加严厉的紧缩财政政策，在2010—2013年内减少财政预算300亿欧元，以使财政赤字在2014年控制在GDP的3 %以内。对于希腊政府提交的2010—2013年的稳定计划，欧盟委员会要求希腊政府必须通过养老金和医疗制度改革、削减公务员工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改革等综合性措施来降低财政赤字。为了达到目标，希腊政府将削减在职和退休公务员的工资，提高消费税，增加缴纳退休金时间3年，将女性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这个援助协定诱发了希腊教师、公务员等在2010年5月4—5日的罢工浪潮。在2010年5月至2011年7月期间，欧元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向希腊提供援助资金650亿欧元，其中欧元区提供471亿欧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179亿欧元。希腊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在2011年底达到142.8 %，增强了市场投资者对希腊债务重组的预期，也致使希腊与德国债券收益率之差在2011年缩小到2.65 %。

2011年10月26日，欧元区领导人达成对希腊第二轮救援协议，将希腊的债务减少1000亿欧元以上，同时向希腊提供1 300亿欧元的救援贷款。作为条件，希腊必须继续实施紧缩财政政策和改革措施。第二轮希腊救助方案的显著特点是引入了私人部门的救助参与。根据协定，私人部门在2011—2020年间提供1 350亿欧元的债务重组，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在2011—2014年间代替希腊政府向私人部门偿还420亿欧元，其余的930亿欧元采取延期或者利息变动的方式进行债务重组。

面对债务危机，希腊各政党在是否履行对国际出资人承诺和推行财政紧缩的问题上长期很难达成协议，造成政府组阁的困难；罢工、退出欧元区和重新获得货币发行权的口号不断上演。希腊退出欧元区的主要问题是，没有硬通货的欧元，长期贸易逆差的希腊会面临对外债务急剧增加和货币贬值的风险。在债务危机发生后，希腊的各政党在面临政治压力下，在2012年就紧缩财政计划达成协议，以期望欧元区特别是德国放松条件，但是德国坚持不放松条件，并随时准备应对希腊退出欧元区。2012年5月，希腊政府通过了300亿欧元的财政紧缩计划；2012年8月，希腊政府通过削减1/5的公务员的薪水、冻结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增加税负的方式实现了115亿欧元的财政紧缩，获得了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315亿欧元的援助贷款，代价是工人罢工和暴力运动不断。为了在2010—2012年获得两轮国际援助，希腊政府实行的财政紧缩计划导致普通居民的收入下降了20 %，经济衰退累计达到14 %，失业率长期高于20 %。

（二）其他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

由于受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随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塞浦路斯等国先后发生主权债务危机，法国等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也有所下降。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国中，当时爱尔兰、葡萄牙比较轻微，西班牙、意大利正处在演化之中，而希腊债务危机最为严重。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爱尔兰采取低税率政策来吸引外资和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入，银行贷款集中在房地产和政府部门，并且大量购买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在1996—2007年，爱尔兰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2 %；房价平均上涨了3～4倍，房价-收入比从4增加到10，房地产产值占GDP的比重从1996年的5 %增加到2006年的10 %，房地产行业在2007年吸纳了爱尔兰就业人数的13.3 %。在1994—2007年期间，爱尔兰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被控制在3 %以内，且只有3年出现财政赤字。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爱尔兰房地产价格萎缩，银行出现严重流动性不足，爱尔兰政府向盎格鲁爱尔兰银行（Anglo Irish Bank Corp.）注入500亿欧元的资金，致使2010年财政赤字占政府收入的比重飙升到32 %。为了抑制国际市场的恐慌情绪，2010年11月28日，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爱尔兰政府提供675亿欧元的贷款，爱尔兰政府承诺立即动用100亿欧元补充银行资本准备金，250亿欧元留待银行未来流动性不足使用，其余325亿欧元在2011—2015年间弥补财政赤字，以使爱尔兰的财政赤字从32 %下降到3 %。爱尔兰政府的责任是从退休金账户中提供175亿欧元用于政府开支，同时减少财政开支100亿欧元和增加税收50亿欧元。与爱尔兰政府10年期的债券利率9.2 %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225亿欧元贷款的利率为5.7 %，欧元区16国提供的225亿欧元贷款利率为6.05 %，欧盟27国提供的225亿欧元贷款的利率为5.7 %，比希腊政府在2010年5月获得贷款利率5.2 %略高。对于这些贷款，爱尔兰政府从使用资金的4.5年开始还款，还款期为10年。根据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爱尔兰签订的金融援助谅解备忘录，爱尔兰同意定期接受财政状况审查、制定数年期财政支出指标和成立独立预算顾问委员会，对国有能源部门展开评估并准备进行国有资产私有化。爱尔兰政府采取折价回购方式，使爱尔兰银行次级债券持有者共同承担与金融援助有关的开支。尽管爱尔兰是继冰岛、希腊之后第三个出现资产泡沫危机的欧盟国家，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元区的及时财政救助机制以及爱尔兰政府实施的紧缩财政政策有助于爱尔兰的市场稳定和尽早脱离救助机制。

葡萄牙在2008年以前一直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2009年葡萄牙的税收和社会保险收入占GDP的比重较2008年下降3.7 %。伴随着财政支出的稳定增长，葡萄牙的财政赤字/GDP的比重在2009年为9.4 %，公共债务/GDP为86 %，私人债务/GDP为239 %，经常账户逆差/GDP为10 %，外国资本/资产总额为40 %。财政危机致使葡萄牙的债券收益率与希腊债券收益率具有很高的同步性，2012年7月，葡萄牙的债券收益率甚至达到12 %。面对葡萄牙政府债券与德国政府债券利差不断扩大，葡萄牙政府打算削减30亿欧元开支和增加税收15亿欧元。这个2010年启动的紧缩财政改革计划遭到葡萄牙议会的否决，致使葡萄牙的苏格拉底政府在2011年3月辞职，也迫使葡萄牙政府在2011年向欧盟提出援助请求。2011年7月，葡萄牙获得780亿欧元的援助，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元区和欧盟成员国各承担1/3的贷款额。

