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千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在公元10—12世纪的宋朝时期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的头号经济强国和科技创新的发源地。火药、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的技术发明，造纸业、造船业、制铁业等主要工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海外贸易的高度发达，纸币银行业的发展和全国商业市场的形成，都为中国经济的强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琼斯等人（Jones et al，1993）在《即将完成的圆圈：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史》一书中，将宋朝取得的经济成就与20世纪中国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费尔兰德斯·阿米斯托（Fernandez-Armesto，1995）认为，中国和亚洲正在上升的世界支配地位是对宋朝经济和文化的复兴。但是，宋朝在与西夏、辽国、金国的军事战争中的失败，尤其在蒙古征服了南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和进一步科技创新的可能遭到打击。明朝实行限制海外贸易和禁止中国人出海的政策，使中国的经济长期陷入停顿状态。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只不过是明朝政策的延续而已。^[1]当中国开始走向衰落时，由于未受到蒙古征服的冲击，借助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亚洲新航线的开辟，西欧海上贸易的急剧发展，以及海外殖民地的建立，西欧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实体开始崛起并逐渐主导全球的政治经济秩序。弗兰克（1999，第68页）指出：“导致亚洲在1750年以后衰落的原因，不是所谓近代早期亚洲的孱弱和欧洲的强大，而是亚洲本身强大所引起的后果。同样，正是欧洲原先在世界经济中心的边缘地位和孱弱才使得它在1800年后蒸蒸日上。”这种大国兴衰的动态发展观是值得重视的。

第二，在20世纪后半叶，大规模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重新回到了贸易立国的发展道路上来，为中国的经济崛起打下了基础。^[2]例如，中国的对外出口在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之后，到2004年底已达到五千多亿美元。这接近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是2004年美国出口额的50 %左右。^[3]但是，中国在海外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与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发生了冲突。例如，2004年西班牙和委内瑞拉的当地居民焚烧和抢劫中国在当地的批发市场和零售企业，美国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建议以贸易制裁的方式阻止中国产品出口等。这些冲突的理由是中国贸易和经济的发展挤垮了他们的企业，夺走了他们的就业机会，是他们工人失业的根源。迈克尔·波兰尼（2006，第21页）提出：“每个国家的人们都认为自己国家的伟大和富有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并且如果他国想要削弱这种伟大和富有的话，那么国家的所有公民都愿意派兵去与其险恶的邻邦战斗。就像竞争者一样，每个国家必须时刻准备保护自己的领土，而且有时通过迅速入侵来扩大它。”有的国家，如墨西哥等，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贸易夺走了本应属于他们的美国市场和国际投资。一部分美国和欧洲的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界人士认为，中国的汇率定值过低导致欧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减弱，从而削弱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于是，美元在2004年大幅度贬值以增强美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4]不管这些理由是“莫须有”的还是有其合理性，中国在经济和国际贸易投资方面的继续发展必然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发生冲突。这些冲突的发生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影响或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和速度。

为了估计这些冲突的严重性、持久性和可能带来的后果，本文从历史角度分析后起之秀国家与现有经济大国发生冲突和竞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希望有助于中国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界人士思考在未来国际经济事务中面临的挑战和冲突的严重性。从长期历史角度看问题，是为了结合适当的时代背景来分析和考虑当前的事件和主要问题。实际上，在未来不确定的状态下，理解和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便是从历史角度看问题。正如中国的历史表明，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毛泽东同志也说：“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毛泽东，第八卷，第383页）。我们可以利用世界强国的兴衰史来帮助我们理清当前面临的主要国际国内问题，以便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那些需要我们长期关注的问题上。诚如英国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所说，你向后看得越远，你向前也看得更远。

因此，为了实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目标，本文先回顾过去一千年的经济强国的兴衰史，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提出的国际背景和中国面临未来冲突的可能性。威尼斯、热那亚、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崛起在于成功利用了国外的先进技术经验和资本来发展自己，通过战争和经济革新及发展领先部门树立主导经济强国的地位。同样，除美国外，这些国家的衰落也在于战争的冲击和经济革新的落后。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本文指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导致的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大量进口石油的不稳定性和潜在的破坏性、领土纠纷和贸易纠纷，中国与美国等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之所以得出这种判断是基于历史是连续的这一假设。如果未来的环境发生质变，那么本文的分析只具有历史的意义，没有现实指导的意义。这是阅读本文时必须注意的。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回顾传统中国的繁荣和衰落。第二部分回顾西欧地区的威尼斯、热那亚、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经济强国的崛起和衰落的过程。第三部分回顾英国的崛起和法国早期挑战的失败。第四部分指出美国和平崛起的历史特殊性及在21世纪面临的挑战。第五部分总结历史上的经济强国崛起和衰落的经验和教训，指出在没有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新技术革新的冲击下，美国衰落的原因还很难确定。第六部分结合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发展现实，指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面临的冲突与和平崛起战略提出的国际背景。第七部分结束语。

一、传统中国的繁荣和衰落

荷兰在17世纪是西欧的头号经济强国。在1689—1713年间，法国向荷兰的经济霸权提出了挑战，这导致英国和荷兰结盟以对抗法国。在长期的战争中，荷兰耗尽了实力，英国却强大起来。荷兰崛起，取代了葡萄牙的霸主地位。葡萄牙崛起，取代了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业地位。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业崛起得益于蒙古对中国南宋的征服。

在公元10—12世纪，由于西夏、辽、金和宋朝的对立局势，军事上的失败导致宋朝的政治中心不断南迁。然而，宋朝的经济可谓十分繁荣。这表现在宋朝的人口急剧增长，社会不断的城市化，金融系统的日益货币化，农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以及运河系统的大力发展和海上贸易的大量增加等。这些经济上的革新导致农业、工业和贸易实力的增强，宋朝时期的中国也因此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头号经济强国。例如，宋朝时期的生铁产量达到英国18世纪80年代的水平。但是，蒙古的全面征服和破坏导致中国人口大量减少，城市凋落，经济发展长期停顿。

由于明朝时期中国专注于防御蒙古人的军事威胁，采取了禁止海上贸易、大幅度提高税收等许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因此，其在财政负担沉重的压力和限制海外商业发展的情况下衰落了。^[5]在1403—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后，由于土木堡事变导致蒙古人的威胁增加，明朝军事开支日益扩大。当明朝政府通过一条鞭法使用完全的货币税收时，白银的需求更大了，这也促使了世界白银的价格上涨。中国也进口印度的棉织品、东南亚的香料、檀木、造船材料和白银。而且，基于政治原因禁止南方人出海的政策措施，加剧了海上的走私活动和海盗行为。明朝的倭寇问题以洪武年间（1368年—1398年）和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最盛。洪武年间的倭寇问题主要是元末农民战争造成的人民离乱以及方国珍、张士诚等人的余部入海的原因引起的。朱元璋禁止与日本展开贸易，但保留福建、广东、浙江三个市舶司。嘉靖年间的倭寇问题主要由厉行海禁政策造成。由于1523年的宁波争贡事件，明朝决定废除市舶司。对外贸易大门全部关闭的结果是走私贸易的猖獗。明朝对于走私贸易的打击，又迫使走私分子加以武装，形成倭寇。有的学者认为，嘉靖大倭寇，其实是海上走私集团，是来自中国沿海的走私分子勾结‘日本海盗’劫掠沿海居民的结果。倭寇问题的真正解决，主要依赖于明朝政府最终放弃了海禁政策。1566年明穆宗即位后开放海禁，准许东西二洋（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但与日本的直接贸易仍然严格禁止，打破了约200年的“沿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的祖制，使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在明朝和清朝（1400年—1800年）时期在世界的生产和出口方面占据领先地位，特别是中国的瓷器和丝绸的生产，80 %的瓷器出口到亚洲，16 %的瓷器出口到欧洲，4 %出口到美洲（弗兰克，1999，第162页）。到了清朝，“中国的生产和人口增长得益于西属美洲和日本白银的进口，”也得益于从美洲引进的玉米和红薯的粮食作物的增长（弗兰克，1999，第160页）。据估计，在1500年，世界的黄金存量为3 600吨，白银存量为3.5万～3.7万吨（弗兰克，1999，第202-204页）。在1493—1800年间，全世界85%的白银和70%的黄金来自美洲（Barrett，1990）。根据巴雷特（Barrett，1990）的估计，16世纪美洲的白银产量为1.7万吨，年均产量为170吨。如果考虑到美洲白银的发现是在1550年前后，那么16世纪美洲白银的年均产量高达340吨。17世纪的白银年产量为420吨，总产量为4.2万吨，其中3.1万吨输入欧洲。欧洲将1.2万吨以上的白银运送到亚洲，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分别直接输送了4 000吨和5 000吨白银。另有6 000吨白银输送到波罗的海，5 000吨输送到黎凡特。18世纪，美洲白银总产量达7.4万吨，其中5.2万吨输入欧洲，后者又把2万吨白银输送到亚洲。在1545—1800年间，美洲出产了13.3万吨白银，其中10万吨输出到欧洲，3.2万吨出口到亚洲。但美洲留存的3.3万吨白银中的3 000吨经过太平洋的走私活动输出到亚洲，每年走私白银15～50吨。根据阿图尔·阿特曼（1986）的估算，美洲在17世纪生产了3.2万吨白银，18世纪生产了7.5万吨白银，其中75 %被输出到欧洲，欧洲白银的60 %被输出到亚洲（4.8万吨）（弗兰克，1999，第204页）。日本生产白银的数量在1560—1600年间为每年50吨，在1600—1640年间为每年150～190吨。日本在1560—1640年间出口了8 000～9 000吨白银。根据里德的估算，在1601—1640年间，东亚共获得6 000吨白银，其中4 500吨来自日本；在1641—1670年间东亚共获得2 400吨白银，其中1 600吨来自日本（弗兰克，1999，第207页）。因此，根据巴雷特的估算，1600—1800年间亚洲获得了经欧洲转手的3.2万吨美洲白银、经马尼拉转手的3 000吨美洲白银和日本出口的1万吨白银，总计4.5万吨白银。这些白银绝大部分流入了中国，以支持中国的白银本位制的货币需求。据估计，在1550—160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2 200吨，在1550—1645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7 200吨（弗兰克，1999，第208页）。按照弗兰克的解释，16世纪美洲白银流入欧洲引起了通货膨胀，但通过贸易流入中国和亚洲促进了亚洲和中国的人口、生产和贸易的增长。

当时国家的衰落与两个原因有关。一是持续不断的战争压力。在明朝时期，与北方蒙古部落之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在1650年以后，俄罗斯开始向中亚、西伯利亚和东北亚扩张，与中国在北方发生多次战争冲突，蚕食中国领土。同时，荷兰和葡萄牙在中国台湾和澳门地区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进入19世纪，英国、法国、俄罗斯和日本经过多次战争，夺取了中国大量的土地，将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在南方海上与荷兰、葡萄牙以及后来的英国、日本发生冲突，在北方与俄罗斯发生冲突大体是同时进行的。二是产业革命后产品替代体系的形成和贸易路线的替代。在18世纪以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联系的一个纽带就是纳贡体系，在保护正常贸易的名义下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在这个时期，弗兰克（1999）认为中国是世界生产和贸易的中心。印度和中国被认为是当时世界经济中的两个主要的生产和出口大国。印度的棉纺织业、丝织业尤其突出，中国的丝绸业、瓷器也是主要的贸易顺差产品。“‘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可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因此，正如印度总是短缺白银，中国则是最主要的白银进口国，用进口美洲白银来满足其通货需求”（弗兰克，1999，第167页）。据估计，在欧洲消费的亚洲商品中，由内陆商队提供的商品是绕好望角商船提供商品的两倍（弗兰克，1999，第172页）。在1640—1700年间，印度和亚洲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洲际和亚洲内部贸易和货币运输，欧洲的份额从1/2减少到1/5（弗兰克，第201页）。但是，随着俄罗斯在北方的扩张和贸易路线的替代，以及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海洋强国控制海洋贸易，中国的“陆上丝绸之路”被废黜了。同时，18世纪后半叶的工业革命纺织业的机器发明与使用和蒸汽机的出现使得瓷器和丝绸产品的地位下降。特别是荷兰控制印度尼西亚、英国控制马来西亚、法国控制印度支那之后，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废弃。因此，“18世纪初，所有的亚洲商船似乎都丧失了在东南亚和中国的立足点，而把地盘让给来自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的英国商船”（弗兰克，1999，第363页）。在1730—1740年间，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亚洲的进口额逐年下降不仅证实了欧亚贸易处于“激烈的竞争时期”，而且表明其处于欧洲各国开始利用武力大规模进入亚洲的内部贸易时期。1740年，荷属巴达维亚大规模屠杀华商就是明证。弗兰克（1999，第364页）指出：“荷兰人在东南亚的殖民活动以及英国人在对华贸易中的谋利活动同时也损害了科罗曼德尔海安以及印度商人的利益。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尤其是爪哇的政治和商业控制及其对马六甲的遏制也割断了科罗曼德尔与东南亚之间的长期纽带。这种纽带乃是我们之前所勾画的更广泛的贸易网络的一部分，既是双边关系，也是多边关系，此时双方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对外贸易的锐减和持续不断的战争的双重压力，加速了中国的衰落。

