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活动是人类社会性的典型体现，受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时，人作为这一活动的主体，处于活动中，必然受到所在共同体的影响。言语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手段，是发话人通过自身对事实的理解组织起来的。因此，对商务交际的研究必然也需要以对话语的研究为依托。Faigley曾经指出，“话语应在社会的维度内被解读，而不是个体”。那么，可将庞大无边的社会概念化解为无数可以度量的话语共同体，以此来为话语的研究提供框架。

（一）理论溯源

从理论渊源上着眼，现代意义上的话语共同体思想来自于哲学、人类学和语言学领域的相关研究。Hertzberg曾经指出，话语共同体思想可以追溯到L.Wittgenstein后期思想中的“语言游戏”说（language-game）。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学生N.Malcolm回忆，语言游戏的灵感来自于一场足球比赛。这一概念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核心内容，他的很多思想都是由“语言游戏”这个概念发展而来的，而且该概念在他的后期著作中反复出现20年左右，直至维特根斯坦逝世前几天还在《论确定性》一书第622节中出现，可见这个概念在他的后期哲学思想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游戏有两个含义：一是儿童学习语言的种种行为，二是语言和伴随语言的活动整体。但是，他始终没有对“语言游戏”进行明确的界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认为语言并没有所谓的普遍性或者本质，因此根本无法定义。只有在不同的具体语言游戏中，才能够描述或显现它的某些相似性。维特根斯坦认为在这里，“语言游戏”一词的用意在于突出下列这个事实，即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

语言游戏具有多样性，正是这种多样性构成人的话语的丰富多彩。就前者而言，可以从维特根斯坦的下述实例得到佐证。

1.命令以及按照命令行事

2.描述一个物体的外观，或者给出它的度量

3.按照一种描述（一幅图画）构造一个物体

4.报道一个事件

5.猜测一个事件

6.提出和检验一个假设

7.周围表说明实验的结果

8.杜撰一个故事，然后讲这个故事

9.演戏

10.唱跳圈圈舞的歌曲

11.猜谜

12.编笑话，讲笑话

13.解答应用算术中的一个问题

14.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15.请求、感谢、诅咒、问候、祈祷

以多样性为基础，语言游戏的社会性、目的性、规则性和自足性等特点凸显出话语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语言学领域内的话语共同体研究起源于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认为，言语共同体由共享的语言或语言变体组成，而且共同体内部还必须具有一系列能够确保正确运用这些变体的规则和习俗。在后来的研究中，学者对这一概念的普遍共识是：言语共同体是一个行为领域。其中，语言变体的分布是社会事实的反映。

随着言语共同体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由作者和读者建构的书面语言群体。因此，术语也相应地转变为话语共同体，以便强调研究的重点是书面语言，而不是口头语言。

（二）研究现状

1.概念

由于不同的学者都是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来定义话语共同体，因此，话语共同体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概念。美国英语教师协会（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下属的大学写作与交流研究会（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的年会曾经多次就话语共同体的概念问题进行讨论。在1986年的大会发言中，Hertzberg在谈到学术英语（Academic English）对话语共同体的定义时指出，在写作教学中，话语共同体意味着一簇观点：一组语言的使用就是社会行为，话语维系和延伸组内知识并向初学者传授知识，而且话语是对组内知识的认识或者应用。有学者认为，Hertzberg的概念过于注重结果性，忽视话语共同体的形成过程，没有揭示出话语共同体是将内部的话语传统（discoursal conventions）和规则传授给初学者的途径与方式以及其他话语又是如何将价值观和信仰具体化。他们认为，以上这些要点在这个概念中都没有体现。Hertzberg也承认，话语共同体的定义并不十分准确，但是就像其他不完美的概念一样：这个概念尽管不完美，但是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因为它指出了这个概念的主要特征，尽管不是所有特征。

一些社会学学者认为，在相信话语共同体是一个实用且拥有权威性概念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这个概念带来的问题和这个概念解决的问题一样多。1988年，J.Porter对话语共同体概念提出很多疑问，比如，话语共同体是否能从共享研究目标、相同的研究方法、交流的频率和特殊的体裁等方面来限定。Fennell等也指出，现有的话语共同体概念过于模糊，导致不能准确界定话语共同体。而且，在他们看来过分追求“话语”与“共同体”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分，只能导致无限循环，因为二者相互蕴含、不可分离。

对于研究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提出一套能够充分、恰当地界定话语共同体的标准。这套标准可以避免概念之间的指称循环，同时也可以表明并不是每一个话语活动（discourse activity）都与话语共同体有关，这样就可以解决Porter提出的疑问。事实上，无论是“共享研究目标”“相同研究方法”，还是“交流的频率和特殊的体裁”，都不能单独地用来判断话语共同体。换句话说，它们只是必要非充分条件。相反，只要不具备上述条件中的任何一条，这些人就不能被称为话语共同体的成员。(www.daowen.com)

在国外热烈讨论的对比下，国内的研究稍显逊色。国内的话语共同体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等各个方面都有待加强。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总结可见，研究者的领域多样、分散，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话语共同体的人少。但是，国外对话语共同体的探讨已经逐渐成为外语教学与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热点。另外，国内对话语共同体的研究多处于提及的状态，未能引进与介绍国外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国内还没有对话语共同体问题的探讨，与国外外语教师的热烈讨论形成鲜明对比。

因此，本节尝试引进与介绍国外相关的理论。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话语共同体的构建提出自己的看法。目的是在引进与诠释国外理论的同时，能有效地向国内同行展示话语共同体的特征，努力从语言、哲学和社会三个维度建构话语共同体的理论，为国内外的话语共同体研究添砖加瓦。