与葡萄牙和爱尔兰不同，西班牙政府的债务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地方政府，而且政府债券主要向银行业发放。这主要是因为西班牙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大量债券来推动公共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以便实现旅游和房地产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在2000—2010年期间，西班牙的地价长了5倍，仅2007年便建设了80万套新房。西班牙的房地产贷款5 800亿美元，其中2 400亿美元存在问题。西班牙中央政府的债务在2009年为4 754亿欧元，其中2010年到期债务总额为977亿欧元。随着2010年房屋价格下降12.89 %，西班牙融资债务成本在2010年11月上升18 %，失业率增加到20 %。西班牙政府出售国内主要机场运营商和国营彩票机构的部分股份，以便融资140亿欧元来降低财政赤字。从2011年2月起，西班牙政府停止向失业人员每月发放420欧元的补贴，对4万家中小企业削减税负，以刺激经济增长和缓解主权债务危机。2012年6月，西班牙政府获得1 000亿欧元的救助。

塞浦路斯经济主要依靠金融业、航运业和旅游服务业。2012年底，塞浦路斯的银行业存款为648亿欧元，其中国外储户的存款达268亿欧元，单是俄罗斯的存款就达154亿欧元。由于塞浦路斯银行的大量资产都是希腊政府债券，希腊债务重组计划导致塞浦路斯银行的资产大幅度贬值和流动性不足。2013年3月，欧元集团同意向塞浦路斯提供100亿欧元的援助贷款，条件是塞浦路斯通过向银行存款征税、私有化14亿欧元的国有资产和提高公司所得税以筹集58亿欧元的资金，结果造成塞浦路斯的民众抗议浪潮、银行限制取款和银行停业的危机。

（三）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救助战略

由于担心建立财政救援机制会鼓励成员国的道德风险，《稳定与增长公约》没有包含救援机制的条款，以至于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和欧元区的救助行动非常迟缓和乏力（谢鹏，2013）。欧元区应对主权债务危机的救助机制包括创立金融救助机制、启动“欧洲学期”机制来强化各国的预算和改革方案的审查并实施新的金融监管框架（吴志成、朱旭，2013）。

在希腊债务危机急剧恶化和欧元高度波动的情况下，欧洲理事会在2010年5月10日决定建立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zation Mechanism，EFSF）和欧洲金融稳定机构（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EFSF），以便向发生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成员国提供高达7 500亿欧元的紧急贷款，以保卫欧元免受国际投机的攻击和平息市场的恐慌。这7 500亿欧元的贷款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以欧盟预算收入为担保的、由欧洲金融稳定机制提供的600亿欧元援助贷款；二是欧元区成员国按照在欧洲中央银行的出资份额、由欧洲金融稳定机构提供的4 400亿欧元的担保资金；三是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自承担2 500亿欧元贷款备用金的50 %份额。欧洲金融稳定机构规定，所有借款国的借款都必须由德国、奥地利、法国等主权信用为AAA级的国家全额担保覆盖。由于欧洲金融稳定机构提供的担保资金包括1 900亿欧元的信用增进成本，因此，7 500亿欧元的紧急贷款中只有5 000亿欧元的实际可用贷款。这些贷款都需要严格的申请、评估、表决和审查，以便强化成员国的财政约束纪律。

尽管《稳定与增长公约》有助于约束成员国的财政纪律，但也不能消除各国的道德风险和违约机制。这会导致低风险成员国分担高风险成员国的道德风险和违约风险，因为各国政府债务会在货币联盟内更加高度地分散在不同的成员国居民手中（格劳威，2004，第192页）。到2011年3月，德国银行持有的希腊国债高达141亿欧元，成为希腊最大的债主。由于《稳定与增长公约》过高估计了各成员国的财政自律能力，仅仅采取跟踪和警告的措施，未能建立及时预警和确认政府的道德风险机制，结果导致许多成员国出现过度财政赤字。为此，欧盟委员会在2010年5月12日强调，要在《稳定与增长公约》的框架下加强对成员国的财政约束机制和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强化财政预算评估和惩罚机制，逐步建立欧盟的公共信用评级机构。德国政府在2010年6月7日宣布，将在2014年前削减800亿欧元的财政赤字，从2016年开始将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降到0.35 %以下，2019年后消除财政赤字。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也推出相应的财政紧缩计划。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安排6 000亿欧元的贷款救助意大利，利率为4 %～5 %，比意大利5年期的7 %利率要低很多。作为交换，意大利政府需要提交紧缩方案，对首套房重征房产税和对资产超过100万欧元的富人一次性征税。

2011年12月5日，德国和法国达成共识，要求加强欧盟各国的财政约束纪律，对于财政赤字比率超标的国家实行惩罚。2011年12月7日，法国总统萨科奇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提出修改欧盟条约和强化欧盟特别是欧元区的财政纪律的建议，以便应对欧盟内的主权债务危机。该建议的内容分为四方面：第一，强化欧元区领导人的峰会形成机制，每年至少要召开两次首脑会议；第二，各成员国要将实现公共预算平衡纳入本国法律，各国议会有义务根据欧盟建议审核本国的财政和预算政策，欧元区将在金融监管、就业、税收和促进增长方面采取趋同政策；第三，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3 %的国家将受到自动处罚，除非首脑会议绝对多数否决；第四，将从2012年启动欧元区永久性救助机制或者欧洲稳定机制。但是，英国等国坚决反对修改欧盟条约以应对欧洲债务危机。法国和德国建议的核心要点是，在强化货币与经济联盟的基础上，强化财政联盟的建设。但是，这个建议是不可实施的，因为欧元区的内在矛盾是各国的民主化程度的差异与参与欧元区的意愿强弱之间的矛盾。民主化程度越高的国家，越希望稳定的欧元区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中的作用；民主化程度越低的国家，越希望利用欧元区推动经济的发展并最终推动民主建设的发展。如果民主化程度较低和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国家强化财政纪律，那么，其经济发展的动力就显得不足。这就需要德国和法国等国提供足够的财政援助，以缓解这些较落后国家的国民的不满情绪，如罢工、示威游行甚至暴力活动等。所以，欧元区的问题是德国和法国的财政支持与落后国家的政府债务融资之间的矛盾。如果德国和法国等国不愿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或者欧洲中央银行不提供足够的贷款，那么，落后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融资就是必然的。

