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开发事业与财政工作的关系问题。财政工作要着眼、立足于伟大的开发事业，为其开道和服务。经济决定财政，而财政影响经济。经济开发的好坏，决定财政收支的状况。而财政工作应当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开发工作中发挥更积极的影响作用。

当前全省的财政状况都比较困难，财政资金的供求矛盾相当突出，乡上靠县上补贴，县上靠省上补贴，省上靠中央补贴，而且补贴的数额越来越大，否则日子就过不下去。尖锐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果连正常的“人吃马喂”都难以保证，如何还能谈得上开发问题。但是，如果不搞好开发，财政的困难就更加难以解决。须知，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还是经济不发达，财源不广不活。只有搞好开发事业，振兴经济，最终才能改善财政的收支状况。因此，财政工作应当致力于开发事业和经济振兴，要善于生财、聚财和用财，在保证当前需要的同时，积极为开发事业筹集和供应资金，为开发工作开道和服务。

（二）要处理好一般和特殊，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要认识清楚开发地区与全国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在坚持共同点的前提下，针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避免脱离实际的一刀切做法。西北各省与全国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一部分，应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但是西北各省又有特殊性，有些方面还差别很大。就甘肃来说，与东南各省相比就有明显的差别。一方面，经过五十多年的努力，为农业、工业、能源、交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文化有了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另一方面，又比较贫困落后。一是自然条件差，干旱少雨，水土流失多，生态环境问题严重；二是属于老少边穷地区，陇东是老解放区，甘南、临夏是少数民族地区，酒泉是边远地区，定西是有名的贫困地区，历史上有“陇中苦甲天下”之说；三是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四是经济基础薄弱，农业生产低而不稳，工业重的太重、轻的太轻；五是由于经济不发达，粮食长期调入，商品自给率底；六是文化教育落后，科学技术力量薄弱，水平低；七是财政困难，离开上级补贴，财政就无法平衡；八是人民生活水平低，有些地方人民的生活困难，少部分地方温饱问题还未解决，不得不靠救济过日子。

据统计，全省年降雨量在30—600毫米之间的地区占64%。酒泉地区为30毫米，干旱、风沙灾害严重。清代以来的300年中，旱灾152次。安西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其中5级以上150天；会宁县的人畜饮水尚有困难。

全省有两个民族自治州，20个民族自治县，面积17.5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38.7%。交通通讯方面，铁路公路不到全国平均数的75%；邮路，每个邮电所服务人口1.8万人，比全国的1万人高8千人，服务面积全国为191平方公里，我省为407平方公里；长途电话，首都到兰州为28对，低于全国平均的34.5对，兰州至地县平均电路6.1路，低于全国13.7路水平，乡镇则更低；城市市内电话通讯水平，全省平均每百人2.74部，居全国倒数第三位，还有1/3的乡镇无邮电机构，少部分乡镇无电话；省报投递当天的18.75%，隔天的53.75%，三天以上的27.5%，严重影响信息传递和商品流通。

农产品产量低而不稳，国民经济的基础比较脆弱。农用化肥每亩6.7斤，比全国22.5斤低2.3倍。粮食从1959年以来一直不能自给，1981年起每年调进12亿斤，棉花自给28%，烤烟自给30%。人均农业产值全国236元，甘肃182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4元；全国人均生产粮食2233斤，甘肃1613斤，比全国人均水平低620斤；棉花比全国人均水平低24.7斤；油料全国人均60斤，甘肃30斤；猪牛羊均产量全国人均80斤，甘肃36.7斤。

森林覆盖率很低，特别是国营林采伐过量。有的林区面积减少30%，林线后退30公里，白龙江的含沙量增加60%，经流量减少10.8%，自然灾害增加了。

畜牧业本来是甘肃的一大优势，但是也是靠天养畜，乱载乱放，草场退化，草产量不高，特别是冬季草场不足，造成“夏饱、秋肥、冬瘦、春死”状况，有的年份死亡率高于出栏率，商品率仅为10%。据天祝等5个县的统计，每亩草场每年产肉仅5.4两，产毛1两左右，经济收入，加上奶制品、皮张每亩仅0.42元，最高的天祝县仅0.77元，最低的肃南县仅0.07元。渔业总产量50多万斤，产值仅30余万元，与江南的鱼米之乡更是不可相比。工业方面，虽然有丰富的矿藏资源，但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仅仅是潜在优势，而不是现实的优势。重轻工业比例，全国为1：1，甘肃为6.8：2.2。由于这样，导致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多，输出原料多，加工工业少，加工增值少，投资多，周期长，效益低，生活日用品的三分之二靠调进。地县工业和乡镇企业更为薄弱，在20个少数民族县中，除临夏市、永靖县有工业外，其他各县基本无工业，或者微乎其微，人均几十元产值，工业产值不到工农业总产值的1/4，乡镇企业尚处在起步阶段，全省的规模相当于南方省区发达县的规模，经济效益也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全国为1275元，甘肃为858元，低417元；人均国民收入，全国为647元，甘肃为490元，低157元；人均财政收入，全国为177元，甘肃为80元，低97元；人均财政支出，全国为175元，甘肃为118元，低57元；人均粮食产量，全国为760斤，甘肃为520斤，低240斤。

