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对总统的贸易谈判授权，在双边、区域或者多边的削减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以及确立国际贸易制度规则方面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没有贸易谈判授权的条件下，总统只能与外国签订无须国会批准，也无须修改国内立法的行政协定。只要贸易谈判的协定或者条约的内容涉及国内立法的改变，缺乏贸易谈判授权就会增大协定或者条约被国会修改的风险、削弱总统与外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权威和可信度。国会也会利用贸易谈判授权的条件来加强对美国贸易政策的控制和限制总统的贸易政策权威。

贸易谈判授权是过去75年中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个显著特征。从《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 Act of 1934）授予总统的关税谈判授权和《1974年贸易改革法》（Trade Reform Act of 1974）授予总统的非关税壁垒的快行道授权（fasttrack authority）开始，^[1]美国总统就充分利用贸易谈判授权开展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双边、区域或者多边贸易协定的谈判。这些贸易协定的谈判推动了美国的贸易政策从贸易保护主义向贸易自由化的方向转变，使美国可税产品的平均关税率从1934年的46.7 %下降到2008年的5 %以下，也使美国在1985—2008年间与20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或者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并在1947—2008年间签署了一系列世界贸易组织和关贸总协定框架下的多边贸易协定。传统基金会国际研究中心的政策分析员斯威勒（Sweeney，1998）表示，“快行道给予总统在贸易领域实行国际领导权的能力。如果总统没有快行道授权，没有国家将与美国进行严肃的贸易谈判。快行道保证与总统按照诚信谈判的贸易协定将不会被国会修改。”随着2007年7月1日快行道授权过期，美国总统也就失去了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以及其他双边或者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必要权威。2009年2月27日，奥巴马政府在其贸易政策议程中强调，贸易谈判授权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有效地利用它有助于改善美国家庭的生活标准、增强市场竞争和企业家精神、促进环境和能源供给的改善以及保护工人的基本权利（Office of USTR，2009，p.1）。由于2007年签订的韩国、巴拿马和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正等待美国国会批准，2006年后暂时中止的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泰国和卡塔尔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可能重新启动，美国拟定与厄瓜多尔、加纳、印尼、肯尼亚、科威特、马来西亚、毛里求斯、新西兰、阿联酋、乌拉圭在近期内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美国力图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中东自由贸易区、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亚太自由贸易区和美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1年开始的多哈回合的多边谈判也需要继续进行，因此，美国国会授予总统贸易谈判授权的未来走向非常值得关注。本文拟对美国贸易谈判授权的起源、发展及国会的斗争进行深入研究，分析贸易谈判授权与关税削减和双边或者区域贸易协定之间的关系，并根据国会近年来在贸易谈判授权问题上的争论及奥巴马政府的态度来判断美国未来一定时期内的贸易政策走向。(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