在2011年12月8—9日的欧盟峰会期间，17个欧元区成员国和6个其他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同意放弃修改《里斯本条约》，决定缔结新的条约，以强化财政纪律。这个新条约将要求成员国将预算平衡纳入宪法，各国财政预算提交欧盟委员会审核，对违反财政纪律的国家自动处以惩罚，同时欧元区筹集2 000亿欧元的资金提供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帮助欧元区国家应对主权债务危机。英国持反对态度。通过这些措施，欧元区国家将向财政联盟迈进一步。但是，这个自动处罚容易引起各成员国之间的政治纠纷，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怂恿本国公民进行示威游行甚至罢工进行对抗。除非强国向弱国提供足够的财政援助，并尽可能在国内法律和民主制度方面趋同，否则单纯的财政联盟也不会解决欧元区国家之间的潜在纷争。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10国在2012年6月提出了“欧洲的未来”的报告，要求在欧洲层面上汇聚财政主权，强化共同外交及安全政策。2012年12月5日，欧洲理事会、欧盟委员会和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共同提出了“走向真正的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政策文件，提议逐步建立银行联盟、财政联盟和政治联盟。

在18—19世纪欧洲殖民强国时期，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不平等的政治权力和财政分配，最终导致这些殖民强国在20世纪瓦解。苏联在20世纪中叶曾以经互会为名组建国际集团，但各成员国之间的政治权力和获得国家利益的不均等最终葬送了经互会。欧元区各国的紧密货币与经济联盟并未诱使能够获得更多独立利益的英国加入欧元区。所以，欧元区建立紧密财政联盟的条件就是，德国和法国愿意提供足够的财政援助，以便让这些国家团结在德国和法国的周围。没有足够的财政援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甚至东欧各国仍然会采取财政赤字或者扩大银行贷款的方式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欧元区从2004年开始就酝酿修改《增长与稳定公约》，对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券发行进行限制，尽管被欧洲法院判定为违法行为而告终。在2009年底获得批准的《里斯本条约》规定，欧盟决策将采取“双重多数表决制”取代“特定多数表决制”，即所有决议的通过都需要55 %的成员国和65 %的欧盟人口的同意，从而兼顾了单一政治实体和自然人的平等原则。2010年12月16日，欧盟通过对《里斯本条约》的修改，允许欧盟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救助机制。2011年3月25日，欧盟领导人就救助机制达成协议，承诺其为欧元区常设救助机制，贷款能力为5 000亿欧元。德国政府在2012年3月14日批准了向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ESM）注资的政策，但德国宪法法院在2012年9月12日裁定，未经德国议会的允许，德国政府对ESM的出资额不能超过1 900亿欧元，以防止ESM成为一个救助债务危机国家的无底洞。2012年10月8日，ESM的永久性救助基金开始启动，承诺向债务国提供5 000亿欧元的救助贷款，如购买债券或者提供债券担保。该基金的资金来源包括800亿欧元的入股资本和6 200亿欧元的可通知即付资本，总计7 000亿欧元，但贷款限制在5 000亿欧元内。2012年11月27日，欧元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减免希腊债务达成协议，同意向希腊提供440亿欧元的救助贷款。

总之，在欧元区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后，欧元区和欧盟各国采取了多轨制的救助方案，并逐步向制度化救助转变。一是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双边协议谈判的基础上向债务危机国提供有条件的贷款援助，条件是债务危机国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改革措施和强化财政约束纪律。希腊、爱尔兰、塞浦路斯、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债务危机国都是如此。二是欧洲中央银行提供证券市场计划（Security Markets Program，SMP），购买债务危机国家的债券1 000亿欧元以上。三是要求私人部门进行债务重组，削减希腊等国的政府债务。企业借贷债务由政府承担偿还责任，是所有弱小国家在国际资本面前需要面对的问题，因为这会增加企业贷款的道德风险。从2013年开始，欧盟将建立一个主权国家破产时债务重组的机制，允许在一致同意基础上要求私人信贷机构承贷信贷损失，而强迫政府承担信贷损失容易催生企业的道德风险。四是确立紧急援助计划，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金融稳定机构和欧洲金融稳定机制提供7 500亿欧元的担保贷款。五是建立欧洲稳定机制，将欧洲金融稳定机制长期化和制度化，提供5 000亿欧元的贷款。根据计算，在2013—2014年期间，欧元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债务国的实际援助规模可达到7 916亿欧元，此外还有2014—2020年期间的欧洲稳定机制提供的5 000亿欧元贷款。

在2012年初到2014年11月期间，欧洲央行通过长期再融资手段向银行提供无限流动性，而银行则在经济疲软和经营稳定后开始大量归还贷款，结果导致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规模急剧萎缩和实体经济的货币供给不足。为此，欧洲央行从2014年6月开始实行负利率政策，负利率的幅度为-0.3 %～-0.1 %，以便降低债务国的利息偿还额和扩大货币供给量。由于2014年底欧元区各国国债总规模约为7.18万亿欧元，欧洲央行在2015年1月22日决定开始采取量化宽松政策，计划在2015年3月至2016年9月期间每月购买600亿欧元的政府与私人债券。欧洲央行将与各国央行共同购买各国政府、机构以及欧洲机构债券，扩大购买资产支持证券（ABS）、担保债券和长期再融资操作，以便将通胀率从-0.2 %提升到2 %的目标水平。欧洲央行购买1万亿欧元国债的通货膨胀效应，摩根士丹利预计为0.4 %，德意志银行估算为0.25 %，远达不到欧洲央行的预期。就具体如何购买各国的国债和私人债券而言，有三种可行的方案供选择：一是按照各国在央行核心资本的出资比例购买各国债券，这对需要救助的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不利，而对德国和法国最有利；二是随意配比购买各国国债，只要一国国债低于总购买量的25 %；三是各国央行购买本国国债并承担全部或部分风险。后两种方案能最大限度减少德国债务负担的疑虑，但却导致欧洲央行放弃代表区域整体行动的能力。