人民生活方面，1985年全国人均收入397.6元，甘肃为257元，低140元，仅等于全国最高水平的二分之一。

与经济水平相联系的是财政收支很困难，据“六五”期间统计，中央共补助28.54亿元。省上对地县也是如此，82个县中有66个县是补贴的，占80%，1985年补贴额连同对地区在内计2.55亿元，加上地区对县的补助共为3亿多元。其中20个民族自治县，有19个是补贴县，1985年，财政收入7875万元，总支出16700万元，支超过收8825万元，占收入的1.12倍，开支的一半以上靠上级补贴。

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也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校大学生比例，全国为1.7%，甘肃为1.35%，低0.35%；文盲占48.1%，远高于全国31.9%的比重；科技人员，全国为7.8%，甘肃为7.5%；病床全国为2.2%，甘肃为1.89%，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和开发的进行。(www.daowen.com)

还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差距还在扩大。比如，1950年至1983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增加1.89倍，平均每年增长9.2%，甘肃为7.3%，低1.9%；全省社会总产值所占全国比重由1949年的1.8%，下降为1983年的1.47%；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全国为4.9%，我省为3.8%。加上国家投资少，相对地开发的力量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这是一个严酷的事实，必须要认真寻找行之有效的对策。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人们认识事物，在于认识事物的特殊性，认识一种事物区别于另一种事物的不同点。”并强调指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的问题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于大西北的开发也是如此，既要看到一般性，也要看到特殊性，不能用统一的办法解决不同的问题，不能完全照发达地区标准对待后进地区。如果实行统一的利率，统一的税率，统一的物价，统一的投资政策和统一的财政分配政策，采取统一的控制办法，使其不能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对这些地区来说，就只能是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不仅不能促进开发，还会拉大距离。甘肃的农民说：“好比两头毛驴，南方的一头跑得快，北方的一头跑得慢，都来个一刀切。对跑得快的只切了驴尾巴，不大要紧；而对跑得慢的，就把驴头切了，是致命的一刀。”因此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忌“一刀切”。

同时，从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讲，东部、西部的建设与开发，是既有区别，又互相影响。东部有较高的经济技术条件和人才，西部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能源及广阔的市场。东部的发展，可以为西部开发提供经济技术条件；而大西北的开发，又可以为东部提供更多的矿产资源、原材料和能源，吸收东部的产品、人才、技术，促进东部的四化建设。因此，东部与西部的建设，既有争投资的一面，也有互相联系、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一面。如果把东部的建设与西部的开发机械地分割开来，只顾东部，忽视西部，必然是延缓西部的开发，到头来也必然延缓四化事业的整个进程。

（三）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开发与民族团结的关系。大西北是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地区。对这些地区，国家一般是“给得多、拿得少”。如果从投入产出的角度讲，是投入多，产出少；国家财政补贴的多、上交的少，或者是根本不上交。这个事实是应该承认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而且是不可能很快改变的。对此，不能简单地看作是经济问题，更不能看作是负担和包袱。这不仅要从经济上看问题，还要从政治上看问题，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上看问题，不能片面强调自给率，不能光打财政的小算盘。即使是在旧中国或历代封建王朝，统治阶级也会从利益出发，承认其现实特点，给予这些贫困地区一定的财政补助和灾情减免、税收照顾。同时，各少数民族都对中国的历史作过贡献，对民族团结的今天作过贡献。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也只有依靠各民族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论十大关系》）只有搞好大西北的开发事业，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才能更加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强大。因此，应当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也包括从财政上帮助少数民族，进行开发事业。

