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维护网络安全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广大网民共同参与，共筑网络安全防线。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网络综合治理”这一契合时代特征的战略性术语，并在2018年4月20～21日召开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工作会议上对其进行详尽阐述，“要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提出了构建“多主体”、“多手段”合力的网络治理综合格局，为我国网络治理的理念创新与实践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一方面，在规划层面需要实现网络综合治理“五大主体”的立体化构建。

大力推进网络综合治理，需要从“治理主体”与“治理方式”两方面进行立体化阐释，既体现出治理思维的综合意义，又能确保治理范围的覆盖广度，以此促进网络治理卓有成效的开展。

一是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作用。党委是网络综合治理主体格局的核心要素，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党委要做好网络综合治理的“顶层设计”，勾勒网络强国的战略图谱，阐述网络发展的基本理念，规定网络行动的表达边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做好价值宣传、思想引领和舆论引导工作，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二是着力推进政府的管理创新。在网络综合治理主体格局的建构中，政府以管理角色参与治理体系创新。首先，以服务意识为宗旨，转变管理理念，创新治理结构，把网络治理真正当作“服务为民”的一项工作来抓。其次，深化管理方式创新，在提高网络综合治理人员的综合素质的同时，善于运用各类现代化、信息化方式处理网络安全事件，确保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有效遏制，极大地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最后，制定网络综合治理相关条例，注重狠抓落实，敢碰硬、动真格，对于破坏网络安全的不法行为严惩不贷。

三是大力提升企业的履责水平。在“互联网＋”浪潮的席卷下，企业这个重要的市场经济主体不断融注网络表达要素，并成为网络空间的重要实践者与行动者，其履责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网络安全事件发生的频次与强度。因此，企业必须不断提升其履责水平，以更好地参与到网络综合治理行动中来。对于非互联网企业而言，建立健全企业网络安全制度，明晰网络安全的主要责任者，确保责任到人；积极开展网络安全培训，力求所有人员都能在安全的范围内操作与使用互联网。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要加大信息保护技术开发，构建网络安全和诚信体系，规避用户隐私信息泄露，确保用户安全。

四是持续强化社会的监督职能。社会监督虽然没有政府管理的强制力，但它可通过制造舆论、影响舆论来左右整个网络安全事件的发展。首先，建立完善的社会监督管理条例，制定网络综合治理社会监督管理条例或办法，为社会监督提供一种基本遵循。其次，畅通社会监督表达渠道，设立网络综合治理社会反馈专用渠道，指派专员24小时值班坚守，确保反馈的网络安全信息能够快速、精准地传递。最后，充分调动公众监督的积极性，发挥公众的群体性优势，集大众的力量对网络空间进行监督，确保每一个网络安全隐患都能得到有效遏制。(www.daowen.com)

五是突出强调网民的自律意识。在网络空间所建构的媒介景观中，网民是最直接的参与主体。目前，我国网民数量已达到7．72亿人，这个庞大的数据不仅是对网络奇观现象的简单描述，更透射出这个群体所蕴含的无穷能量。如果网民能够控制好自己的行为，那么网络治理的难度就会大大降低。由此，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建构中，网民这一主体的自律意识不容小觑。网民自律意识的强化，要做到心有所畏行有所止，对国家在网络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心存敬畏，这样才能在网络冲浪中时刻保持警醒状态，慎思、慎言、慎独，不触碰法律和道德的红线，积极上网、健康用网，培养正确与健康的网络传播理念。

另一方面，在具体实施层面，需要落实网络综合治理的“三种手段”。

网络治理不仅需要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网民等不同主体的积极参与，也需要通过经济、法律、技术等多样化手段来实现其综合格局的建构，确保网络治理工作扎实稳步地有效开展。

一是以经济手段调控网络利益。无论是谣言传播，还是色情泛滥，抑或信息泄露，这些有悖于网络安全精神的行为之所以出现，都是利益得不到满足的一种“负面”显露。比如，网络上频频发生的用户信息泄露事件，主要原因就是互联网公司或技术人员受到他人利益的诱惑，而违背职业准则，把用户信息以商品的形式出售给第三方。也就是说，任何一起网络安全事件背后都隐藏着利益关系。所以，在网络综合治理的具体操作中，以经济手段有效调控利益关系是缓和冲突的根本方法。首先，以市场规律为基准，规范互联网行业市场秩序，稳定价值（价格）体系，提高经济满意度，坚定发展信心。其次，强化经济整合促进利益和价值共享，以利益共同体为目标，加强互联网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降低个体风险，实现利益与价值的双重提升。最后，完善经济奖励和绩效考核，提高互联网从业者的满意度，有效抵制各种形式的网络寻租，降低网络安全事件发生的概率。

二是以法律手段规制网络空间。在充斥着虚拟化与自由性的网络空间中，网络主体的复杂性以及表达方式的随意性极容易诱发网络安全事件，挑战既有的社会公共秩序。归其原因，是与网络空间的法律规制缺乏有密切关系。由此，通过法律手段来约束与规制网络空间的各种行为，必将成为网络综合治理的重要方式。首先，构建网络法律体系。在现有法律的框架下进行涉网调试，确定网络法律的使用范围，明确行使主体、责任对象、权利义务、行为规范与惩罚机制等，以此为网络空间的正常运行提供一套基本的参照体系。其次，设立专业的网络仲裁机构。很多网络安全事件的发生基本上都缺乏第三方部门的协调处理，应专设网络仲裁机构来化解网络冲突与纠纷，把利益冲突降到最低，同时，鼓励民间力量积极参与仲裁。

三是以技术手段规范网络行为。从全球网络治理的演进理路来看，技术手段是最早的网络治理形式。因为网络社会的诞生本身就是技术的一种反映，对任何新技术形式的治理往往都要从技术本身出发来进行审视。如今，虽然治理方式日渐多样化，但是技术手段仍然是网络治理的重要实践形式。首先，推进信息技术的自由研发。国家要加大信息技术的投入，为信息技术自由研发提供资金保障、政策支持、平台搭建，推动自主信息产品研发，确保在全球网络空间中能够拥有一席之地，进而有效遏制其他国家的网络攻击。其次，提高网络使用的安全系数。互联网企业要不断提高技术生产水平，建立完善的数据安全系统，确保用户信息安全。最后，完善网络监管体系。大力推进互联网安全系统的开发与使用，对网络用户的信息能够进行有效监管，一旦监控到有悖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负面信息，系统则通过预警、报警等方式向相关部门发出提示，使负面信息在最短时间内得到监控并尽快消除，切实维护好网络空间秩序。

（本节执笔：朱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