（四）希腊债务偿还的国际博弈

欧元区的救助方案是在主权国家的政治博弈中进行的。我们知道，希腊公共债务在2010年为3 500亿欧元，希腊政府在2011年因实行紧缩财政措施和民众的抗议而垮台。由于欧盟在2012年贷款给希腊政府1 300亿欧元，私人债权人削减希腊债务1 000亿欧元，希腊的债务危机有所缓解。与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采取改革计划和减少债务风险相比，希腊在2014年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仍高达177 %，远高于意大利的133 %，失业率也达到25.6 %。这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欧盟内部的最高退休金开支。由于工会力量强大，希腊的公共开支在1996—2008年期间增加了80 %。尽管在2012—2015年间，希腊的退休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7.5 %下降到16 %，但这一比例仍高于意大利和奥地利的15 %。第二，政府雇员的福利高。在2010年实施救助协议后，希腊废除了下列政府雇员的福利措施：未婚子女接受亡父的退休金；工人按时上班会接受政府奖金，以便减少支付社会保险金和高额退休金；2013年，退休年龄从男性63岁和女性59岁提高到67岁；警察和军人在40～45岁退休将领取退休金；国有银行职工有18岁以下的子女可以在43岁退休。但是，希腊公务员的年薪为7万欧元，远高于德国公务员年薪的5.5万欧元。第三，三角债问题。在希腊，企业如果不支付职工工资，职工以此为由可以不支付水电费用。企业精神也因此高度缺乏。第四，富人避税问题严重，造成财政收入减少。

2014年4月，希腊重返国际资本市场，发行30亿欧元的5年期的国债，却吸引了超过200亿欧元的资金。国际投资者对希腊政府的信任主要是因为希腊实现了衰退6年以来的首次增长。在2014年前三个季度，希腊的经济增长率为1.7 %。但是，希腊的经济复苏并没有缓解希腊债务危机的压力。2015年初，反对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的左翼激进联盟党（Syriza）在大选中获得胜利，要求重启援助条件的谈判。理由是，希腊在2010—2014年财政紧缩期间，GDP下降25 %。针对原有的援助和紧缩计划，希腊的左派政党认为，救助计划在希腊造成了“人道危机”，反对进一步实施紧缩计划，而德国则指责希腊没有实施应有的经济调整措施。2015年2月8日，希腊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在希腊议会发表经济政策演说时表示，希腊政府在坚持反紧缩政策的同时，还需要向德国索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纳粹占领并掠夺希腊的1 620亿欧元。^[4]早在2000年，希腊最高法院裁定，德国应向希腊迪斯托莫村在二战中的218名遇害者的家属赔偿3 200万美元，德国在希腊的地产均可被没收用以赔偿。2015年2月10日，希腊议会通过动议，成立专门委员会向德国索赔1 600亿欧元，包括纳粹德国从希腊中央银行强行借走的贷款、损害希腊基础设施和经济及劫掠希腊文物。2015年3月11日，希腊司法部长尼科斯·帕拉斯基沃普罗斯表示，他准备根据政府的政治谈判结果来签署文件，允许希腊政府没收德国在希腊的资产，以偿还德国所欠下的二战赔款。

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欧洲联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希腊提供两轮2 400亿欧元的救助贷款，希腊则承诺实施一系列紧缩和改革措施。但是，希腊新政府在2015年上台后希望把这一债务砍掉一半，即推翻现有贷款救助协议中30 %的条款，对救助协议中其余70 %的条款继续与国际救助方合作。希腊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从2015年2月8日起访问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游说这些国家为希腊减少债务，并以退出欧元区相威胁。事实上，希腊充分利用了德国在乌克兰危机期间需要欧元区和欧盟的实力作为后盾，以平衡俄罗斯和美国的实力外交。为了解决乌克兰危机后被欧盟和美国制裁的困境，俄罗斯表示愿意向希腊、匈牙利、土耳其等国在石油和天然气供应方面提供优惠价格，希腊则通过拒绝进一步制裁俄罗斯来希望获得欧盟的债务减免，塞浦路斯则表示可以为俄罗斯在地中海提供军事基地。2015年2月11日，希腊与国际债权人就希腊修改紧缩和改革措施的谈判失败。但是，2015年2月20日，欧元集团同意对希腊特别援助延期4个月，以避免希腊的债务在2月28日到期后违约。同时，希腊政府需要向国际债权人提交基于现有救助协议的改革措施清单，对偿还债务做出承诺和同意实施一系列改革，以获得72亿欧元的救助贷款。希腊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称之为“标志希腊与欧元区伙伴关系的新时代”，并在谈判结束后的公开讲话中声称这一谈判结果扭转了2010年欧元区对希腊援助以来被孤立的局面。但是，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则表示，希腊需要做出承诺，并对过去救助计划予以落实后才能获得“继续援助”。希腊在减债问题和财政紧缩问题上与德国不睦，希望利用二战索赔的方式来强迫德国减少希腊的债务。^[5]