从1800年起，欧洲不仅在军事实力方面绝对超过亚洲，在经济实力方面也开始超过亚洲。更重要的是，以英国为首的国家开始了长期经济增长的过程。欧洲是如何兴起的呢？第一，武器技术的持续发展。欧洲中小国家势均力敌的长期战争，特别是三十年战争、英法战争、英荷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俄罗斯与瑞典的北方战争、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导致西方各国的武器技术和军事实力大规模增长。特别是拿破仑长达1/4世纪的战争，极大地提高了欧洲的武器技术，使欧洲各国在武器技术和战争中拥有绝对优势。这为欧洲对亚洲各国的军事征服和殖民统治创造了条件。第二，欧洲对亚洲各国的军事征服所带来的殖民剥削和财富转移。在征服亚洲之后，欧洲殖民者对亚洲市场进行了细分，减少了规模经济的作用和社会的有效需求。而且，亚洲统治者为了维持自身的财政收支和支付战争赔款，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和社会的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平等，加剧了亚洲各国内部的社会冲突和内战，后者进一步破坏了生产发展和贸易。这种殖民剥削导致的财富转移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由阿里（Ali，1975）进一步阐述。第三，美洲白银供给引起的生产扩张和收入不平等加剧了政治动荡。弗兰克指出：“亚洲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之所以日益紧张，更多的是由于欧洲人的白银供给以及随之而来的在世界经济中，尤其是在亚洲的国内和出口市场上购买力、收入和需求的增长。可想而知，这使得收入分配越来越扭曲，而且我们将会看到，其会导致对有效需求的制约以及日益严重的政治紧张局势。只是到了18世纪后半期，尤其是最后30年，奥斯曼帝国、印度帝国和中华帝国的衰落趋势才愈演愈烈。或许是由于波斯和印度自18世纪中期起先后丧失了纺织品的竞争优势，而且金银流向出现逆转（出大于进），因此这两个国家也最轻易、最迅速地衰落了”（弗兰克，1999，第359页）。第四，新市场的发现。欧洲国家借助美洲的发现，逐渐开发出一个适合自己产品销路的市场，并利用棉花、毛皮等原料优势和吸收亚洲的技术，扩大了自己的市场。同时通过武力控制亚洲市场，削弱了亚洲传统的棉纺织业、丝绸业、陶瓷业等产业的优势。在1760年后纺织业逐渐开始工业化，大规模的出口导致印度等国传统手工业的衰落。第五，欧洲各国广泛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将经济的发展与国家实力的提升紧密结合起来。

二、西欧国家的早期繁荣和衰落

亚洲商品和贸易市场的吸引力促使了欧洲十字军的东征、哥伦布和达·伽马的美洲的发现和通往亚洲新航线的开辟。威尼斯和热那亚的经济繁荣就是基于它们处于欧洲和东方之间的贸易中转站地位。热那亚在1291年进行了绕非洲航行到亚洲的尝试。当时欧洲通向亚洲有三条贸易通道：热那亚控制通向黑海的北路；巴格达控制通向波斯湾的中路；威尼斯和埃及控制通向红海的南路。1258年，蒙古大军攻占巴格达之后，中路贸易线便衰落了。由于替代效应，南路的贸易繁荣起来。同时，蒙古控制了从黑海衍生出来的中亚商路，在蒙古的保护下北方贸易线得以繁荣。但是，1350年暴发的黑死病最终使北路贸易路线也衰落了。

相反，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却利用地中海的优越位置，通过在十字军东征中后勤基地的作用和控制黑海和地中海沿线的欧亚贸易通道，并借助于在地中海周围建立的贸易据点，逐渐在12世纪后繁荣起来。在13～14世纪蒙古控制的欧亚大陆中，陆上贸易成本的减少促进了热那亚的商业繁荣。随着威尼斯与埃及垄断地中海沿线的贸易和土耳其的扩张导致的黑海贸易的衰落，热那亚一方面帮助波斯发展海上霸权以控制通往红海的物品，另一方面企图开辟绕过非洲到达印度洋的海上航线以避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控制的中东。但是，在与威尼斯的一系列商业霸权争夺战中，热那亚以失败告终。威尼斯在15世纪建立起了地中海及附近海域的商业霸权。基本上，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业成功在于通过建立贸易据点长期有效地控制了欧亚大陆的远程贸易。当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时，威尼斯失去了在黑海一线的贸易垄断地位。在土耳其和波斯的长期冲突中，波斯湾一线的贸易也受到威胁。由于土耳其的威胁，埃及增加了红海一线的贸易税。结果，地中海商业贸易因1521—1544年间的西班牙和奥斯曼土耳其在地中海的长期战争而走向衰落。随着威尼斯和热那亚被迫从黑海、波斯湾和红海贸易线退出，以地中海为中心的贸易逐渐移到大西洋上来。因此，土耳其控制中东导致东西方贸易的中断和贸易成本的增加。这些因素直接造成了威尼斯的衰落，加速了葡萄牙利用热那亚和威尼斯寻找一条绕道非洲的海上贸易通道。达·伽马于1488年到达非洲的南端好望角和1498年到达印度的卡立刻特市标志着欧亚新航线的开辟成功和葡萄牙的商业崛起。在弗兰克看来，哥伦布等航海冒险家开辟新航线是因为当时黄金等贵金属在欧洲非常稀缺且价格高昂。“此外，伊比利亚人接近这个宝库的主要障碍，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穆斯林大张旗鼓地扩张、奥斯曼人的挺进及其在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地中海地区商路的竞争，热那亚人在伊比利亚的利益以及他们为了打破威尼斯人对埃及商路的牢固控制而使出的种种手段”（弗兰克，1999，第97页）。

葡萄牙人利用在15世纪末开辟的绕过非洲到达印度洋的海上新航线，成功地把威尼斯建立贸易据点、垄断远程贸易的战略应用到非洲和亚洲的贸易上来，逐渐建立起葡萄牙的商业帝国。1415年，葡萄牙开始在摩洛哥建立海外据点，企图把穆斯林逐出北非，以确保穆斯林不再攻击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出海口的贸易通道，同时试图深入撒哈拉沙漠以便控制北非的黄金贸易。接着，葡萄牙人一方面在大西洋的马得拉、亚速尔、加拉利、维德角等岛屿上建立殖民据点，另一方面又沿着非洲的西海岸向南探索和在西非海岸建立贸易据点。1440年左右，葡萄牙国王的兄弟、航海者亨利从葡萄牙国王那里获得了对非洲的探险和贸易的垄断权，以便更好地监督和控制葡萄牙在非洲的贸易和探险活动。在欧亚海上新航线开辟后，葡萄牙进入亚洲和印度洋的结果是，一方面把欧洲的穆斯林与基督教徒的冲突引入亚洲，另一方面以海上强国的姿态进入航海实力较弱的地区，为葡萄牙以武力夺取印度洋的贸易垄断权提供了条件。在中国和埃及之间的海上商业贸易路线上，亚历山大港、亚丁、坎贝（Cambay）、马六甲、泉州是几个主要的传统贸易港口。葡萄牙尽可能用武力控制这些贸易港，以便收取海上运输物品的保护费、通港物品的商品税和控制从亚洲出口到欧洲商品（如香料等）的垄断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葡萄牙人从非洲到日本建立起果阿、莫桑比克的索法拉（Sofala）、蒙巴萨岛、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印尼的特尔纳特（Ternate）、中国澳门和长崎等一系列贸易据点。由于国内实力较弱，葡萄牙人采取了占据战略要点的贸易方式，并利用军队加以保护。但是，由于没有成功地占领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亚丁港，葡萄牙很难控制红海一线的贸易。17世纪初，荷兰的崛起对葡萄牙在印度洋上的霸权提出了更强有力的挑战。随着荷兰的崛起，葡萄牙在印度洋上控制的战略要地逐渐丧失。荷兰在1605年控制了摩鹿加群岛、1638年控制了埃尔米纳、1641年控制了马六甲海峡，1665年控制了望加锡海峡，波斯在1622年收回了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全面控制海上贸易的许可证制度，并不是葡萄牙的海上实力所能实现的。这可以从同期大量的香料和辣椒不经过葡萄牙的许可而到达威尼斯看出。这些因素表明，在16世纪葡萄牙在印度洋上的贸易垄断已大大削弱。而且，葡萄牙的衰落还与驱逐人才有关。1492年，西班牙规定，犹太人必须皈依基督教，否则就必须离开西班牙。葡萄牙为此接纳了不少逃难的西班牙人。1497年，罗马教廷和西班牙向葡萄牙施压，迫使7万名犹太人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1506年，葡萄牙人对2 000多名犹太人进行了大屠杀，大量的宗教裁判所在1540年后建立起来，迫使大量的犹太人逃亡。“他们带走的不仅是钱、经商技能、生意关系和知识，而且还有——甚至是更重要的——那些无可估量其重要性的、在思想上起催化作用的两个主导因素：好奇心和敢于持有异议”（兰德斯，2007，第135页）。在宗教恐怖下，葡萄牙的天文学家在1513年后就开始缺乏。到1600年后，葡萄牙完全衰落了。由于西班牙在1580—1640年间兼并了葡萄牙，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葡萄牙的海上贸易发展，但却造就了西班牙的帝国地位。

在15世纪后半叶女王伊萨贝拉一世和国王斐迪南统治时期，西班牙以驱逐穆斯林为名成功地利用教皇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财政支持和人力资源进行了十字军征服战，把穆斯林驱逐出伊比利亚半岛。在1500—1503年间，西班牙在那不勒斯打败法国，显示了较强的军事优势。此后，西班牙通过利用荷兰人、德国人、法国人、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提供的资本在非洲以建立据点的方式开始扩张。1525年，西班牙再次击败法国，确立了西班牙在意大利的霸权。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提供的资金和航海技术为西班牙在美洲的扩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借助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带来的巨大财富，西班牙在16世纪开始崛起。在150—1520年间，西班牙人从加勒比海获得14吨黄金。在1521年征服墨西哥和1532年征服印加帝国后，秘鲁的波多希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的银矿为西班牙帝国的扩张提供了大量用来购买其他欧洲国家生产的火药和武器的资金。卡门（Kamen，2003）的数据资料显示，在1540—1700年间，墨西哥和南美洲共产出5万吨以上的白银，占世界白银产量的80 %，使欧洲的白银存量在此期间翻了一翻。同时，拉美还生产了占世界产量70 %的黄金。在1550—1650年间，共有180吨黄金和1.6万吨白银从拉丁美洲被运送到西班牙作为西班牙国王的报酬。通过神圣罗马帝国的王位继承权，西班牙于1516年控制了荷兰，^[6]并于1580年兼并了葡萄牙及其海外殖民地。在吞并荷兰和葡萄牙的局势下，西班牙人在1588年准备征服英国，结果以失败告终。尽管西班牙在1500—1700年间依靠意大利的造船和海上实力在欧洲军事对抗中占有优势，但由于缺乏科学技术革新和武器制造能力，随着1700年后拉美金银的枯竭以及英法的崛起，西班牙在18世纪初开始走向衰落。

除了战争以外，西班牙衰落的原因还包括：①大量财富的涌入导致西班牙人更加懒惰。由于财富的收入效应，人们的努力程度降低。②宗教裁判所的建立，削弱了创新的动力。更重要的是，持续不断的战争带来的财政负担和税收的增加妨碍了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除了美洲提供的金银，西班牙主要依靠国家垄断和征税来支付战争的巨额开支，1470—1540年的税收收入增长了22倍。在1516年查理五世登基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后，西班牙称霸欧洲的时代来临。来自那不勒斯、米兰、阿拉贡和低地国家的税收大幅度增加，但仍不能维持欧洲当时最庞大、最精锐海陆军的开支。结果，低地国家出现了反抗，国王被迫出卖地方性垄断特权、没收财产和出售贵族身份以获取财政收入，王室也在1557年、1575年、1596年、1607年、1627年和1647年出现了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和赖账行为。在垄断、重税和没收财产的威胁下，大量的西班牙人转而接受不受王室影响的教会、政府部门和贵族的保护，大量有才能的人从事非生产性活动，从而削弱了商业和制造业的活动。在战争和财政开支最终挤垮了国内生产之后，西班牙经济也开始走向衰落。尽管西班牙从美洲攫取了大量的金银，但并没有通过普及国内教育和推动国内投资来维持其地位，而是由统治精英依靠进口产品来维持战争和荣誉。社会结构的缺陷、根深蒂固的传统以及对大众需求的模式都会阻碍经济增长（马德里克，2003，第30页）。

