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务翻译的理论研究

商务翻译是应用翻译的分支之一。20世纪80年代，科技翻译研究异军突起，继之以20世纪90年代商务翻译、旅游翻译、新闻翻译的研究。21世纪以来，法律翻译、公示语翻译渐成气候，商务翻译研究更成热点。

王大来认为，译者在汉英商务翻译中应认真分析原文，确定原文中各成分之间的关系，从而选择正确的翻译策略。秦红通过口译实例探讨国际商务谈判口译语用语言等效和社交语用等效等问题。周锰珍认为，语言语境、情景语境、文化语境等语境因素都以不同的功能影响商务文本的翻译，商务文本的某些词义在特定语境因素中被激活，并成为商务文本翻译择义的理据。黄燕探讨了商业广告的翻译原则，认为应在不违背译语文化价值取向的前提下，采取灵活多样的翻译策略，以期在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实现原作的广告功能。潘洞庭从语言哲学维度出发，以译者的目的为切入点，探讨了目的论对翻译策略的影响。谭关云提出目的性是指导商务翻译活动的依据，连贯性和忠实胜法则确保商务英语译文语篇在目的语文化中实现交际功能。李明清、邹巧妹从文化差异角度分析了影响等值翻译的因素，探讨广告商标译语的美学等值策略。罗选民、于洋欢从互文性角度对商务广告翻译进行研究，认为译者应将原广告中的互文指涉充分体现在译文中，运用互文性理论增强译文广告的宣传效果。

商务翻译理论研究虽然层出不穷，各具特色，不乏创见，但研究者一般来自语言文学领域，主要依托现有的翻译和语言学理论，尚未能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

商务翻译研究要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必须建立系统的学科理论，需要回答“商务翻译”的本质属性问题，商务翻译研究应强调跨学科性、交叉性的理论范式，应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建立商务翻译研究的理论体系。

（二）商务翻译的原则

我国翻译活动最早可追溯到周朝时期，迄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出现了众多的翻译标准和原则，如佛经翻译的“五不翻原则”，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论”、钱钟书的“化境论”、刘重德的“信、达、切”，许渊冲的“新译论”等等。(www.daowen.com)

但这些翻译标准主要是针对文学翻译提出的，对于商务翻译而言，并不完全适用。近年来，国内研究学者提出了一些商务翻译的原则与标准，概述如下。

刘法公提出商贸翻译的“忠实、准确、统一”六字原则，详细阐述了该原则的具体内涵。张新红、李明认为，切实可行的商务翻译标准为“忠实、地道和统一”。恒齐、隋云认为，商务应用文的翻译要做到“达意、传神和表形”。彭萍认为，商务文本翻译的具体尺度应该是意思准确、术语规范、语气贴切。马会娟认为，商务文本的翻译标准应是多元化的。章爱民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提出商务英语翻译的策略：①培养文化敏感性，强化跨文化意识；②避免本土文化失语，寻找中西文化契合点；③从容而对文化融合，纯洁、美化汉语文化。

以上翻译原则和标准的讨论是在单一语言文化框架内展开的，存在较大弊端。我们认为，商务翻译其实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商务活动，而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行为，对其探讨应该充分考虑商务翻译活动涉及的各种因素，在一个多元框架内进行，包括翻译活动发起人的身份、译者的身份、原文文本在商务活动中的分量、译文文本的受众、译文文本对经济效益的影响、文本类型等。例如，如果翻译活动发起人是苹果公司，原文文本是iPhone 7的产品介绍，在其商务营销活动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分量，译文文本受众极广，译文文本不容出现差错（例如，关键的产品参数表达错误），否则对产品营销可能出现重大影响。那么，苹果公司作为翻译活动发起人，必定严格选择可靠的译者，提出严苛的翻译水准方面的要求，译文文本发布之前会经过严格审核。但如果产品仅仅是一个价值数元的普通外销商品，翻译活动发起人是淘宝的小卖家，译文只是起到提供商品基本信息的作用，那么这个卖家选择使用机器翻译译文即可达到营销目的。苹果公司精雕细琢的译文和淘宝的机器翻译译文显然不能用同一标准来评判。

翻译标准的探讨不能脱离翻译目的，以及翻译活动产生的具体环境。翻译活动发起人的身份（是大公司，还是一般小卖家）、原文文本的类型（是合同文本，还是一般产品介绍），以及译文文本对商业活动的影响程度，为达到商务目的对译文文本的最低要求、时间要求、翻译成本等，构成了一个多元框架，我们需要在这个框架体系内探讨商务翻译的标准和原则。仅仅以文本为依据进行评估是脱离现实的做法。以机器翻译为例，如果特定环境下只能使用机器翻译，那可能就是从Google、百度、Bing、有道这些“参赛选手”的机器译者身份出发进行评判，而不是以文学翻译的标准来衡量。

除相关翻译理论及翻译原则和标准的探讨之外，我国商务翻译研究还包括商务语言特征及翻译策略研究、商务翻译方法、商务词语翻译、商务翻译错误分析及对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