由于希腊政府提交的改革措施一直未能令国际债权人满意，2015年6月17日，在多轮有关希腊改革谈判失败后，希腊提出退出欧元区甚至欧盟的警告。6月25日，国际债权人提出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协议草案。根据该协议草案，如果希腊接受草案的条件，6月30日到期的原救助协议将延长5～11个月，希腊可获得155亿欧元的贷款，包括6月30日前发放18亿欧元的贷款，但希腊需要在债权人的监管下实施一系列财政紧缩和改革措施。希腊政府予以拒绝。6月27日，希腊总理提出在7月5日举行全民公投来决定希腊是否接受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起草的债权人的协议草案，希腊议会在6月28日通过了举行全民公决的议案。但是，欧盟则拒绝延期在6月30日到期的原救助协议，从而诱发了希腊人的银行取款浪潮。6月28日，希腊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期的15.5亿欧元贷款公开违约。为了防止政府债务违约带来的银行取款浪潮，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6月28日发表电视讲话，要求希腊各银行根据中央银行的建议对外停止营业一周，实行资本管制，关闭证券交易所（储户每天从银行取出的现金不超过60欧元），同时指责国际债权人对希腊人民进行“讹诈”，“强制希腊人民接受痛苦的改革换取资金协议草案”。针对欧元集团拒绝延长救助协议的行为，齐普拉斯指责说这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人民以民主方式做出决定的权利提出了挑战”。6月28日，欧洲央行向希腊银行提供890亿欧元的紧急资金。6月29日，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认为希腊政府旨在维护金融稳定和避免银行系统崩溃而实施的资本管制理由正当且符合欧盟法律，欧盟委员会将在技术上为希腊实施这一政策提供支持。但是，马其顿中央银行要求，马其顿银行取出在希腊银行及其境外分支机构的所有存款和贷款，并采取防范措施来避免资金流入希腊。

2015年6月29日至7月6日期间，希腊政府规定，银行停业（后延长至7月20日），实施资本管制，希腊股票市场关闭。导致全球股市大跌。希腊政府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5.5亿欧元的债务违约，造成了希腊政府的债券价格下降，希腊银行的金融资产价值下降，全球股市暴跌。6月29日，道琼斯工业指数下降350.33点，跌幅为1.9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降43.85点，跌幅为2.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降122.04点，跌幅为2.4 %；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2 %，德国DAX30指数下跌3.1 %，法国CAC40指数下跌3.7 %，西班牙IBEX35指数下跌4.6 %。6月30日，标准普尔将希腊主权债务评级从CCC下调为CCC-，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58 %，德国DAX30指数下跌0.31 %，法国CAC40指数下跌0.37 %，西班牙IBEX35指数上涨0.39 %，欧洲斯托克指数下跌2.6 %，欧元兑美元汇率下降0.4 %。7月对欧洲中央银行33亿欧元贷款的支付成为问题。2015年6月30日，希腊财政部长瓦鲁法基斯宣布，希腊不会按期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期的15.5亿欧元的贷款。希腊总理表示，同意接受欧盟在6月28日提出的解决方案，如降低增值税，削减国防开支，延期支付收入补贴金。但是，希腊总理同时建议，为了避免希腊违约甚至退出欧元区，希腊需要与欧洲稳定机制达成为期2年的协议。该协议的内容包括欧洲稳定机制需要向希腊提供总额300亿欧元的贷款，满足希腊财政需求、重组债务、延长现有救助协议等条款。在劳动市场改革方面，左翼政府要求维持集体谈判权，不谈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问题，同意OECD关于商业运营和企业开办的便利化措施的建议。

2015年6月30日，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德拉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欧元集团主席戴塞尔布鲁姆和欧洲金融稳定机构首席执行官雷格林致信，承诺有条件接受债权人于6月28日提出的协议，但修正建议包括维持希腊岛屿享受的增值税减免待遇，在2016年和2017年分别裁减2亿欧元和4亿欧元的国防开支，从2015年秋季开始改革劳动力市场。希腊政府在6月30日向欧元集团主席戴塞尔布鲁姆提交了6月30日到期的救助协议延期的申请，但遭到了当晚欧元集团的电话会议的拒绝。针对希腊政府提出的与欧洲稳定机制达成为期两年的协议的要求，戴塞尔布鲁姆则表示，希腊向欧洲稳定机制申请贷款不仅需要走“正常程序”，即批准贷款之前需要进行风险评估等工作，而且任何新的救助协议必须有更为严格的附加条件，希望希腊政府改变强硬的“政治立场”。

针对希腊政府提出的关于6月25日债务救助协议草案进行全民公决的民意调查显示，在6月29日银行停业之前有57 %的希腊民众否决这一草案，支持者比例为30 %；在银行停业后，希腊《编辑报》在7月1日委托从事民意调查的“专业数据公司”所做的调查显示，46 %的受访者反对、37 %的人支持该协议草案。希腊民意调查机构阿尔科在6月30日至7月1日的民意调查显示，同意接受国际债权人协议草案的希腊人占44.8 %，反对者占43.4 %，主意未定的受访者占11.8 %。7月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报告称，希腊在未来3年的财政资金缺口高达500亿欧元。这个缺口以目前情况来看不太可能通过市场途径得到弥补，可能需要通过债务重组或者债务减记的方式才能度过危机。7月3日，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有3.5万名反对协议草案的人参加的雅典宪法广场集会上，鼓动希腊人在全民公决中大声对国际债权人说“不”，宣称否决草案不仅会让希腊留在欧元区，而且也会让希腊取得和其他成员国平等的地位。为了增强否决债权人协议草案的决心，希腊政府在设计公投票上采取了模糊的策略，即将协议草案分成“关于落实先行项目及未来规划的改革方案”和关于债务可持续性问题的初步分析“两个文件，并将“不接受”选项放在“接受”选项之前。