荷兰地处波罗的海和伊比利亚半岛海上航线的中间、莱茵河和北地中海内陆贸易线的终端。优越的地理条件为荷兰的航海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历史资料表明，荷兰北部的海洋运输业、北海捕鱼业和造船业在15世纪末已经很发达。由于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安特卫普做贸易，葡萄牙人通过安特卫普获得来自亚洲的香料，西班牙人的一部分来自美洲的白银和其他物品、英国的羊毛和布匹、波罗的海出产的谷物和木料也到达安特卫普，荷兰南部的城市安特卫普在1570年前成为欧洲的一个主要的贸易港口。在荷兰对西班牙的独立战争中，安特卫普遭到摧毁，北面的阿姆斯特丹在1590年后成为新的贸易中心。荷兰的独立且优良的航海业，为荷兰在俄罗斯、地中海、加勒比海、西非和亚洲的国际贸易扩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598年后，西班牙对荷兰商品和运输的禁运，更加强了荷兰在海外扩张、直接到原产地去做贸易的决心，以绕过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港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荷兰开始打击葡萄牙在印度洋上的海上贸易垄断权，以便建立起海上贸易霸权。荷兰于1622年从葡萄牙手里夺得霍尔木兹港，并于1641年夺得除中国澳门和果阿外的葡萄牙控制的其他贸易据点。另一方面，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建立起主要的海外贸易网络，以便接近香料的产地和缩短绕过非洲的航线。这条新航线沿着开普敦、班达阿巴斯、锡兰、雅加达、中国台湾进行。由于荷兰企图重新构造以雅加达为中心的欧亚贸易航线，以便使雅加达成为荷兰控制所有亚洲产品的集散地、运往欧洲的产品始发地，荷兰控制欧亚贸易的欲望比葡萄牙还强烈。^[7]实现这个目标主要依靠于1602年建立的以股份制形式出现的荷属东印度公司。由于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在亚洲市场上的垄断竞争，导致当地物品的价格和税收不断上升。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建立，一是为了解决荷兰人之间的相互竞争，二是为了调动海上贸易垄断所需要的资本、船只、人力、港口等资源。为了有效实现对欧洲香料市场的垄断，荷兰占领了印度尼西亚附近的香料生产岛屿，通过奴役、驱逐、屠杀的方式来使当地土著居民驯服，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的成本。同时，根据阿姆斯特丹的市场需要，荷兰严格控制香料的生产量。过剩的香料禁止出口，或者予以销毁。荷兰甚至毁掉大量的香料树以便减少未来生产过剩的可能。

同时，为了获得中国的丝绸贸易和日本的白银贸易的经营权，荷兰先是正式向中国申请在中国做贸易。遭到中国的拒绝后，荷兰于1622年攻击中国海外丝绸贸易的两个主要港口马尼拉和澳门。同时，荷兰攻击了中国南海上的贸易船只，在中国沿海击沉了80艘中国商船，使中国的海外贸易陷于瘫痪，从而为荷兰取得中国海外贸易的主导权创造条件。1624年，荷兰在中国台湾的基隆港建立远东贸易据点。由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因传教原因遭日本驱逐，加上日本政府禁止日本人出海，荷兰在1850年前成为唯一被允许与日本做贸易的欧洲国家。但是，随着郑成功于1661年收复台湾和日本的禁止白银出口的政策，荷兰在东亚的贸易垄断大受影响。^[8]更重要的是，法国和英国在17世纪末的海外扩张直接冲击了荷兰在欧亚贸易中的垄断地位。随之发生的三次英荷战争（1652—1674年）和两次法荷战争（1689—1713年）耗尽了荷兰的经济军事实力，使荷兰开始走向衰落。孟德斯鸠在1730年游历荷兰时认为，荷兰的繁重税收是荷兰急剧衰落的表现。孟德斯鸠说：“荷兰税多，有些是可笑的。你的马车停在街上要付钱。什么都得付钱，什么事都想要钱，每走一步，你都会发现一种税”（戴格拉夫，1997，第264页）。

三、英国的崛起和法国早期挑战的失败

荷兰的衰落与英国、法国的崛起密切相关。1489年，西班牙和英国签订了和平条约。在16世纪50年代西班牙和英国王室联姻后，随着西班牙实力的扩张和西班牙吞并英国计划的执行，西班牙和英国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利益冲突。因此，在1585—1604年的荷兰独立战争中，英国支持了荷兰，以防止西班牙对英国造成军事威胁。在此期间，英国在加勒比海海域进行了200次以上的打击西班牙海上贸易的海盗袭击活动。由于荷兰商业霸权的崛起和英国的长期内战，英国在17世纪初退出了支持荷兰的政策。

随着英国在印度、北美洲和波斯的商业扩张和殖民地的建立，英国认识到，在欧洲和大西洋之间与荷兰争夺主导权必然导致双方冲突的不可避免。这种冲突集中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由于荷兰在1650年前的波罗的海、地中海、印度、西部非洲、西印度群岛和新英格兰占据商业霸权地位，英国人发现，只要英国商人到的地方，荷兰就有能力压制其商业利益。因此，英国认为，英国贸易的增加只有以牺牲荷兰的贸易为代价。第二，英国认为，荷兰的造船业和海洋运输业是以牺牲英国北海的渔业资源为代价的。海上捕鱼所需要的水手和船只促进了荷兰造船业的发展，也削弱了英国的海上贸易。第三，英国和荷兰在布匹的生产和出口方面也存在竞争。英国认为，荷兰利用自己的先进技术，掠夺了英国的原材料和半成品，把英国当成荷兰商品的销售基地，从而阻止了英国制造业的发展，剥夺了英国商人的丰厚商业利润。第四，荷兰商业的高额利润夺走了英国大量的白银，导致荷兰拥有更雄厚的资本进行投资、贸易和生产，进一步降低了荷兰的利率和商业经营成本、增强了荷兰的商业竞争力、加重了英国的依赖程度。在英国看来，荷兰是垄断寄生虫，依赖英国生活，既夺走了英国的原材料，又夺走了英国的白银和资本。第五，在17世纪中叶，荷兰在北美建立的新阿姆斯特丹殖民地，割断了英国在北美洲的新英格兰与北卡罗来纳殖民地之间的联系。而且，荷兰在西部非洲抢夺了葡萄牙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奴隶贸易，英国在北美的贸易垄断地位受到荷兰的威胁。在17世纪初，英国未能成功限制荷兰在英国的领海上捕鱼。为了解决双方之间的贸易纠纷，英国与荷兰在1610—1636年间举行了九次外交谈判，但均未成功。在英国内战期间，荷兰取代了英国成为英国殖民地的主要贸易伙伴。

由于英国的内部发展计划和外交谈判相继受挫，政治军事解决方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荷兰商业网的脆弱性为这种方案的可行性提供了依据。因为荷兰的各个海外商业地区相互依赖，波罗的海和印度的贸易严重依赖西班牙的白银，荷兰的地理位置易受到英国的攻击，荷兰的帆船行动缓慢且武装较差，以及荷兰的经济高度依赖荷兰的海外贸易。尽管荷兰在许多方面继续巩固了自己的商业优势，如在1648年与西班牙战争状态结束后获得了西班牙的市场，与丹麦在1649年的贸易协定中获得了优惠关税率，但在内战中受到创伤的英国经济更需要海外贸易的扩张，以弥补战争带来的损失和恢复英国的实力。

为了防止斯图亚特王朝的复活，英国于1651年向荷兰提出两个资产阶级政府建立联盟的建议，但荷兰对商业更感兴趣，提出荷兰商人在英国的贸易中与英国商人享有同等的权利，而英国商人在荷兰的贸易中却不享有该权利。因此，英国政府颁布了《1651年的航海法》，以促进英国的造船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该法规定，任何欧洲外的商品进入英国必须使用英国的船只运输，禁止使用英国外的船只在欧洲的港口再出口这些商品；英国从欧洲的进口产品必须使用英国的船只或商品来源国的船只运输；出口英国渔民捕捉的鱼必须使用英国的船只运输。由于英国开始在海上拦截可疑的船只，荷兰被迫对本国的商船提供海上保护。第一次英荷战争在1652年爆发，英国的目的是迫使荷兰接受英国的商业规则。这场战争以1654年荷兰的失败而告终，荷兰的海上贸易受到很大损失。由于《1651年航海法》很难得到执行，英国在《1660年航海法》中规定特殊的商品进出口必须用英国的船只运输。这项新的法规涉及英国对欧洲及其殖民地一半以上的贸易。《1663年的纤维法》进一步要求英国的海外殖民地从英国购买所需要的欧洲产品。此外，英国与荷兰的贸易公司在1661—1664年间为争夺奴隶贸易多次在西非从海上偷袭对方的船只。1665—1667年，因争夺北美的殖民地第二次英荷战争爆发。由于法国加入荷兰一方，使英国和荷兰认识到，法国这个天主教国家才是英荷这两个新教国家的主要敌人。尽管英荷第三次战争于1672—1674年爆发，但贸易结构的改变使英国认识到法国才是英国主要利益的威胁者，因为荷兰善于经营的鱼类、羊毛服装和香料等传统贸易商品逐渐让位于英国擅长经营的北美食糖和烟草与亚洲的棉花和茶叶。尽管法国不如英国擅长经营这些新产品，但是法国对传统贸易品未进行太多的投入，使法国在这些新产品中更具有竞争性。此外，在英国看来，法国在北美、加勒比海、拉丁美洲和印度不断发展殖民地对英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17世纪初，法国开始向海外扩张，如在北美进行探险和殖民活动，在大西洋上拦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只等。法国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黎希留（1585—1642）努力使法国走上注重海外贸易、争取海洋霸权和掠夺殖民地的强国之路。黎希留认为，除了香料和亚洲的奢侈品外，法国的经济几乎达到完全自给自足的地步，其他国家没有法国的商品便不能正常运转。问题是，荷兰和英国等国垄断了法国的对外贸易。为了获得对外贸易的主动权，法国政府规定，法国商品的进出口必须用法国船只运输，创立垄断性的海外贸易公司专营法国控制和殖民化地区的产品，以国家资助的方式发展法国的造船业和工业生产力。由于随后欧洲爆发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黎希留的雄伟计划除了在加拿大继续扩张外并未实现。

在17世纪后半叶法王路易十四和柯贝尔当政期间，法国开始挑战荷兰的商业霸权。法国认为，荷兰凭借廉价的运输、较低的利息、对原材料来源的控制和先进的工业技术等，使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海上霸权和海外贸易方面沦为受奴役的地位。柯贝尔与他的前任黎希留一样执行重商主义政策，尽力提高法国进口成衣的关税，以打击荷兰和英国的贸易优势。在重商主义者看来，世界的经济发展是静态的，人口、消费和贸易都是恒定不变的。如果弱国想强大起来，只有以牺牲其他国家的贸易为代价。如果这种零和游戏得以成功，那么他国的实力，尤其是荷兰控制的资本将会减少。如果这种战略不能成功，那么他国通过贸易会减少法国的资本和税基，从而降低法国的经济实力。柯贝尔主义的政策措施包括：①减少进口以增强法国的自给自足经济；②如果进口必不可少，那么只有法国的商人使用法国的船只运输才能进口，以便把商业利润和运费留给法国人；③扩充已有的工业实力和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兴工业；

法国在1664年和1667年两次大幅度提高关税，使法国的进口额在1685年前大量减少。由于英国国王当时的亲法政策，英国对法国的关税增加反应缓慢，英国直到1678年才增加关税。由于法国在印度和西印度群岛对荷兰的步步紧逼，荷兰认为法国1667年的第二轮关税增加是向荷兰发起经济战。^[9]荷兰对法国关税壁垒的反应先是温和性的报复性关税，然后于1671年禁止进口包括法国红酒在内的许多法国商品。几个月后，法国中断与荷兰的所有贸易，并于1672年对荷兰宣战，以便攻占荷兰。英国加入法国一方作战，但在法国的霸权野心日益明显后，英国于1674年退出了这场战争。法国在1689年大规模地限制进口后又一次诱发了法国与荷兰、英国的霸权争夺战。在1689—1713年间，英国和荷兰对法国进行的霸权争夺战，进一步削弱了荷兰的经济实力。随着战争带来的贸易秩序的混乱、公债的增加、海军实力的削弱、技术革新的扩散等，荷兰经济霸权在1713年后的衰落在所难免。这表现在英国和法国在印度和中国成为主要的欧洲霸主，英法资本实力更加雄厚，船只和军队数量远超于荷兰，荷兰在北美洲的贸易被英法取代，在拉丁美洲的贸易受到英法的挤压和竞争等。此外，产品的升级换代也加速了荷兰的衰落。由于荷兰集中经营香料等传统产品，大量的投资集中在以雅加达为中心的贸易网络和生产基地。当中国在1685年开放广州等对外贸易城市时，英国捷足先登，并利用在印度的经营优势，在中国的丝绸贸易中站住了脚。而荷兰迟至1729年才直接与中国做贸易，大大落后于英国。

