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居住空间是城市社会空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城市社会阶层在居住上形成有规律的分化、甚至隔离现象，而且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分布特征与模式（见图2-2）。我们主要关注居住空间的社会属性，而社会属性中最典型的就是在居住空间中展现的个人维度、关系维度和制度维度（见图2-3）。

图2-2　城市下的社会生活

图2-3　居住空间的三个维度

（一）居住空间的个人维度

1．人均住房面积

2017年7月，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一篇题为《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文章，文中提到“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0．8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6．6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5．8平方米。其中，城镇、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比2012年增长了11．1%和23．3%，年均增长分别为2．7%和5．4%。”虽然居民住房建筑面积有了一定的增长，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已经不低，但是在一线城市，人均住宅面积还是存在过低的问题。以上海为例，2015年人均住宅面积才达到18．1平方米（见图2-4），2016年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才达到36．1平方米（见图2-5）。

图2-4　2011—2015年上海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图2-5　2013-2017年上海市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2．人均住房间数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全国城镇户均住房套数达1．02套，户均住房间数（不包括客厅、厨房、卫生间）达到2．65间。拥有住房的城镇居民家庭中，拥有成套住房的户数已占到71%。2017年，北京市409．7万户家庭的平均住房为2．75间，拥有1间、2间和3间住房的家庭，分别占家庭户总数的22．9%、37．3%和18．4%。住房间数的多少无疑是居民居住舒适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见图2-6）。从这一指标我们也能看到一线城市的住房舒适度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舒适水平并不高。

图2-6　北京市居民户均住房间数

3．住房区域分布

201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上海民生民意民情系列报告”之“居住环境”中显示，有14．7%的人居住在内环内，有33．8%的居住在内环至中环间，22．8%的人居住在中环至外环间，10．2%的人居住在外环至郊环间，18．5%的人居住在郊环以外（见图2-7）。与2015年相比，居住在内环内的居民下降了5．6%，而居住在内环至中环间的居民则上升了14．5%，居住在外环之外的居民也上升5．3%。由此可见，出于改善居住条件的目标，不少市民的居住出现了由市区向外扩散的趋势（见图2-8）。

图2-7　上海市居民的住房区域分布

图2-8　上海市中心城区与郊区人口分布图

4．住房价格

一线城市的住房价格虽然经历多次调整，但总体呈现价格高昂，居高不下的特征（见表2-1）。

表2-1　2016-2018年3月上海主要区县二手房成交均价（元/平米）(www.daowen.com)

（二）居住空间的关系维度

1．居住空间的社会分化

在上海，昔有“上只角”“下只角”之分，现有“内环线以内说英语，内外环之间说普通话，外环线以外说上海话”之说。这些称谓和流行语正是在呈现居住空间社会分化的事实（图2-9）。

图2-9　居住空间的社会分化

关于城市空间的分化，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同心圆理论，指出城市土地利用的功能分区，环绕市中心呈同心圆带向外扩展的结构模式，试图以此来解释不同社会阶层在城市内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化机制（见图2-10）。伯吉斯假设城市空间分布形态由生态过程引致，包括竞争、优势、侵入和演替。通过出价地租机制，地价由市中心向外下降：由于市中心的可达性高，能产生最高的回报，因此土地的竞争最剧烈，是最高地价所在；越远离市中心，地租越便宜，因此出价地租曲线从商业中心区开始，随距离递减。

图2-10　同心圆理论

A．中心商业区；B．过渡带；C．工人居住区；D．高级住宅区；E．通勤居民区

虽然伯吉斯的理论在现实城市空间并不一定会得到完整的体现，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不同人群的居住分化。例如，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上海市中心城8个区的境外人口总量达到10万人，这意味着约有一半的在沪境外人口居住在土地面积占比仅为4．6%的中心城区。中心城区的静安区、长宁区、徐汇区以及近郊的闵行区、浦东新区较多一些，这5个区的境外人口数占全部境外人口比重达到75．6%。而上海市的外来人口却主要集中在几大郊区聚居（见表2-2）。

城市居民居住区域的不同折射出大，城市不同社会阶层在经济地位、收入、住房上两极地位凸显，富人区、中产阶级社区、老公房社区以及移民村等伴随城市空间扩张过程迅速发展，形成新的大都市居住分异格局，成为当代中国城市转型的主要特征之一。

2．居住隔离

在当今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不同群体的聚居现象日益明显，这就是居住隔离。居住隔离，又被称为空间分离，是指拥有相同特征的人群聚集在一起，这些特征包括种族、宗教、户籍、职业、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等，与没有共同特征的人群在居住空间上彼此分开。例如富人与富人一起居住，穷人与穷人一起居住是居住隔离的典型形式；又例如城市中的外来人口，往往倾向于在特定类型的居住地中聚居，与本地人口存在着明显的居住隔离。有学者使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上海市外来人口聚居区是多核心结构分布，以点状零星分布在近郊地带，更进一步，可以细分为城郊边缘带与城市郊区两种类型。所以从上文居住分化的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中少数群体的居住隔离与聚居，城市内的居住迁移模式都呈现出居住隔离这样一种社会事实，而这种居住隔离进而也会影响到城市中的人际关系，社会结构。而伴随着这种人口空间的分布，城郊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和格局继续强化，尤其表现在公共资源的分配方面如教育、医疗、交通等。

表2-2　上海市常住人口与外来人口分布图（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说明：表中静安区和闸北区的统计数据分列，现两区已合并为新的静安区。

（三）居住空间的制度维度

从居住空间个人维度和关系维度呈现的诸多事实和数据中，我们会发现在城市空间上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不平等的现象，而社会制度的产生和调整正是围绕着缓解这些城市问题而发生的。比如人口无序增长带来的“城市病”不容忽视，如前文中提到的低住房面积，高住房价格等，特大型城市严格控制人口总量已成为共识，上海十三五划定的人口红线是2500万，要求人口控制在这条红线以内（见图2-11）。上海目前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2415万，但2015年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下降了近15万，从下降的情况看，主要还是因为上海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外迁使一部分劳动力随着产业外迁离开了上海，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控制人口的作用。另外政府也修订了购房制度，限购了一部分人群，让房价不至于继续飞速上涨，同时不断完善保障房制度等，以期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

图2-11　居住空间的制度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