2015年7月5日，希腊全民公决的结果显示，61.3 %的选民反对和38.7 %的人支持债权人救助计划，从而否决了6月25日国际债权人的协议草案。针对全民公决的结果，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称之为在增强希腊政府的谈判立场的基础上“对双方达成切实可行协议的支持”，并希望通过与欧盟的谈判将2 400亿欧元的贷款削减30 %和将还款期限推至20年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认为希腊人民的投票“应受到尊重”。欧元集团主席戴塞尔布鲁姆则声称“这个结果非常令人遗憾”，并表示不再相信希腊政府能够真正执行改革。德国社民党领导人西格玛尔·加布里埃尔指责齐普拉斯“摧毁了欧洲与希腊原本可以达成妥协的最后桥梁”。芬兰外交部长蒂莫·索伊尼认为希腊公决的结果已经表明希腊债务的后续援助计划“取决于其他欧元区的纳税人是否愿意买账”，因为“当他们在希腊投票，他们选择将其他欧元区成员国的税收挪用到自己身上”。^[6]法国资深媒体人弗洛朗斯·奥德雷则认为，纵容希腊等于欧盟向激进政府妥协，并将导致其他受援国寻求类似希腊的待遇，从而妨碍欧元区和欧盟的综合经济治理。贸易专家罗伯托·布鲁尼认为，希腊公决结果已经助长了欧洲各地区极右势力政党和民粹政党的抬头，而欧盟在债务问题上与希腊政府的妥协则会助长其他国家的选民选择激进政府的可能性。^[7]意大利外长保罗·真蒂洛尼则说，希腊不应把眼下的债务危机怪到德国头上，那是几届希腊政府的责任。

为了增强希腊在欧盟中的谈判立场和实现达成新的债务偿还协议的可能性，希腊财政部长瓦鲁法基斯在2010年7月6日宣布辞职，由财政部副部长察卡洛托斯继任；同时，希腊三个反对党领导人与执政联盟两党领导人签署联合声明，表示共同支持希腊总理返回谈判桌，与债权人达成新的协议，避免希腊债务违约甚至退出欧元区。而法国《巴黎人报》的民意调查显示，希望希腊离开欧盟的法国人从6月份的39 %增加到7月6日的5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则说，如果希腊提出援助请求，IMF随时准备伸出援手。在希腊向IMF、欧盟和欧洲中央银行借贷的2 400亿欧元中，IMF于2010年5月在备用贷款安排和2012年3月在中期贷款安排下分别批准对希腊提供300亿欧元和280亿欧元的贷款，而希腊对IMF的未偿债务在2015年7月为212亿欧元。

尽管全民公决否定了原有的紧缩政策，但是，希腊人和希腊政府并不愿意离开欧元区。希腊财政部长察卡洛托斯在2010年7月8日的一封公开信中，要求欧洲稳定机制在未来3年向希腊提供贷款，以便希腊履行财政义务和保持金融系统稳定，同时承诺进行改革，以换取新的救助、避免违约和退出欧元区。马其顿大学7月9日的民意调查显示，激进左翼联盟党的支持者中有47.5 %希望保留在欧元区，40 %的人则认为重拾旧币德拉克马是更好的选择，此外有60 %的受访者认为自身家庭财产将在2016年恶化。民意调查机构“梅特龙分析”在7月10日的民意调查显示，84 %的希腊人希望留在欧元区，只有12 %的人希望回到过去。希腊政府在7月9日向国际债权人和希腊议会提交了为期三年的解决希腊债务问题的协议草案。希腊政府要求债权人在此期间提供535亿欧元的救助资金，并做出如下承诺：①在2015—2018年间的基本财政盈余占GDP的比例分别设定为1 %、2 %、3 %和3.5 %；②进行税制改革、养老金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③增值税改革从高收入岛屿和热门岛屿开始，取消希腊岛屿享有的增值税折扣，增值税改革带来的每年财政收入增加额为GDP的1 %；④在财政结构改革方面，公司所得税税率从26 %提高到28 %，逐步取消给予海运业和农民的优惠所得税率；⑤国防开支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别减少1亿欧元和2亿欧元；⑥2015年10月开始养老金改革，减少提前退休现象；⑦在行政管理、司法和反腐败以及税收管理方面，将增加税务和海关等部门的工作透明度，打击油品走私和逃税；⑧在劳动力和产品市场方面，对现状进行评估，借鉴欧洲的先进做法，放开工程师、公证员和精算师等职业，推进旅游租赁市场的发展；⑨在私有化方面，将完成地区机场、铁路公司、艾格纳提亚高速公路、比雷埃夫斯港、塞萨洛尼基港和雅典旧机场的私有化。尽管遭到激进左翼联盟的强烈反对，该协议草案在7月11日的希腊议会中以251票赞成、49票反对或弃权的方式获得通过，从而授权齐普拉斯政府与国际债权人展开新的谈判并最终签订一份“兼具经济可行性和社会公平性的救助协议”。

但是，在2010年7月11日到12日举行的欧元区财政会议中，在讨论希腊提交的新改革方案时却出现了重大分歧。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德拉吉和德国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就希腊偿还债务能力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德国中央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延斯·魏德曼也在7月9日表示，欧洲中央银行不应再向希腊提供更多紧急流动性援助，因为“希腊政府进一步发展和引入金融资源的责任在于希腊政府和其他施援国”，而希腊无力偿债绝非简单的流动性不足。而且，芬兰反对继续向希腊提供救助，主张希腊暂时退出欧元区；德国则要求希腊改进救助协议，内容包括出售500亿欧元的国有资产用于还债，否则希腊应暂时脱离欧元区至少5年来调整其债务结构。在7月12日举行的19个成员国参加的欧元区领导人峰会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则警告，有关谈判仍将艰难，达成希腊救助协议并非“不计代价”；法国总统奥朗德不仅拒绝了德国要求希腊暂时脱离欧元区的方案，而且表示法国将“尽一切努力”达成救助协议，让希腊留在欧元区。根据峰会领导人达成的初步协议，希腊政府必须在7月15日前完成增值税、养老金改革、私有化等一系列关键立法。在此基础上，欧元区原则上同意与希腊启动救援款的谈判，为期3年的援助金额为820亿～860亿欧元。而且，希腊需要在债权人监管下成立由希腊出资和管理的500亿欧元信托基金，其资金主要来自希腊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其中的一半用于救助希腊银行，1/4用于偿还债务，其余1/4用于投资希腊经济。显然，为了避免暂时脱离欧元区，希腊不得不接受德国的方案，但却赢得了820亿～860亿元的救助金和将信托基金的1/4用于投资而不是偿还债务的条款。这些初步的协议需要希腊、德国等国议会的批准。救助款得到批准和发放后，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区财长将密切监督希腊履行救助协议的措施。这个更加苛刻条款的协议，被希腊人认为是“痛苦、羞辱和奴隶制”，希腊政府雇员决定在7月15日举行游行示威。希腊议会在7月16日以229票赞成、64票反对和6票弃权通过了7月13日希腊政府与债权人达成的救助协议以及第一轮改革措施。尽管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一直反对国际债权人所要求的私有化等方案，但是，双方在8月11日就财政目标、私有化以及能源市场自由化等问题达成协议。8月19日，德国联邦议院批准了第三轮救助协议，为希腊获得860亿欧元救助贷款铺平了道路。作为希腊获取救助的条件之一，德国法兰克福机场集团将接管希腊的14个机场，权利让渡合同金额为12.3亿欧元。