相对于英国取得的优势而言，法国在印度、中国和北美洲的贸易和殖民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法国在印度的活动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如国内间歇性的支持、海上实力不足、资本缺乏和起步晚于英国等。不过法国和英国下属的东印度公司都与印度当地的地方政府建立同盟关系，以便展开商业竞争。尽管英法的霸权竞争使英国在印度的商业利益受到一些损失，但是，英属东印度公司于1765年击败印度的莫卧儿帝国，获得了莫卧儿帝国内的税收、生产鸦片和维持法律秩序的权利。到18世纪80年代时，英属东印度公司成为在印度境内的唯一一家欧洲强国拥有的公司，并成为印度境内的四大主要力量之一。显然，通过控制印度境内的贸易和运输，英国更有能力承担英法竞争的成本，从而取代了法国。由于英国控制了殖民地的经济和人口、贯彻殖民地政策的一致性和优先性以及较强的海军实力，法国在1740年后与英国在北美洲殖民地的争夺中失败。只有在西印度群岛、加勒比海一带和拉丁美洲，法国才维持了一定的海外殖民地和海外食糖、奴隶贸易。

法国在1689—1713年的英法荷竞争中失败后，又于1740年、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1776—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中多次与英国较量，结果导致债务的上升和金融系统的崩溃。为了解决财政收入的问题，法国于1784年对外开放殖民地的海外贸易。在1786年的《伊登条约》中，法国废除了对英国产品进口的禁运，降低了关税税率。这两项经济政策出台的依据主要是法国国内的走私活动增加和希望更多的法国酒出口到英国，但法国政府忽视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巨大潜力和保护法国幼稚工业的重要性。结果，英国的纺织品大量涌入法国，摧毁了法国刚起步的纺织工业。法国大革命时政府谴责《伊登条约》，于1793年颁布了新的航海法，禁止外国船只运输第三国的货物到法国，大幅提高外国船只在法国海域的停泊费用，禁止进口英国产品。拿破仑在《1806年柏林法令》中规定了比《1793年航海法》更广泛的措施，禁止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船只进入欧洲港口。1807年的《米兰法令》宣布，所有进入英国港口的船只或接受英国执照的船只都在法国没收的行列。拿破仑的这些大陆封锁政策是基于英国经济严重依赖原材料的大量进口和制成品的出口制定的。由于英国海军在1805年后控制了海上贸易，拿破仑的欧洲大陆封锁政策似乎是唯一可行之路。但未料到的是，这些限制贸易的政策对法国的经济发展损害更大。无论如何，1792—1815年间的拿破仑战争确保了英国在战后成为头号工业和商业强国。

在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上，英国并没有完全把法国和荷兰挤出所有的海外殖民地。法国仍然保留在印度的几个贸易据点、加勒比海上的几个甘蔗种植岛屿，荷兰重新获得在战争中被英国占领的印度尼西亚殖民地。但是英国的战略是确保主要的原材料、关键市场和主要的贸易线路不再受到其他国家的威胁。由于印度是英国海外殖民地的中心，在南大西洋上的几个小岛、好望角、印度洋西部的赛席尔、毛里求斯、锡兰、新加坡等海军基地便围绕印度建立起来。此外，地中海上的马耳他和爱奥尼亚岛屿也设有英国的海军基地。在1815年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后，英国在1820年后与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南美各国建立起广泛的贸易联系。因此，英国在成功挑战荷兰和击败法国后建立起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贸易殖民体系。

四、美国的崛起和面临的挑战

美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1775—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后，英国和美国在贸易和领土方面存在着长期的冲突。在18世纪80年代，美国对战争时期保皇主义者的债务不予承认，英国继续占领着美国西北部的几个据点，这是冲突的早期表现。由于英国禁止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与美国的贸易，英美的贸易冲突不断升级，如1793—1794年英国在加拿大边境对美国船只进出的限制，1812—1815年对美国的贸易禁运。在1793—1895年间，英美至少因为领土和贸易纠纷发生过十余次危机和冲突，如1838—1841年加拿大-美国缅因的边界纠纷，1845—1846年为控制俄勒冈和得克萨斯的冲突等。这些领土冲突都是美国在北美大陆不断扩张、英国企图遏制这种扩张的结果。由于英国的全球战略中心在欧洲和印度，加上英国的地位在美洲的脆弱性，这些领土纠纷一般都以和平的外交方式解决。

随着美国的疆域从大西洋沿岸扩张到太平洋沿岸，英国最终于19世纪末承认美国在中南美洲的主宰地位。到1904年，因忙于欧洲和印度事务，英国放弃了与美国作战的计划。美国总统希奥多·罗斯福也在1905年宣称，美国与英国交战的可能性很低。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英美关系因争夺海军和商业金融主导权有恶化的迹象，英美也未走到战争的边缘。这主要是由于英美的经济相互高度依赖，以及英国的主要利益在欧洲受到制约的结果。在1850—1870年期间，美国对英国的出口占美国全部出口的50 %左右；由于美国国际市场的多元化发展，这个比例在1910年下降到28 %。在1850—1890年间，英国向美国的出口额占英国全部出口额的12 %～20 %，只有印度殖民地在1870年后占英国出口额的较大份额。尽管美国工业经济实力借助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势头在1870年后急剧上升，与英国的衰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美国国内的巨大市场和英国专注于德国的挑战减少了英美的直接冲突。因此，尽管英美在18世纪末是一种敌对关系，但到19世纪末已基本实现了和解。在面临法国、俄罗斯、日本和德国的国际竞争时，19世纪的头号强国英国对美国崛起的不可避免的势头持认可的态度。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击败了德国和日本等潜在的挑战者，也耗尽了英国的实力，转而成为世界的头号经济和科技霸主。这表明，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一个落后的国家经过长期的经济发展努力和科技革新是可以和平崛起的。当然，英美的关系还存在一个同文、同种、同政治体制的问题。

在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人高度关注世界贸易和国际合作，认为这两条比货币的稳定对和平更重要，因此极力主张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在国际货币问题上，英国与美国持不同的意见。英国代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主张建立一种崭新的国际货币，由一家世界银行来管理。美国代表怀特提出用美元作为国际参照货币，美元用黄金定价，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最终，美国凭借强大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建立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居于垄断地位，美国可以借助发行美元作为调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的手段，不必通过削减公共开支或者减少进口来进行政策调整。美国财政开支的大幅度上升和进口的大量增加导致美元大量流出。这与居于垄断地位的国际货币实行固定汇率相矛盾，从而产生了特里芬（Robert Triffin）悖论。在美元与黄金保持固定汇率的情况下，美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不平衡是其他国家储备资产的主要来源，但美国如果长期不改善其国际收支状况，其他国家对美元的信心就会下降并造成美元危机，促使各国利用美元储备去换取美国的黄金储备。特里芬悖论说明处于垄断地位的国际货币也是要付出一定成本的。20世纪70年代，法国利用手中的美元兑换了不少黄金，增加了其黄金储备。

在1945—1991年冷战期间，美国成功地领导了新一轮的技术革新并建立了宇航业、科学仪器、计算机、办公设备、通信和信息等产业的领先地位。美国利用马歇尔计划并借助朝鲜战争的机会恢复了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实力，还有效地利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性组织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美国利用自身和其盟国的雄厚经济实力与苏联在非洲、中东、东亚和拉丁美洲进行了长达40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角逐。由于苏联长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预政策，如1956年镇压匈牙利的起义、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战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了分裂。雪上加霜的是，在1979—1989年间，苏联入侵阿富汗所带来的庞大军费开支以及缓慢的经济增长，最终导致苏联在1991年解体。美国在成功地利用经济实力拖垮了苏联之后，成为世界上唯一的经济与军事超级强国。在冷战结束后的1991—2001年间，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被冷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失去了世界霸权行动的方向。但是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者袭击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事件的发生，使美国意识到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带来的巨大威胁。美国由此加速在全球重新进行战略定位。通过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确立了中东战略的核心地位，并不断向中亚一带推进，以遏制俄罗斯的再次崛起和控制中东-里海的石油。在2010年以后，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应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崛起所带来的挑战。诚如布热津斯基所说：“几个亚洲国家日益上升的势力威胁着该地区的稳定。这一地区缺少任何起抑制作用的地区性安全合作机构。相邻的国家之间强烈的怨恨存在于敏感的民族病态感的环境里，这种环境由于在战略上易遭受攻击更充满了不祥之兆。今天的亚洲大国在一种不稳定的和基本上无组织性的地区环境中运行，那里缺乏人们目前在欧洲，甚至在拉美地区看到的多边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框架。因此，亚洲既是一个经济上正在崛起的地区，又是一座社会火山，还是一个政治危险源”（布热津斯基，2005，第116页）。

按照柯亨（Cohen，2004）的看法，当今的美国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世界霸权国家。因为美国拥有全球40 %～50 %的军费开支以及强大的军事实力，近3亿人口，占全球30 %的国民生产总值，独特的国家地理位置，庞大的国土面积，雄厚的高等教育和科技创新能力，稳定的政治体制优势。即使在大英帝国繁荣期，仍然存在许多地区性霸权国家，如法国、俄罗斯、土耳其、奥匈帝国、德国、日本等。尽管冷战时期的苏联维持了近50年的地区霸权地位，但在冷战结束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实力去组建一个联盟封锁或替代美国。柯亨认为美国世纪真正开始于冷战结束的20世纪90年代，恐怖主义者在2001年袭击美国的纽约和华盛顿标志着美国实施全球霸权的开始。^[10]因此，可以预期，美国的霸权在21世纪仍将持续下去。艾莫特（Emmott，2004）认为，21世纪的两个主要问题是美国霸权的持续性和资本主义的存活问题。至于美国的世界霸权是进入稳定时期还是衰落时期，目前还不能判断。

但是，有三方面的现实因素会影响甚至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第一，东亚和日本科技的崛起。赛格尔（Segal，2004）认为，美国的技术优势在逐渐丧失，最有可能的挑战来自亚洲。随着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美国许多大公司的研究开发部门转移到中国的上海、中国台湾的新竹和印度的邦加罗尔，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逐渐拥有技术研究开发的实力，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在某些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除日本在计算机、家电设备、汽车等产业对美国已形成明显挑战外，印度的软件服务业已居于世界第二位，可为全球许多国家提供并管理信息和数据库的服务；韩国在计算机芯片和通信软件方面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在光纤、生物技术、半导体新材料、宇航业等方面拥有较先进的技术。尽管美国的科技投入总额远远超过其他国家，^[11]但是对于2004年科技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韩国和日本达到3 %，美国为2.7 %。中国的科技投入较少，这一比例在1996年为0.6 %，在2005年达到1.5 %。美国目前仍然在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智能手机等相关产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在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等下一轮的科技革新的主导权明确以前，还不能说亚洲必然会取代美国的科技霸主地位。

第二，美国的国际反恐怖主义和附带的军事扩张导致财政负担和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军费在现有基础上增加了870亿美元。彼得逊（Peterson，2004）认为，在未来10年内，美国将因为反恐怖主义战争导致财政预算增加1.1万亿美元，占美国联邦财政预算的18 %。更重要的是，为了确保美国国内免遭恐怖主义再次袭击，美国的防火部门、警察、医疗卫生、航空、管道运输等都需要大规模的财政支出来更新设备和扩大人员编制。结果是，财政支出的增长必然会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从而抑制经济发展和科技革新。同样，美国联邦政府的长期财政赤字导致美国出现了大量的商品贸易逆差，外国人持有的美国资产也不断增加。2003年，美国财政预算赤字高达5 200亿美元；在2004年的第一季度，美国贸易逆差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4 %；到2004年底，外国持有美国的净资产为3万亿美元。由于历史上的世界霸权总是归于那些债权国，美国外债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美国的影响力。但是，外国提供的资本和美国这些部门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可能诱发这些部门的技术革新，实现美国下一轮的经济增长浪潮。

第三，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负担和技术革新问题。由于欧美日的人口出生率赶不上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日本和欧共体因财政问题对美国在全球扩张方面的财政支持将会减少。据估计，在未来几十年内，欧洲、美国和日本将利用GDP的15 %～28 %来维持老年人的正常消费，这将会削弱政府对技术革新的财政资助，也会减缓这些国家技术革新的步伐，进一步削弱欧洲和日本对美国的财政支持。尽管人口的老龄化会带来与老年人有关的技术革新，但青壮年和资金的减少会影响美国科技革新的能力。而且，技术革新的减缓会导致人口在全球重新移动、保护主义的抬头、地缘政治的重新定位和文化心态的变迁等新的冲突，影响美国的世界霸权。在2016年美国总统的选举中，移民问题、民粹主义问题、枪支袭击和暴力问题、反恐问题等都成为突出的问题，这也说明了这一点。

总之，尽管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在目前看不出动摇的迹象，但如彼得逊（Peterson，2004）所说，美国的反恐怖主义战争、美国和西方人口的老龄化以及美国对外国资本的严重依赖会影响美国的实力，亚洲在科技领域的崛起进一步对美国的霸权发起了挑战。美国在创新领域内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在于其在基础科学领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教育体系鼓励创新和独立思考，金融系统有足够的灵活性来支持高风险的创业公司。