（四）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援助与自力更生的关系。对大西北的开发，由于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竞争能力差，如果没有国家的援助，要进行大规模的开发，缩短以至赶上发达地区的水平，是不可能的。在今后一个很长时期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要靠国家的支援，包括重点项目和重点地区的开发投资，重要的技术革新改造、智力开发等等。而且开发性的经济，如同上新项目一样，自然需要较多的投资。就好比一个病弱的人一样，必须要给以必要的开支以加强营养，输送必要的血液以恢复其体力，提供外部条件，以促进其生存发展，否则是难以同一个强壮的人竞争的。当然所有这些的出发点和归结点，都应当着眼于本身的活力，即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活力。世界各发达国家，诸如美国对其西部地区，前苏联对其东部地区，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实行了优惠的税收、价格、利率和劳动工资政策，从而既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开发，也促进了其整个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有鉴于此，国家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不仅要给钱，更重要的是给培养活力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开发事业的成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

（五）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与开发的关系。改革与开发是一致的。改革的目的是理顺经济关系，促进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促进开发。因此，改革越是搞得好，越有利于开发工作的进行。另外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后进地区也产生了些新情况和问题，甚至是不利因素。改革中许多减收增支因素的出现便是例子，如减收大企业的调节税，提高一些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企业技术改造的减免税照顾，工资改革，物价调整等措施。由于是自费改革，对上交省，只按上交比例负担一部分，上交比例起高，自己负担越轻；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是补助地区，则要全部自己负担，不改不行，改革，财政又负担不起，不得不延缓改革步伐。又比如市场竞争，实际上是质量、价格、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人才的竞争，由于这些地区交通线长，技术水平低，经营管理水平低，人才缺乏，信息闭塞，产品成本高，起点低，落在起跑线后，导致共同的竞争却无共同的机会，使后进地区处于不利地位。应该使改革有利于开发。

（六）在搞好经济开发的同时，特别要致力于搞好智力开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非短期能够奏效，非早作准备不可，这里有个现在的开发与将来的开发的关系问题。由于国力的原因，投资的重点不能放在现在，但有些开发工作则必须从现在做起，智力开发便是如此。人才的问题已经是当前经济建设的卡脖子地段，也是将来开发的瓶颈，成为开发事业成败的关键，拖后腿的重要因素，这对发达地区是战略任务，对我们后进地区，既是百年大计，又是当务之急，应当从基础教育抓起，致力于解决幼儿教育，提高小学入学率，普及中学教育，发展高等教育。财政应当为智力开发筹集和分配必要的资金，创办各类中专、大专、本科院校，吸引内地有志于开发事业的青年学生，为开发大西北而学习。从经济效益讲，智力投资也最划算。据有关资料反映，每增加1%的简单劳动力，生产平均增加0.78%，而每增加1%的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员，生产平均增加1.8%。复杂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是简单劳动力的许多倍，如培养一个高中水平的简单劳动力需花费7000元，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花费1.3万元，而复杂劳动力创造的经济价值则远远超过简单劳动力，是事半功倍的好事。

（七）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内涵与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关系问题。首先是要坚持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的原则，因为它投入少产出多，效益高见效快。在国家建设的重点还未转移过来的时刻，尤其应当如此。另一方面，对外延扩大再生产也应给以适当重视，特别是对能源、交通、原材料、智力开发等薄弱环节，也要实行必要的外延扩大再生产。譬如西北铁路公路不足，设备落后，致使客货运紧张，影响资源开发。随着青藏、新疆铁路的延伸，将来更加紧张，不扩建、新建设施就不行。这里有必要强调一点，内涵与外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当一些薄弱环节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时，适当地进行外延扩大再生产，改变薄弱环节，可以实现扩大再生产。

（八）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开发与“翻两番”的关系。对开发地区来说，可以说具有双重的任务。是既要“翻两番”，又要大开发。“翻两番”和开发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翻两番”是当前的任务，1990年翻一番，2000年再翻一番，这是年年都在做的事，开发则是更远大的目标。但是，又是互相联系的。“翻两番”是大开发的必要准备，大开发又是“翻两番”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视为一个任务的两个阶段和步骤。因此，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做好预测和规划。从财政角度讲，就是要做好财政收支的预测，做好长远打算，积极地为“翻番”与开发筹集资金、分配和供应资金。

（九）要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在开发地区面前，摆着一个现实的严肃问题，就是发展速度问题，速度不加快，就会拉大距离；要加快发展速度，缩小距离，就有个效益问题。对此，回答当然是明确的：效益第一，速度第二。不仅要重视工农业总产值，更要重视成本和利润；不仅要重视社会总产值，更要注意净产值与国民收入；不仅重视数量，更要重视质量。不然的话，是图虚名而招实祸，变高速度为低速度，会使有用的原料变成无用的产品，要坚决防止生产报喜、商业报忧、财政虚收的现象发生。这个问题对于经济效益差的待开发地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