但是，从2015年以来爆发的欧洲难民危机，不仅加重了希腊等债务国的财政负担，而且也加剧了欧元区和欧盟各国之间在难民配额上的矛盾，以至于英国在2016年6月23日举行“脱欧”的全民公投。英国公投的结果显示，51.9 %的人同意脱离欧盟，48.1 %的人支持继续留在欧盟。因此，财政负担和难民负担进一步加强了欧盟和欧元区各国的政治博弈。

四、欧元区未来的出路

在庞大的援助贷款的支持下，爱尔兰在2013年向市场融资，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在2012年底成功地在金融市场获得融资，塞浦路斯在2016年3月宣布推出救助计划。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似乎看到了解决的希望。不过，这种看法忽视了欧元区各国的制度差异和制度化改革的艰难性。希腊在2015年举行全民公决否决国际债权人提出的紧缩性改革和持续要求提供债务援助就说明了这一点。国际制度和政策融入一国的制度和文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尽管欧盟通过入盟条件来强化未来的成员国内部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改革，但是，各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还存在非正式的制度规则和文化，后者的改进只能是一个渐进的演化过程。新制度主义者马奇和奥尔森（2010）认为，国际制度的有效性是间接的、长期的和有条件的，并受到一国的政治制度和利益集团的制约。国际制度的有效性，应该与各国的目标相联系，而不应仅仅考虑遵约问题。在面对欧盟的严格条件下，各成员国会先做出严格的承诺，随后在加入后放松条款的执行，这就是入盟问题上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如果国际制度的接受和采纳有助于各国目标的实现和强化国际合作，那么，这些国家就会主动地采纳这些制度和政策；相反，这些国家就会不遵守甚至违反政策。区域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也会对不遵守条约的行为采取理解和宽容的态度。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默许其成员国实施违背其金融原则的货币紧缩政策。欧盟首脑会议和部长理事会会议在重要问题上采取一致通过的表决机制，事实上给予成员国普遍的否决权。

（一）地区发展不平衡与国家援助

欧盟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早已引起欧盟各成员国的关注。1988年，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就对地区政策进行了第一次改革，建立了欧洲地区发展基金、欧洲社会基金、欧洲农业指导与保证基金等结构基金来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资金的分配取决于各地区相对欧共体平均水平的经济实力和问题状况。为了根据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并限制成员国的财政赤字，欧盟在1994年5月设立了一个凝聚基金（Cohesion Fund），并计划在1994—1999年间将结构基金的资助额提升到1 550亿埃居（欧洲货币单位）。凝聚基金的目的就是通过环境保护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帮助有特殊困难的穷国和不发达国家达到经济货币联盟的标准。在1993—2003年间，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在该凝聚基金中获得了高达277亿欧元的援助。^[8]为了将中东欧比较落后的国家纳入欧盟框架，欧盟委员会在1997年7月颁布的《2000年议程》规定，向中东欧申请国提供“接纳前援助”，所有申请国在入盟前在获得凝聚基金援助方面视同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这些成员国。希腊、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在2000—2006年共获得180亿欧元的凝聚基金，而新加入的成员国在2004年获得28.97亿欧元的凝聚基金，2007—2013年期间欧盟凝聚基金的预算规模也达到700亿欧元。同时，欧盟还新设置中东欧经济重建计划（PHARE）、农业与农村发展专门计划（SAPARD）和入盟前结构政策工具（ISPA），在2000—2006年计划拨款218.4亿欧元，来帮助2004年后新加入的成员国缩小与欧盟整体水平的差距。在2005年7月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支持增长和就业的凝聚政策：2007—2013年共同体战略指导方针》中，欧盟在资助贫穷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研究和创新等方面的预算投资达到3 080亿欧元（杨逢珉，2010）。其中，援助的分配额为波兰776亿欧元、匈牙利292亿欧元、捷克308亿欧元和斯洛伐克133亿欧元。在欧盟的帮助下，爱尔兰的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增长，凝聚基金的大量投资推动了爱尔兰的交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1998年，爱尔兰的人均GDP超过欧盟的平均水平，而且于2008年在欧盟中上升为仅次于卢森堡和丹麦的国家。加上欧元区成立后较低的利率水平和吸引大量的海外投资，这些因素促进了爱尔兰的投资大量转向房地产和金融服务业，也为经济泡沫埋下隐患。