五、经济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总结

从西欧国家早期的崛起和英国、美国在近两个世纪的全球主导地位可以看出，经济强国的崛起存在一些共同的成功要素。其中包括充分利用外国的资本和技术，发展领先的经济部门，经济实力的发展优先于军事实力的发展。然而持续的对外战争和经济创新能力的匮乏是使经济强国走向衰落的两个主要原因。

（一）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经验和资本发展自己

所有成功的强国，在一定程度上都利用了其他国家成功的先进技术、经验和资本。战国时期的秦国利用东方各国的政治军事人才走上了强国之路，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吸引外来人才的范例。近代西方强国的历史，可以说是在吸收外来的各种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历史。葡萄牙在15世纪初的崛起，有效地利用了热那亚人在葡萄牙港口贸易的经验，在大西洋的岛屿间探索新航线的才能，以及开发甘蔗生产、在探险和出口活动中的资本支持。热那亚为葡萄牙的崛起提供了最初的资本、关键人才、国际贸易的经验和战略。当然，葡萄牙人也学习和掌握了威尼斯人的帆船技术和根据贸易据点来建立海外贸易网络的经验，并把这一经验广泛应用于亚洲的海洋航线上。

由于葡萄牙在15—16世纪把荷兰的安特卫普作为销售亚洲香料的欧洲贸易中心，资本的集中和国际商业经验的交流为荷兰海洋贸易大国的崛起提供了条件。当安特卫普在荷兰的独立战争中遭到破坏时，安特卫普的大量商业人才、技术和资本便转移到阿姆斯特丹。这促使阿姆斯特丹把经营范围从波罗的海扩大到全球，以便绕过西班牙控制的欧洲和地中海。这样，荷兰一方面利用并改进了葡萄牙在印度洋上的海上航线，另一方面又建立起以雅加达为中心的横跨印度洋的、接近香料生产的新兴贸易航线。此外，荷兰在17世纪的商业优势也得益于吸收了大量的受到天主教迫害的西欧各国的拥有商业经验和科学技术的新教徒和犹太人。

由于1688年荷兰的威廉三世成功登陆英国并完成英国资产阶级的光荣革命，大量的商业人才和资本涌入英国。根据汤普逊（Thompson，p.213）提供的资料，荷兰购买英国的公债比例在1750年前占50 %以上，1762年降为25 %，1775年为12 %。由于英国的公债数额不断增长，荷兰的资本为英国经济的增长提供的资金是显著的。英国人利用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金融中心大规模融资的机会，学会并完善了公债的融资机制，这为伦敦在19世纪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宗教迫害的原因，大量拥有技术和才能的新教徒和犹太人从16世纪起从荷兰和欧洲其他国家移民英国。

美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的崛起，更是明显利用了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移民的人才、技术和经验。在19世纪前，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英国、荷兰和法国。这些新教徒具有经商意识，强调社会的流动性和动态性，秉持反抗专制压迫的精神。在19世纪，大量的德国人、爱尔兰人、北欧人，以及一些英国人移民美国。这些人为美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劳动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制造业经验，为美国在1870年后的崛起提供了条件。在20世纪40年代前，由于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崩溃、1917年的苏俄革命、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的迫害，大量欧洲的科学家、技术人才、企业家和犹太人移民美国，为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提供了腾飞的翅膀。在二战后，美国吸引了大量的海外科技人才。根据赛格尔（Segal，2004）提供的资料，在1985—2000年间，美国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博士学位有38 %是授予外国人的，其中50 %以上来自中国、印度、韩国。这些高技术人才绝大部分都留在了美国，为美国的科技革新创造了条件。而且，美国利用国外的资本也是很明显的。在1812年的第二次英美战争后，英国购买了50 %左右的美国公债。为了发展运河、铁路和制造业，美国在19世纪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本。在1850—1890年间，外国资本占美国国内的资本投资的比例达5.5 %～15.8 %。其中，英国提供了50 %～90 %的资金。美国在二战后进行了大量的海外投资，也吸引了欧洲、日本和东亚各国的大量的直接投资和金融资本。从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世界上的最大债务国可看出美国利用外国资本的规模。在2005年以后，美国成为净资本输入国，其他国家在美国的投资总额也超过了美国在世界其他国家的投资额。

因此，历史经验表明，有效地吸引大量国外的科技商业人才、技术、资本和商业管理经验是落后的国家和经济实体在一定时期内赶超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

（二）发展并确保领先部门在世界经济中的垄断地位

汤普逊（Thompson，2000）在《全球政治经济的出现》一书中表示，经济和贸易发展落后的国家赶超经济强国必须具备七个条件：一是拥有领先的产业部门。这些领先的部门必须在产品、生产过程、市场、组织形式和原材料等方面不断创新，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二是领先部门在较短时间内大规模地集中在特定的区域。这些相关的革新表现为技术与商业上的根本性突破。三是该国经济在全球领先，成为其他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四是主导经济区在历史上不同地域的交相替换。这表现为10—12世纪中国以印刷业、制铁业、海上贸易和水稻为主导的宋朝经济区，13世纪以黑海贸易和香槟酒为主的热那亚经济区，14—15世纪以帆船和胡椒辣椒贸易为主的威尼斯经济区，15—16世纪初以非洲的黄金和亚洲的香料贸易为主的葡萄牙经济区，16—17世纪中叶以波罗的海和亚洲的贸易为主的荷兰经济区，17—18世纪中叶以西印度群岛的农产品和亚洲-美洲贸易为主的英国经济区，18—19世纪中后叶以纺织业、制铁业、铁路、蒸汽机为主的英国工业经济区，20世纪前70年以钢铁业、化学工业、微电子业、航空业、汽车业为主的美国工业经济区。显然，这些经济区的替代是线性的。^[12]五是技术领域呈现出垂直性和高度流动性的状态。这表现为领先经济在先进技术领域拥有绝对优势，落后经济只能使用一些原始落后的技术。技术扩散的时间越长，领先经济保持主导地位也就越容易。相反，如果先进技术在短时间内扩散到其他国家，领先经济区便很快让位于后起之秀。由于全球化的发生，美国技术向其他国家转移的速度在逐步加快，这会缩短美国技术领先的周期，但也促使美国科技的加速创新。同时，美国也采用跟踪、发展和投资来加速利用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以确保技术的领先。六是必定是注重以海上商业贸易为主的经济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这是因为要发展成为跨越各大洲的经济实体，必须发展海上或者空中交通运输、拥有较强的海军和空军实力。如果只注重陆上发展，如20世纪的德国、日本和苏联，那么该国成为头号经济强国的可能性较低。值得注意的是，工业革命弱化了海洋霸权与一国经济技术革新的联系。七是该国拥有垄断世界的决心。艾莫特（Emmott，2004）认为，尽管中国在19世纪初是世界的最大经济实体，但其没有利用经济实力寻求全球霸权，结果因没有科技创新而急剧衰落。尽管过分的军事扩张有可能耗尽经济实力，但只有财富而不寻求全球影响，就如同柳宗元的“黔之驴”一样是脆弱的。尽管国际贸易的相互依赖性和对生产效率的考虑会导致专业化、劳动分工并避免破坏贸易的冲突，但是，国际贸易中最成功的国家往往是在工业生产、技术革新、领土和全球贸易领域的垄断者。这些垄断者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各种垄断地位和利益而斗争。^[13]成为国际垄断者的最佳途径是消除潜在的和现实的竞争对手，从而实现高额的垄断利润。一般而言，国际经济的规则和秩序是由居主导地位的强国及其盟友创造和决定的，这些规则和秩序反映了主导强国和其盟友的垄断利益和价值观。因此，国际霸权垄断的竞争者往往是上次国际战争中的失败者，或者其利益未体现在现有国际安排中的新兴国家。毫无疑问，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新兴国家是一种障碍，消除这些障碍并按自己的方式组织国际贸易和事务是实现主导强国目标的必要条件。国际霸权之争，就是摧毁现有的霸权并建立起新的垄断霸权的过程。

当然，要想摧毁现有的垄断霸权，有三个基本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一是需要主导强国有明显的脆弱性，特别是现有霸权因资源耗尽、技术落后等开始衰落。例如，西班牙在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白银枯竭，荷兰在亚洲的香料因贸易结构改变而被边缘化，英国的纺织和铁路等行业因德国和美国的化学和钢铁工业的崛起而衰落，日本的半导体和家电行业因为美国的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出现而衰落。二是出现一群潜在的和现实的竞争者生产经营相同的产品和市场。例如，荷兰和葡萄牙在亚洲经营香料，英国和法国在印度和北美洲争夺殖民地和贸易领导权，德国和美国在19世纪末与英国争夺产业革命的主导权，日本、亚洲的其他国家、欧洲与美国在21世纪争夺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权。三是决心成为霸权的挑战者必须制定明确的国际竞争和对抗战略，以利用主导强国的脆弱性来挑战现有的公认的霸权。如荷兰在17世纪初对葡萄牙的挑战，英国在17世纪末对荷兰的挑战，法国在18世纪对英国的挑战，德国在19世纪末对英国的挑战，日本在20世纪末对美国的挑战等都具有明显的战略目标。新兴国家挑战现有的霸权的程度可以按照地缘性、产品和文化的相似性、受到威胁和困惑的程度、战略定位、组织和技术的革新来排列。一般而言，最具有威胁性的挑战者是那些战略明确、地理上相近、技术上具有根本突破的国家，但产品和技术革新的相似性最容易引起国家之间的贸易纠纷。

在历史上，大规模挑战现有强权的新兴国家主要有三种可以实施的战略：一是攻击中心的战略，如蒙古征服的南宋、西班牙吞并葡萄牙和攻击英国、法国攻击荷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苏攻击德国本土等。二是攻击主导国家的全球贸易网络或建立另一套技术贸易网的战略，如葡萄牙取代威尼斯以及荷兰取代葡萄牙都是这种战略的体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建立新兴的化学钢铁工业体系以便取代英国，日本努力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取得主导权以及中国实施的“一带一路” 倡议也是这种战略的利用。三是划分势力范围的战略。在这个范围内，以地区霸权为中心，驱逐现有的霸权。历史上实施这类战略的例子有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美国在北美大陆扩张过程中的门罗主义、德国在1914年前的中欧政策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欧政策、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苏联在冷战期间建立的华约集团等。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国际贸易的国家属性仍然很明显，但是国际贸易的主体在不断发生变化。例如，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前，资本积累的方式以国家授权的贸易垄断公司在欧亚和美洲殖民地经营贸易为主。在工业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70年间，资本积累的方式是通过在殖民地获得原料来组建本国工业体系，以便在国际竞争中获得垄断地位。在二战后的60年内，跨国公司在全球组建全球生产贸易体系，削弱了贸易中的国家属性。但是，一旦某种产品的销售在全球达到饱和时，如纺织、钢铁、汽车等，一国生产力的增加和出口必然是以他国的损失为代价的。美日、美欧、欧日之间的贸易战便体现了这一点。中国近十来年不断受到其他国家的反倾销制裁也是这种成熟行业竞争的表现。^[14]除了美国华尔街的投资银行业、好莱坞的电影出口，法国的葡萄酒、中东和俄罗斯的石油、南非的钻石等真正具有技术垄断、产地独特的产品资源外，在成熟行业的国际间竞争近似于零和游戏，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在所难免。

（三）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的不对等性

一般而言，世界强权必须拥有经济革新的垄断权和军事霸权，但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对称的。因为世界霸权可以表现在军事实力、文化影响、科学和技术中心、主导产业、建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等许多方面。有的国家，如宋朝和鸦片战争前后的清朝政府，虽然经济实力雄厚，但军事实力因军事技术革新落后等原因显得十分脆弱。荷兰的衰落可以说是军事实力赶不上经济实力的结果。其他一些国家，如俄罗斯，尽管经济实力较弱，但军事实力一直较强劲。即使英国这样的世界强国，其经济实力的发展在不同阶段也可能超前或落后于军事实力的发展。一般而言，对处于在上升和稳定阶段的世界霸权国家，先进技术行业的增长率和在世界经济中占的份额领先于海上实力的份额和军事费用的开支。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经济革新速度和集中度是海军和其他军事实力的预测指数，这个关系可从英国在1914年前和美国在1945年之后的领导地位看出。表1列举了英国在1780—1945年间的海军实力和先进技术工业的世界份额。1890年后，英国海军依然保持较强的实力，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但英国的先进产业的优势已基本消失。

表1　英国的海军实力和先进技术工业占世界的相应份额（%）

注：*先进技术工业的年份分别是1780年、1810年、1850年、1890年、1920年和1940年。
资料来源：Thompson，p.182。

这个差距产生的原因是，对于处于衰落阶段的世界霸权国家而言，由于政策制定者认识上的时间滞后性和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准确了解一个强国的经济实力非常困难。为了减少认识不确定性带来的严重后果，其他国家一般继续认可衰落中的帝国在国际政治上发挥一段时间的巨大作用，衰落中的帝国也保持了较强大的军事实力。同样，尽管苏联在1970年后经济发展陷入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但军事扩张和国际影响力依然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的崩溃之前。美国在1970年后在世界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已逐步下降，但是，其军事优势在1990年以后越来越明显。因此，一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军事影响力可能存在明显的差距。

（四）战争和缓慢的经济革新是强国衰落的两个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强国的经济脆弱性是新兴国家取代现有强国的必要条件之一。一般而言，国家之间的战争和技术革新的落后是强国衰落的两个主要原因。表2总结了历史上经济强国衰落的原因。除美国处于不确定状态外，几乎所有经济强国的衰落都是战争的冲击和经济革新落后的结果。如两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经济的破坏，蒙古的征服对宋朝时期中国经济的破坏，土耳其在地中海的扩张对威尼斯和热那亚经济的破坏等。从一定程度上说，苏联的经济也是在与美国长期冷战对抗中被拖垮的，因为长期大规模的军费开支和高度集中的军工体系抑制了苏联经济的发展和技术革新的潜力。

表2　经济强国衰落的原因

贸易革新是指新的贸易线路和新市场的发现，如葡萄牙发现通往亚洲的海上新航线，荷兰建立新的亚洲航线等。在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强国主要体现在科技革新方面，如英国领导第一次工业革命、德国领导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领导第三次工业革命等。尽管美国反恐怖主义战争增加了美国政府的财政负担，但全面的设备更新有助于加强科技的革新、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东亚各国在某些技术领域有领先美国的趋势，但目前美国的技术没有任何明显落后的征兆。因此，在没有大规模的军事和技术革新冲击下，美国的政治经济强国地位在短期内是不可动摇的。布赞（2007）认为，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至少可以维持到2020年。但是，有三个因素可能削弱美国的优势：第一，美国经济实力和科技创新的相对衰退，即美国GDP占全球的份额从20世纪50年代的50 %下降到2000年的20 %～25 %，以及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和金融业与服务业的增长。第二，美国军事开支过分庞大，削弱了经济创新能力。第三，工业化和现代化促使大量的武器和技术扩散到世界更多的其他国家，恐怖主义威胁会进一步拖累美国经济（布赞，2007，第139页）。

六、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和未来冲突可能性

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在1996年对中国的崛起和面临的挑战进行了一系列的报道：“中国正以宏大的气势以及微妙的和粗笨的方式……使整个亚洲感受到它自18世纪以来所不曾有过的分量……与中国的冲突是一场关于国际体系及其政治、金融和贸易机构的性质的争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中国在咄咄逼人地推动着形成另外一种对北京的目标更有利的国际体系”（弗兰克，1999，第20页）。如果说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全球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还处于不确定的形态，那么到了2015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海外投资的急剧增加以及世界头号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中国的崛起就具有了实质性的内容。中国与美国、日本或者周边国家的冲突也逐渐显现。

（一）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

随着美国在全球反恐怖主义战争领域的深入发展、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后对中东战略地位的控制，中国顺应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发展的需要，在2003年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战略。2003年11月，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做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主题演讲，第一次对外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立场。2003年12月12日，温家宝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中国和平崛起”一词。2004年12月17日，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刘艺、王晓玲，2005，第21页）。2009年2月2日，温家宝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用发展眼光看中国》的演讲。温家宝明确指出：“国强必霸，不适合中国。称霸，既有悖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也违背中国人民意志。中国的发展不损害任何人，也不威胁任何人。中国要做和平的大国、学习的大国、合作的大国，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15]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是一种表示中国不会走传统霸权扩张道路的主动战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际战略的发展和继续，也是中国的经济、政治崛起后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战略（成键等，2004）。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面对国外一些敌对势力倡导的“中国威胁论”，郑必坚便率先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论”的观点，并在多年的研究基础上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党校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按照姜长斌（2005）的总结，中国和平崛起的五个前提条件包括：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在政治上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国内政治条件；②二战后亚非拉各国的反殖民地解放运动使和平发展成为国际主流；③核武器的毁灭性使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不可能发生；④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国家实现了和平崛起；⑤中国社会主义本质决定了中国只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由于中国人民过去一百多年来饱尝战争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加之历史上所有扩张的帝国都衰落了，中国人民诚心希望在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中实现和平。“我们不应该刻意回避‘中国崛起’问题，关键是以中国持续发展的事实，持久地证明‘中国崛起’ 的本质是走一条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新道路，它只会给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带来益处”（姜长斌，2005，第45页）。

当然，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的提法存在较大的争议：一是中国的领导人习惯用“和平发展”的术语；二是中国几个世纪前都是亚洲甚至是世界性的大国，表述为为“中国的崛起”或者“和平崛起”不准确，应表述为中国在世界的再次出现或者中国的复兴。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就从批判“中国威胁论”中提出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设想。对于那些怀疑中国成为一个强国后走向帝国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明确地对“中国威胁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看吧，中国也需要变成一个帝国主义，除了美、英、法帝国主义以外，又出现了第四个帝国主义——中国！现在中国没有工业，没有资本，可是过一百年以后，那才厉害呢！成吉思汗复活，欧洲又要吃亏，也许要打到南斯拉夫去！要防范‘黄祸’呀！绝不会如此！中国共产党是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1999，第七卷，第123页）。毛泽东同志还明确指出，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一部分中国人的大国沙文主义就可能抬头，这就要求世界其他国家来监督中国。“但是我们要预防将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你们回去以后，请告诉你们的下一代，将来中国如果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就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那个时候我就不在了，去找马克思开代表大会了”（毛泽东，1999，第七卷，第123页）。毛泽东同志还多次谈到争取国际的和平发展环境是可能的问题。比如，在1959年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由于两大阵营的实力对比的变化，争取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发展是可能的（毛泽东，1999，第八卷，第92页）。到了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个主流。2004年6月，胡锦涛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上的演讲中指出，“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自古就有崇尚和睦、亲仁善邻的优良传统。我们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致力于睦邻、安邻、富邻。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新华月报编，2006，第788页）。2004年6月17日，胡锦涛同志在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上指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新华月报编，2006，第590页）。2007年8月27日，温家宝同志对德国总理默克尔说：“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友好合作。中国的发展绝不会影响别国、威胁别国，或者侵害别国的利益。今天是这样，长久也是这样。这是一个根本的方针”。习近平主席也多次谈到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最终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因此，“中国梦”的伟大复兴不是中国简单地融入世界体系，而是中国的特色体现在世界体系之中。“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30年后，人们仍在讨论‘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但这一词句是一个误导。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再加上充满生机活力的文明特性，任何一个主体都不能像欧盟融合其新成员国一样融合中国。中国将成为新世界秩序的共同构建者，西方需要调整自己适应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世界。”^[16]

（二）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国际背景

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的提出，是基于多方面的原因。这里，笔者主要从中国的国际战略转变、全球一体化和消除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导致的国际疑虑这三方面来分析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提出的国际背景。

1.中国国际战略在新世界局势转变下的需要

在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关于世界格局的主导思想是毛泽东同志的三个世界理论。这个理论认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构成第一世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第二世界，发展中国家构成第三世界。第二和第三世界的实力越强，越有可能限制第一世界的实力。因此，按照这个理论，中国的国际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增强与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交往。在20世纪80—9年代，随着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实力在二战后几十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的世界格局定向是世界朝着以美国、苏联、欧洲、日本和中国主要大国的多级方向发展。为了实现多级世界的稳定和确保中国的主要利益，中国着重强调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用于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但是，随着苏联在1991年崩溃，俄罗斯经济实力衰落且欧洲国家与日本的经济实力未在国际上转化为政治和军事实力，美国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1999年的科索沃军事干预的快速成功，显示其较其他国家具有强大的军事优势，冷战后的世界实际上演变为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从表3可以看出，中国的综合国力与美国的综合国力之间不仅存在巨大的差距，而且随着估计现实性的增加，中国的综合国力与美国的综合国力的差距会不断加大。

表3　中国的综合国力发展趋势（表示为美国综合国力的百分比%）(www.daowen.com)

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两个预测都是假定美国的综合国力年增长速度为3 %，假定中国的综合国力年增长分别为7 %和5 %。
资料来源：根据Johnston（2003，p.35）整理，有一定的误差。

由于中国在2000年前后无实力挑战和对抗美国，中国明智的策略是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并利用国际组织机构和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美国。“中国在各大国中缺乏天然的盟友，它执意维持对日本的历史怨恨，俄罗斯和印度对它的恐惧，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是中国采取一种冒进态势成为代价昂贵和危险的政策”（布赞，2007，第130页）。这反映在中国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逐渐从关注多极化转移到关注全球化。从表4可看出，在1998年后，中国学术界加强了对全球化的研究，并且关于全球化的文章数量在2000年超过了关于多极化的文章。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认识到全球化会对国家主权、经济、文化和内部治理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是，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本、贸易、信息技术和劳动分工的深入发展，会创造出新的全球财富和经济安全，从而把国际政治从国家间相对实力的传统斗争的理论转化为国际合作与冲突的互动的理论。这些理论研究为中国的国际战略转变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的政界领导人从1997年以来在各种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讲话中都反复强调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在1990—2007年间，中国期刊网上有关“全球化”的论文检索有18 421篇，国家图书馆检索系统中关于全球化的专著有861部（译著142部）、博士论文326篇和博士后研究报告16篇。《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环球时报》刊登有关全球化的文章从2000年的57篇增加到2006年的345篇，7年间累计共1 424篇（蔡拓，2008）。

表4　1994—2001年间“多极化”和“全球化”出现在中国国际关系文章次数

资料来源：根据Johnston（2003，pp.36）整理，有一定的误差。

2.中国的全球一体化进程的需要^[17]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步伐也在不断加快。蔡拓（2008）将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带来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分段标准，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发展分为1978—1991年的初步传播时期、1992—2001年的迅速传播时期和2002年以后的全面传播时期三个阶段。这从中国加入国际组织机构、遵守国际惯例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参加国际组织和签订军备控制的条约表明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愿望。从表5可看出，中国在过去40年中逐渐从孤立状态摆脱出来。从加入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看，尽管比积极进行外交活动的印度加入国际组织的数量少，但中国在2000年达到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加入国际组织数量的80 %左右。如果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对国际组织的需求来看，中国在1990年前加入国际组织的数量少于预测的需求量。1990年以后，如果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角度考虑，中国加入了过多的国际组织。这与中国加入国际军备控制条约的发展趋势相同。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签订了有资格加入的10 %～20 %的国际军备控制条约，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已签订了80 %左右的国际军备控制的条约。

表5　中国和其他国家加入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Johnston（2003，pp.13-14）整理，有一定的误差。

中国遵守国际规则和惯例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中国是最为积极维护国家传统主权的倡导者之一。这与美国倡导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可以通过人权和人道主义随时改变和干预的原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②自由贸易。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摆脱了计划经济的狭隘局面，走向了支持全球自由贸易的国际体系。中国的平均关税率从1992年的40 %减少到1997年的不到20 %。随着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工业品的关税率在2004—2005年降至9.4%，农业品关税水平降至14.5%。③中国基本上接受目前确立的国际组织的规则，很少提出新的规则。中国参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明，中国政府倾向于满足这两个组织的报告要求，从未积极努力去改变这两个国际组织的规则以有利于中国的决定。中国一般全面接受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程序和机构，对在世界贸易组织内的领导作用表现谨慎。不过，随着中国海外投资的增加和对外贸易实力的增强，中国在2010年后开始从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战略转变为努力争取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获得更多的规则制定权，以便更好地利用全球经济体系服务于中国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增加，而且表现在中国牵头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在巨额资本的支持下，中国在周边国家积极推行“一带一路”的投资倡议。

3.中国为克服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而对亚太地区尤其是美国的担忧而做出承诺的需要

“从许多方面讲，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及政策界所流行的‘和平崛起’理论是一个颇受欢迎的发展。它表明，在向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地位发动激烈的修正主义挑战所付出的代价方面，中国从德国、日本和俄罗斯那里吸取了历史教训。通过深化它对国际社会机制尤其是市场机制的融入，中国不仅自身获益，而且也给意识形态降了温”（布赞，“中文版前言”）。正如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约斯顿（Johnston，2003，p.5）所指出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融入了地区和全球的政治经济体系，并在地区和全球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加强了合作。但是，美国和亚太地区的国家对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感到不安。”因为这些国家担心，中国的国际行为还不足以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按国际规则处理国际事务和承担国际责任的诚意。这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的内阁成员的言论中看出。例如，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1995年在西雅图举行的中国关系会议上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世界大国”；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珊缪尔·伯格在1997年指出，中美的接触政策是为了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1998年谈到，“美国接触中国的方式会影响中国是否在国际社会成为一个建设性的参与者”。2000—2004年，小布什政府也有类似的言论。例如，美国助理国务卿詹姆士·凯利在2001年谈到，“我们鼓励中国做出反映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义务的负责任的选择”（Johnston，2003，pp.6-7）。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2005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表示，美国愿意与中国进行接触和对话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必须融入西方的价值体系和游戏规则，并敦促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按照这种逻辑，尽管中国在自由贸易和国内市场化方面都纳入了全球体系，但由于中国过去受奴役的地位和经历，中国必然不满足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因此，中国上升的实力是“引起”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这个担忧的来源在于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政治、军事和人权的认识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从表6可看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墨西哥在联合国大会表决中的投票相似性较大。尽管中国与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治差距较大，但近年来有所改善。由于中国与美国在人权、台湾地区等问题上存在巨大的利益冲突，美国与中国的政治相似性较低，甚至朝对立的方向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1992—2001年间的联合国人权表决中，成功地挫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设定的人权标准。