（二）信誉借贷与发展援助

毫无疑问，组建欧盟这样的集团对德国和法国的国际地位提升幅度要大于对希腊、葡萄牙等小国的国际地位提升幅度。也就是说，小国对大国进行了信誉借贷。在获得信誉借贷的同时，大国却要求小国严格财政纪律，以减少对小国的贷款或者援助。对于小国来说，加入欧盟特别是欧元区就等于将原来兑换能力较差的货币转换成国际通货，从而削减了外债危机的压力。为了获得信誉借贷和大量主权丧失的补偿，小国就希望努力获得大国的财政援助或者贷款。欧盟和欧元区设置了发展援助项目来帮助新加入欧盟的落后国家和地区。随着这些地区的发展，发展援助贷款将会逐渐减少。除了发展援助项目外，弱小国家可以采取债务危机的办法来获得财政援助。制造主权债务危机的办法就是政府不断增加福利开支以满足国内的需求，同时减少或者不增加税收。希腊政府的政策最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尽管在加入欧元区前各主要小国都经历了财政赤字控制的政策，但是，许多控制财政赤字的手段都是将财政赤字掩盖起来或者进行财政会计的操纵。暂时削减财政赤字的手段包括削减基础设施投资和政府采购、出售盈利的国有企业、发行首年零息国债、提前征税、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转为担保等。这些手段都降低了加入欧元区时的财政赤字但却会增加随后年份的财政赤字和发行主权债务的需求。随着主权债务发行数量的不断增多，小国的违约风险将会不断增大。像希腊这样的国家的违约风险的增加会危及欧元区整个货币体系的稳定，德国等国就不得不提供更多的贷款援助，条件是这些国家要求严格财政纪律或者削减政府的规模。为了获得大国提供的贷款，希腊等国不得不实施政府改革。随着政府改革的进行和贷款的获得，希腊等国在国内失业的压力下就不得不增加财政开支或者扩充政府的规模和补贴，以降低失业率和获得国内稳定的政治支持。这又将提高政府的财政赤字率和债务违约风险率，迫使德国等国再次进行援救。

由于德国等国需要租借希腊等国的信誉来提高国际地位，因此，希腊等国就会以债务危机的方式迫使德国偿还其信誉贷款。也就是说，不同国家组建货币联盟和财政分散就会产生逆向激励的机制，各国根据在联盟中的权利和地位进行利益的交换。唯一的区别在于，有些国家的利益是预先支付的，且需要采取措施来获得相应的补偿。只要货币区希望继续发展下去，德国等国对希腊等国就必须提供援助贷款，严格财政纪律的承诺就是无效的。一旦希腊等国的政府无力偿还巨额的贷款，那么，如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穷国进行道义上的债务豁免一样，德国等国就不得不对希腊等国进行机制性和道义上的债务豁免。当然，希腊从货币区获得的利益越多，也就会越严格遵循财政纪律和偿还贷款。也就是说，从国际政治角度看，货币区就是一个信誉借贷和援助贷款进行交换的机制，其条件是援助贷款和减少外债风险的收益要逐渐接近信誉借贷和损失货币发行权的收益。

（三）财政援助与财政约束机制的有效性

欧洲稳定机制的贷款长期化和欧洲中央银行的证券市场计划无疑有助于弱小国家获得贷款和发行债券。但是，弱小国家从贷款和发行证券获得的低息收益必须放在信誉借贷与援助贷款的框架内统一考虑，以便准确估算德国等国对希腊等国的援助金额。《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第87～89条规定了欧盟国家援助可以采取补贴、税收优惠、低息贷款、提供担保、社会保障费的免除和财政收入的减免等方式（孙少飞，2006）。由于欧盟在货币政策、共同农业政策和渔业政策等领域获得了成员国授予的政策主导权，欧盟会逐渐强化财政预算和债券发行的评估和监管。除了由独立委员会审查各成员国的预算计划和财政账户外，欧盟的农业支持政策、转移支付政策、欧洲中央银行抵押贷款的贴现率都可能与财政预算的审查报告挂钩，对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超过60 %的国家所发行的债券实行惩罚性的税收（GDP的0.5 %），统一发行各国的政府债券并要求债务比例过高的国家支付较高的利率，由高财政赤字国家出资建立一个由欧盟控制的“欧洲货币基金”来防止债务违约（何帆，2010）。由于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意大利的财政约束受到国内的失业率、社会和谐水平、政府的有效性、政治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欧盟未来在建立统一财政收支系统时需要考虑各成员国的这些差异（Blavoukos & Pagoulatos，2008）。当惩罚措施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时，欧元区强化财政纪律的效果必然受到限制。只有在这些因素得到有效控制后，这些欧元区的财政约束机制才可能发生作用，欧元区未来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才能缓解。

【注释】

[1]欧盟委员会每年发布指令、条例和决定至少在4 000件以上，但欧盟委员会缺少直接的执行权，各成员国相机选择有关政策贯彻执行。成员国可能不将欧盟的政策与立法纳入国家法律，或者不正确地采纳和实施欧盟有关内部市场、工商业事务、间接税、农业、环境、消费者保护等领域的法规。对于成员国的违法行为，欧盟只能采取正式通知、调查或者提交欧洲法院审理的方式进行软约束。欧盟委员会每年发出的正式通知在1 000件以上，提交处理意见300多份，向欧洲法院提交起诉书50～100份。

[2]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从2009年12月4日的1∶1.509 1下跌到2010年6月8日的1.194 4和2011年11月14日的1.362 4。

[3]2010年5月初，德国和法国向欧盟委员会建议强化对信用违约互换（CDS）等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监管。5月19日，德国宣布，禁止在德国境内对德国十大金融机构、欧元区政府证券进行CDS的交易。2011年，德国甚至建议，将对金融交易征收交易税。

[4]1946年，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确定，德国应向希腊赔偿7亿美元的补偿，还要偿还强行借走希腊的3.5亿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这些赔款和借款到2014年约为1 620亿欧元。

[5]2015年3月18日，欧洲中央银行位于德国法兰克福市东部的新行址附近，爆发大规模示威并引发冲突，多辆汽车被纵火焚烧，逾百人在冲突中受伤。示威游行者有1万名，主要来自欧洲各地，由反资本主义组织“封锁占领联盟”发起。这一组织对欧元区现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满，希望能够结束财政紧缩政策。

[6]“希腊人说‘不’欧元区‘抓狂’”，《今晚报》2015年7月6日“国际新闻”版。

[7]“进退维谷，欧盟好难”，《今晚报》2015年7月8日“国际新闻”版。

[8]European Commission.Regional policy.See website：eu.europa.e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