表6　中国与其他国家在联合国表决的相似性指数

注：相似性指数表明两个国家之间的政治距离。
资料来源：根据Johnston（2003，pp.26）整理，有一定的误差。

显然，中国于2003年提出的“和平崛起”战略是为了消除这种疑虑，表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决心，减少这种疑虑带来的不必要的冲突。其实，中国多年来一直积极承担与中国经济实力一致的国际责任。这表现在：①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为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快速恢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中国还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10亿美元用于拯救泰国经济的援救基金。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亚洲贸易问题专家莱昂·柳表示，“中国（在危机最深重之际）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这无疑提高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国际公民的声誉。危机还坚定了中国不要过快开放金融业的决心。”^[18]②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对发达国家做出了较多的承诺，全面开放中国的农业、工业、商业和金融市场。③2004年12月，当印度尼西亚等国因海底地震发生海啸灾难时，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国际援助。④中国在2005年8月做出承诺，免除38个亚洲和非洲国家的17亿美元的债务，并在多哈会谈的2005年12月香港会议上要求给予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优惠待遇的贸易条款。这些事例说明，中国经济的崛起会对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中国和平崛起的内涵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和平崛起应该包含以下内容。

1.政治崛起

德国科学和政治基金会的印度问题专家瓦格纳指出，“从政治角度上说，中国早已是个强国了。因为世界上只有5个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只有5个国家是公认的核武器大国。中国就是其一。因此，中国已经拥有许多国家所不具有的世界性政治影响力。在这一意义上，他认为，讨论中国崛起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中国一直没有承担起与其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19]显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了中国政治崛起的历程。毛泽东在1956年也在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谈到中国在政治上的崛起，表现之一就是帝国主义害怕中国的政治和在亚洲的影响。在一些重大的国际事件中，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的停火协议中，中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政治作用在近年来的朝鲜核问题谈判、伊朗核问题等方面得到进一步的体现。从最近几十年的国际形势来看，中国的政治崛起不仅表现为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而且还表现在中国与周边国家逐步和平解决领土争端，在制度上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同志在1993年说：“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邓小平，1993，第353页）。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基本原则就是废除强权政治，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来建立新型国家之间的关系。

2.经济崛起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特别是国际贸易取得了快速的增长。1990年，邓小平同志在与泰国正大集团的董事长谢国民等人的谈话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邓小平，1993，第358页）。中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经济总量现在都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得到极大改善，逐步在高速铁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树立起世界声誉。

3.科学和技术的崛起

中国在生物工程、核武器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世界性的进展。但是，在绝大多数领域中的科学和技术方面，中国对国外依赖性依然较强。美国外交学会中国问题专家亚当·西格尔在2005年11月东京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中国在通信、手机和芯片设计等科技领域显示了“零星的杰出成就”，中国要成为一个科技创新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西格尔看来，中国科技创新的战略优势在于中国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数量庞大的留学归国人员和中国政府将技术看作推动中国发展的战略眼光，但中国科技创新的弱势在于中国软件行业的薄弱、缺乏技术型企业家和对企业提供资金缺乏保障。^[20]

4.文化的崛起

中国文化和语言应该达到与经济发展和政治地位相匹配的程度。“在过去，诸大国通过成功地操纵联盟和武力使用，去施加它们的意志并展示它们的地位。现在，一个真正成功大国的标志，在于它能够围绕自身以及就一般世界而言所创立的安全共同体有多么广泛和持久，在于促进分享的价值和稳定国际秩序”（布赞，“中文版前言”）。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和促进汉语在世界的扩散就是一种努力。

5.军事崛起

中国的军事力量能够实现保卫中国领土的完整性，不受外来侵略的威胁。中国军事崛起的最突出表现是，中国在核武器、航空航天、火箭等方面的技术水平居于世界前列，中国军舰在印度洋对商船护航。

从和平崛起的内容来看，中国和平崛起的历程是漫长的，已经走过了近70年的历程。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政治崛起、军事崛起和经济崛起的表现最为突出，而科技崛起和文化崛起的表现不足。

（四）中国可能面临的国际冲突

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需要和平解决领土争端，开放的国际市场，文化的国际交流，科学技术的引进与输出。布赞（2007）在《美国和诸大国》的“中文版前言”中还认为，理解中国和平崛起战略必须考虑中国的未来能力、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中国的政治特征以及大国成功战略的变化。中国在过去近40年中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的大幅度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能源、领土资源、人才技术和资本。可以说，改革开放的主要成就之一，是解决了经济发展中资本的瓶颈问题，但却突出了其他生产要素的紧缺性。因此，中国在未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面临与其他国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冲突的可能性。

1.人才技术问题

人才技术问题涉及人才技术引进和教育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技术自创能力还较差，对外国的技术依赖程度还很高，这从中国的计算机和汽车产业便可看出。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因为中国国内的企业信息闭塞和盲目竞争的需要，往往从国外引进一些过时淘汰的技术，天津的夏利汽车便是一例；另一方面，在计算机和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引进中，外国公司会控制中国人获得这些领域的关键技术，从而导致这些产业在中国的畸形发展和长期受外国控制。^[21]日本公司努力保持与中国的技术差距的战略便是一例，更不用说美国对中国高新技术出口的限制了。近些年来，美国已经放宽包括电脑硬件、通用微型处理器、某些半导体制造设备、飞机等高科技产品的对华出口限制。而且，中国“填鸭式”的教育体制无助于科学和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有的人把中国的教育方式归结为中国没有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主要原因。除了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创业的计划外，中国正在实施的“双一流工程”为提高国内的科研水平和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通过巧妙工作和创新思维实现的经济增长与通过勤劳和利用现有思维成果实现的经济增长有根本的区别，因为后者取决于未利用的劳动力资源。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等原因，中国的人口还面临严重的老龄化。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将会在变得富裕之前先进入老龄化社会。

基尔波伊（Gilboy，2004）认为，中国走和平崛起的道路是由中国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决定的。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资金、技术、出口、税收和市场等方面都给予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优惠的待遇，这导致国内私营企业的发展不足和私营企业政策不稳定。为了防止政策的大幅度变动，私营企业以短期利润为主，集中在地方进行过度的多样化经营。结果，中国私营企业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方面长期投资不足，也不注重技术的吸收和扩散。由于国有企业的整体实力的下降，私营企业的短期行为加强了中国对外国技术的依赖。这样，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加强了中国对欧美日的技术和投资的依赖，限制了中国在技术和工业领域对西方欧美国家威胁的能力。因此，中国依赖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是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是战略性接触，确保中国的发展沿着有利于美国和欧洲的方向发展。在基尔波伊看来，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依赖型崛起。尽管我们不一定完全赞成这种观点，但中国技术的严重依赖性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这种长期依赖感有可能加重中国人对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满，从而加速与西方的冲突。

但是，长期以来中国与美国、欧盟各国、日本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的改善，让许多人觉得国内进行技术研究开发的成本太高，不如直接购买西方各国的先进技术。1500—1700年，当西班牙比较强大时，主要依赖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武器技术。结果，西班牙因缺乏独立的军事技术而在后来的霸权争夺中处于劣势地位。2007年6月19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中国政策条例”确立了新的对华出口管制措施。该条例限制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共有20类、31个项目，包括飞机和飞机引擎、航空电子、惯性导航系统、激光、贫铀、水下摄影装备、推进器系统、空间电讯和防空仪器等。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的军事技术出口管制措施，日本严格限制对中国的先进技术的转移，以及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其他各国对中国的技术转移的限制，加大了我国购买国外先进技术的风险，提高了我国自主研究技术的可能性。

2.能源，特别是石油问题

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中国国内的石油开采量达到饱和，甚至呈下降状态，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石油只有依靠大量进口来解决。中国的石油进口在2003年为5 000万吨，到2015年达到近3亿吨。但是，石油的大规模供给集中在中东和俄罗斯。尽管中国努力与俄罗斯签订石油供应的长期协定，如建立从俄罗斯远东到中国大庆的安大线和从里海修建石油管道到中国新疆的线路，但由于俄罗斯的战略考虑、日本的不惜代价的争夺和破坏战略、美国的石油控制战略，这些协定常常受到干扰。冷战结束后，中东的混乱局面和一系列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对石油的需要，使占有全球2/3石油储备的中东逐渐成为美国在海外战略发展的中心。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驻军沙特阿拉伯、1991年的海湾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尽管在表面上有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萨达姆政权的性质，但实质是为了加速控制中东的石油。“9·11”事件的发生，只不过加速了美国在全球的战略部署向中东地区的调整。这可以从美国减少在德国驻军，加强地中海的海上力量，努力控制伊拉克、伊朗和阿富汗（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早已在控制之中），在印度洋内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在新加坡设立海军基地，以及加强美国在日本和韩国的驻军可看出。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中东的石油，便可控制许多所谓新兴国家、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血液。

石油价格从2004年的每桶25美元左右暴涨到2008年的147美元左右，在2009—2014年间长期维持在每桶近100美元的水平。近几年，石油价格一度跌至30美元，说明石油价格极度不稳定，未来有暴涨的可能。据估计，单是2004年的石油价格上涨，中国需要多支付200亿美元左右来进口石油。俄罗斯就从2004—2007年的石油和天然气涨价中获得了3 1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9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并且，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因为马六甲海峡和附近的海盗恐怖主义活动的猖狂而显得更不安全。^[22]当然，中国可以努力与西非的尼日利亚、拉美的委内瑞拉、东亚的印度尼西亚等重要的产油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但这些国家受到美国的很大影响。^[23]因此，石油供应的不安全和大量的财富转移会干扰中国的经济发展。美国政治学者克莱尔（Klare，2001）认为，21世纪中自然资源的匮乏将成为国家之间冲突的主要根源。因此，石油供给和价格的稳定性，以及潜在的经济和债务危机的紧迫性，是我们应该努力研究的新问题。

3.领土，特别是台湾地区和中国南海问题

台湾地区独立趋势的发展，是美国长期干预中国事务的结果，是美国利用中国的分裂来抑制中国崛起的结果。^[24]美国在1982年大规模销售武器和1992年销售F-16战斗机给中国台湾，不仅违反了美国对中国台湾有限武器出售的承诺，而且加深了台湾海峡的危机。美国在1996年的美日安全条约中明确规定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行动中日本的作用，这个联盟有可能演变为台湾分裂的工具。从1996年的台湾海峡危机和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中美双方加强了以对方为假象敌人的军事演习。美国与中国台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协调关系，逐渐演变为布什政府任期内的准军事结盟性质，美国和中国台湾的军方在武器转让、军事观念改革、卫星联系、美国参与台湾的军事演习等方面加强了军事合作。在《2003年对外关系授权法》中，美国第一次明确规定，在武器销售方面，中国台湾同日本和澳大利亚一样被指定为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的主要盟友，为美国和中国台湾的紧密军事合作打开了方便之门。2001年，对北京地区居民的随机调查表明，台湾地区独立和美国的军事实力是中国安全的两大主要国际威胁。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2005年的调查中，14 %～34 %的美国人将中国列为最大的威胁。^[25]尽管近年来美国将“伊斯兰国”（ISIL）和俄罗斯当作最大的威胁，但是，“台独”势力在蔡英文成为台湾地区的领导人后又有了新的发展。

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南海的石油和海洋资源，既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需的短缺资源，又是中国海上实力发展的前哨。但是，南海的上百个岛屿已被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国占有。1974年，中国从越南手中夺回西沙群岛；1988年，中国和越南在南沙的赤瓜礁岛发生小规模的冲突；1995年，中国夺回菲律宾所主张的美济岛；1998年，菲律宾海军在黄岩岛附近抓扣中国渔民。以上是南海冲突的几个例子。2002年，中国与东盟发表《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呼吁和平解决争端。2005年，中、菲、越三国的石油公司签署一项保护中国南海石油与天然气资源的协定。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宣称，和平解决中国南海的主权争端属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几年前，因为丰富的渔业、石油和矿藏资源，南海主权争端已成为亚洲潜在的军事冲突焦点。2011年，美国与越南发表联合声明，主张航行自由和反对以武力解决争端，美国同时承诺对菲律宾的保护，谴责中国在中国南海使用武力。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在中国南海举行海军的联合演习，越南在中国南海举行5次实弹演习，加重了南海冲突的态势。菲律宾坚持认为黄岩岛等无人居住的岛礁位于其专属经济区内，因而拥有独立的主权。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多次鼓动菲律宾人采取针对华人的行动，并向国际仲裁法庭提交南海争端仲裁案件。从黄岩岛争端开始，菲律宾政府就大力采购护卫舰、C-130运输机、直升机、通信设备等武器。越南、菲律宾意图在南海行使专属经济区的权利，这与南海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的主张相冲突。2012年6月21日，中国国务院决定设置海南三沙市，负责管辖中沙、西沙和南沙群岛及相关海域，在永兴岛等地正式部署军队。中央军委也批准正式建立一个警备区，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全面防卫有潜在冲突和争议的南海。小约瑟夫·奈和戴维·韦尔奇认为，南海冲突的严重性在于：第一，众多的国家对大量的岛屿、暗礁和环礁存在主权之争；第二，卷入争端的各国表现出有意愿使用武力来支持自己的诉求的倾向；第三，存在严重的错误判断的可能性；第四，美国在地区冲突中所扮演角色的不确定性。美国对菲律宾负有条约义务、在新加坡有军事基地，要求根据《海洋法公约》保证中国南海作为国际航道的航行自由（奈和韦尔奇，第279-280页）。中国一直努力用外交磋商和国际法等和平手段解决这些问题，强调在和平共处基本原则基础上构建亚太地区的多边机构和双边关系。近年来，中国与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关系缓和，南海局势平稳，挫败了美国等域外国家的挑衅。

4.中国出口贸易导致的冲突问题

随着中国的国际贸易发展，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冲突不断发生。由于美国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习惯于将巨额的贸易赤字归咎于人民币的汇率操纵、中国产品的倾销和财政补贴，而不管美国的大规模贸易逆差反映了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工人就业困难和出口管制的现实。中国在1997—2006年间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就被视为人民币币值被严重低估的确凿证据，也被认为是造成美国工人失业的重要原因。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999—2011年间，中国对美国的产品出口导致美国失去了200万～240万个工作机会。作为回应，人民币对美国的汇率在2005—2012年间持续升值，美国的出口管制被指责限制了美国的对华出口。同时，美国试图通过《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战略伙伴协定》来重塑全球的贸易规则。中国则针锋相对，不仅与日本、东盟、印度、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区域综合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而且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开拓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在利比亚、南苏丹、叙利亚等国爆发战争的情况下，中国都采取了撤走侨民的规避战略。当中国的海外利益不断增加且需要强有力的保护时，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冲突甚至经济冲突将会增加（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加剧了中美贸易冲突）。

由于与经济有关的国际政治问题在未来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明显，这就需要中国出现更多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政治家。但是，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以技术型人才为主的党政干部选拔制度阻碍了政治官员的大量涌现。按照郑永年教授的分析，中国的政治官员和公务员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是用产生和管理公务员的方法来产生和管理政治官员。^[26]由于大部分政府官员都是依靠地方政绩脱颖而出，政府官员的思维模式局限在官员竞争中，缺乏国际政治的思维。不过，许多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成为政府官员的事实，说明中国政府在有意识地开拓高级官员的国际视野。大量智库的建设也有助于政府官员更加准确地评估国际经贸关系中所蕴含的潜在冲突。

七、结束语

根据中国近40年经济增长的历史事实，国际许多政治经济学者认为，中国非常可能是下一个新兴大国。但是诚如霍奇（Hodge，2004）所说，国家之间，尤其是地区之间的主要国家实力的转换，在历史上是很少以和平方式发生的。英国经过长达一百多年的发展和挑战，才在1815年后取得世界霸主地位。美国的实力在1870年后便显现出来了，但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击败德国和日本后才夺得了英国的世界主导权，历经50年的冷战拖垮苏联后才确立了唯一的超级霸权。尽管谈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崛起还为时过早，但小布什政府内的许多高级官僚认为，中美之间的核心利益并不相容，长期来看必然导致冲突。因此，美国的竞争战略是，防患于未然，在中国的实力尚未充分调动起来以前，美国进入亚洲的心脏如阿富汗等国家建立起桥头堡，以便遏制中国的崛起和实力发挥。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建立的岛链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这种战略的实施。同时，为了防止中国的推回战略，美国需要在东亚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危机和挑战，并联合印度和东盟国家控制印度洋以遏制中国向南发展。为了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奥巴马政府将60 %的海军和空军主力逐步转移到亚太地区，在韩国建立“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与亚太国家签订《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充分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展开积极外交。可以说，美国近年来的全球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对冷战时期的战略经验的总结和扩展。基尔波伊（Gilboy，2004）认为，美国政策制定者高估了中国突然上升的实力，忽视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内在弱点，导致了中美之间的冲突和美国保护主义的抬头。

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是为了表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主动攻击他国的意图，因为一国的国际影响力主要是由一国的实力和战略意图决定的。但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并不能保证其他国家不会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中国台湾地区和南海问题、美国的扩张问题、国际贸易战问题、资源问题等，都是未来冲突的来源之一。当然，为了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我们应努力解决许多内部问题。刘艺和王晓玲（2005）分析了中国未来挑战中的国内因素，特别强调了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政府职能不到位、国有企业改革难度大等国内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只有在此基础上，中国才能发展成为有稳定经济实力的国家，应对外来的挑战并确保中国的根本利益。

【注释】

[1]艾莫特（Emmott，2004）认为，从国家的经济和综合实力而论，中国在1820—1952年的132年间一直处于绝对衰落状态，1952—1978年间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份额也呈下降状态。原因是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中国政府努力消除外国的思想、压力和影响并阻止商业和企业家阶层的出现。相反，日本在面对西方的技术和经济优势下，快速采用和适应了西方的技术革新和生产经营方式，一举成为世界经济与科技强国。

[2]弗兰克（1999）认为，世界的经济中心在1800年前一直位于东亚，因为中国当时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占了32 %，而英国只占了不到10 %。在过去200年间，世界的经济中心转移到了西欧和北美。到20世纪末，世界的经济中心又回到了东亚。这个论点与有的学者提出的21世纪是亚洲和中国的世纪的观点一致。显然，单以经济总量来衡量一国的经济实力是不够的，因为中国当时的人口已达一亿以上，而西欧的人口总和不过六千万人。而且，世界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中心都在西欧。同时，中国经济在1949—1978年间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Panitchpakdi & Clifford，p.15）。

[3]到2015年，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一贸易大国，出口总额也已经远超过美国。

[4]人民币在2005—2012年间升值30 %左右，但在2013—2016年间贬值10 %左右。

[5]中国明朝的外贸禁运一直持续到1567年，此后有限制地开放两个贸易区。1684年，清朝解除所有的贸易禁运。

[6]在13世纪，法国通过王位继承、战争和王室联姻，获得了低地国家（如今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控制权。通过王室联姻，低地国家于1477年加入哈布斯堡帝国。在1516—1556年查理一世统治期间，通过神圣罗马帝国的王位继承权，西班牙从1516年起控制了荷兰。由于西班牙在荷兰长期进行宗教迫害，低地国家从1566年开始进行反抗。荷兰于1581年宣布独立。

[7]只要亚洲商人接受雅加达的中心市场地位，荷兰人便可容忍，但其他的欧洲商人则尽可能排除。

[8]根据卡门（Kamen，2003）的数据资料，日本在1615—1625年间出口了130～160吨白银，占当时世界白银出口量的40 %。

[9]在印度，法国向葡萄牙建议以法葡结盟推翻并取代荷兰在亚洲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当葡萄牙退却后，法国单方面进入印度的南部市场。在西印度群岛，法国海军被用来阻止荷兰与法国殖民地之间的贸易。

[10]美国单边主义战略在国际政治上面临几方面的挑战。第一，尽管联合国已成为表达美国的全球霸权和单边控制的基地，美国必须在政治和国际法上挑战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多边体系。第二，美国涵盖中东到东亚的中东战略，尽管控制了欧洲的石油、深入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和加强在东亚的军事力量，但必然诱发欧洲、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竞争。第三，为了实现单边主义的全球控制战略，美国必须划分全球势力，形成区域性集团和维持这种权力的等级结构，必须维持全球的生产贸易体系和满足第三世界国家日益增长的生产潜力，避免货币区之间的竞争，必须在依靠军事实力外解决全球的不平等和贫穷以建立全球的稳定和安全。这些外部环境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美国的实力（Hardt& Negri，pp.315-320）。

[11]在2004年的美国联邦财政预算中，科学技术的开发和研究费用达1 300亿美元。如果加上民间部分，美国在2004年的研究开发费用达2 900亿美元，是西欧各国研究开发费用的总和。

[12]当然，1870—1940年间的德国在化学和钢铁行业占有主导作用，1970年后的日本和德国在汽车、微电子等行业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3]这也体现在近年来以大国为中心的双边贸易协定，如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东欧各国加入欧洲联盟的经济贸易协定。在这些实力不对称的协定中，没有谈判实力的小国一般做出国内政策调整和大幅度关税减让的让步。佩洛里和怀里（Perroni & Whalley，2000）认为，这些让步是大国利用强大的实力和市场而收取的具有保险性质的入场费。这两位学者利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模拟表明，随着贸易战风险和小国厌恶风险程度的增加，经济大国可以攫取小国GDP的0.6 %～11.3 %作为进入大国市场的保险费用。

[14]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资料表明，2004年上半年共有16个国家对23个国家和独立关税区的出口产品展开了101起反倾销调查，其中中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为23起。中国产品被施加反倾销措施16项，占52项反倾销最终措施的30 %。

[15]温家宝.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的演讲［N］.今晚报，2009-2-4.

[16]《参考消息》2007年8月30日，第16版，“西方对中国常见的误解”。

[17]结构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国际体系的规则由三方面构成：实力分配、权力等级秩序和影响国家关系的权力和义务。如果一个国家接受这三方面的现有规则，那么这个国家就是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否则，这个国家就是现有秩序的挑战者。约斯顿（Johnston，2003）提出一个国家是否接受现有国际规则和实力分配的五个具体指标：参加国际组织的多少、是否遵守现有国际规则和惯例、对国际规则依据实力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对现有国际体系的实力再分配有强烈的愿望和军事行动。

[18]《参考消息》2007年6月29日第4版，“中国足以应对任何金融危机”。

[19]《参考消息》，2007年7月4日第16版，“世界以新奇与忧虑的目光注视着中国”。

[20]《参考消息》2005年11月22日第8版，“中国远未成为技术创新大国”。

[21]近年来，中国企业通过兼并或购买外国企业获得外国技术的步伐在加快。例如，联想在2004年以17.5亿美元的价格获得IBM公司的个人计算机分部的81.1%的股权，中国网易以10亿美元购得Global Crossing公司控制下的一个子公司，上海汽车工业公司兼并韩国的SangYong汽车公司，中国TCL电子公司控股美国电视频道RCA等。

[22]据国际海事局的统计资料表明，在2003年，全球有443个船主报告受到海盗的攻击，其中载有311人的19艘船只遭到劫持，92人丧生，359人受到攻击或被劫为人质。船只、运载的物品和保险费用加在一起的损失达160亿美元。其中，42 %的海盗袭击发生在马六甲海峡，使马六甲海峡成为全球最不安全的水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油轮逐渐成为恐怖主义者袭击的目标，如2001年10月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用5艘小船攻击斯里兰卡附近海域的一艘油轮，2002年10月一个不明组织用一艘带有炸药的船只成功击中也门海岸的一艘法国油轮。

[23]自1973年的石油危机之后，美国一方面加速对中东的控制，另一方面又采用石油来源多样化的战略，以分散对中东石油的严重依赖。因为美国的石油进口从占消费总量的10 %（1950年）和30 %（1973年）上升到2004年的60 %，加上美国、英国和挪威石油开采的下降和中东政局和经济的不稳，美国在过去三十年内转向加拿大、墨西哥、拉美、西非等石油出产地区。据估计，委内瑞拉的石油储备为770亿～1000亿桶，提供美国石油进口的15 %。不过，从2012年以来，美国开采的页岩气数量急剧增加，最终导致了国际石油价格在2015年以来的急剧下降。

[24]当然，美国支持中国西藏和新疆的分裂势力，也是美国“分而治之”战略的一部分。“分而治之”战略成功的例子包括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把过去土耳其帝国的中东分为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等，以及后来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导致该地区的长期不稳定和冲突。英国在20世纪40年代把印度殖民地分为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这个分裂计划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长期冲突。近代成功的例子包括20世纪90年代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分裂等。柯亨（Cohen，2004）建议，美国在实施全球战略时，应学习罗马帝国的“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强国”的经验，尤其是利用他国军队为美国服务的历史经验，但要防止其他大国组建联盟反对自己。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便是一次想解决所有强国的结果。美国的反恐战略，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采用了各个击破的原则。

[25]《参考消息》2005年11月19日第8版。

[26]《参考消息》2007年6月28日第16版，“中国干部选拔管理制度有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