2.特征

话语共同体现有最权威的定义是J. Swales于1990年在《体裁分析》（Genre Analysis）一书中提出的看法：话语共同体“是一个由具有共同目标、相互交流机制、特殊文体和专用词汇作为成员而组成的团体”。此后，话语共同体的研究才有了较为稳定、充分的依据。Swales指出了话语共同体的6个区别性特征。

（1）话语共同体具有被广泛认同的常见的公开目的。“目的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是人的行为的根本属性”。Swales认为，目的的形式可以是被正式写进文件里的，也可以是成员之间默默认同的。但都必须是公开的，因为间谍有可能会加入一个话语共同体，但是隐藏了自己真正的目的。这个目的有时可能是抽象的，或是深奥的。

（2）话语共同体的各成员之间具有相互交流的机制。根据团体的不同，共享的交流机制也会有所不同，比如会议、电信、信函、时事通信和会话等。

（3）话语共同体运用这种交流机制作为成员之间交流信息的基本方式。个体必须参与这种交流，才能成为这个话语共同体的成员。交换信息的目的会随着共同目标而变化。

（4）在交流目的的促进下，话语共同体使用并占有一种或多种体裁（genre）。话语共同体会对自身的话语提出一定的要求，比如适当的题目、形式和功能等。在话语共同体发展的过程中，语篇扮演的角色和各个话语要素的使用等问题都需要通过占有体裁来解决。是否拥有自己的体裁是判断一个团体是否为话语共同体的重要条件。

（5）除了拥有体裁外，话语共同体还使用一些特有词汇。最常见的特有词汇就是首字母缩略语，例如ESL，ESP和TOEFL等，而且这种词语的数量增长迅速。这些词语主要用于专业人士之间的交流，目的是提高效率，达到更好的交流效果。

（6）话语共同体的入门级成员要了解一定的相关内容和专业话语知识。话语共同体中的成员是不断变化的；个体以初学者的身份加入，以死亡或其他原因离开。话语共同体就是通过初学者与专家之间的合理比例而不断延续的。

3.用途

无论是关注地方性还是普遍的共同体，话语共同体的概念都会将对语篇世界中的抽象逻辑的关注转为现实具体的实践和社会信仰的关注，能够阐释作者与读者之间能通过如此短小的语篇内进行交流的机制；并能解释为什么话语共同体内部的成员间交流会比较容易，而与其他话语共同体成员交流时会感觉更费力，收效不好；还能解释为什么成分复杂的大学生聚在一起可以组成一个成功的团队；不同共同体的话语是如何被区分出来的等等。K. Hyland认为，共同体的概念将个体的决定与参与置于中心位置，并强调了话语影响语言使用者在社会群体中的地位和角色的作用。

（二）价值取向与伦理诉求

以往的研究现状表明，学者的关注焦点是话语共同体的构成条件及区别特征等内容，对话语共同的价值取向与伦理诉求等内容的研究相对较少。实际上，任何规模或层级的话语共同体都具有相对一致的价值取向与伦理诉求，是维系话语共同体稳定和发展的纽带。如果说构成条件及区别特征等内容是话语共同体的“硬件”要素，那么价值取向和伦理诉求等内容则是“软件”要素，只有软硬结合才能保证话语共同体的运行与发展。下面将以学术话语共同体和商务话语共同体为例，分析价值取向和伦理要素的重要作用。

在学术话语共同体中，共同体成员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诉求通常表现为客观、公正、科学和平等的探究精神。他们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遵循各种学术规范与行为规约，从事相关的学术活动。共同体成员对某些问题的研究与关注会有很大差距，但是他们之间原则上是平等关系，不存在所谓的“学术权威”，共同体成员具有等同的话语权。同时，共同体成员必须杜绝任何形式的学术造假及学术舞弊行为，以此维护学术话语共同体的良性发展。此外，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与学术氛围中，学术话语共同体成员呈现出明显的职业化倾向，因而一般意义上的职业伦理也是共同体成员需要遵守的行为准则，如诚实、敬业和积极进取等。这些基本的职业伦理诉求能够帮助共同体成员区分职业与非职业的范畴，保证共同体成员的职业操守，有助于学术共同体的稳定与进步。

在商务话语共同体中，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诉求则表现得更为复杂。实际上，整个商品社会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宏观的商务话语共同体。就总体而言，契约精神和双赢是商务话语共同体成员一致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诉求。从大哲学家I. Kant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 Friedman对此都有过不同的论述。商务话语共同体成员的核心价值取向就是契约精神，包括契约自由、契约平等、契约守信及契约救助等内容，是共同体成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约与准则。而双赢则是契约精神的最终表现形式。共同体成员只有秉持互利互惠的理念，才能使共同体保持健康持续的发展。这种自由平等的价值取向表明，共同体成员之间可能会有经济实力的差别，但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必须平等，否则就失去了商务话语共同体存在的基础。

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文化的概念特别是跨文化的概念被引入上述价值取向和伦理诉求中，如企业家精神等富有民族色彩的理念等。企业家精神源自法国，核心理念是创新、合作、诚信、学习和冒险等。这种精神已经成为决定共同体成员个人管理能力的重要指标。在当前商务话语共同体中，企业家精神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伦理诉求。

（三）外部环境与内部组织关系

任何特定的社会群体必然要同外部环境与内部组织关系两个方面发生联系。前文对话语共同体的相关论述大部分涉及的是其内部组织关系，对外部环境的关注不够。因此，本节仍以学术话语共同体和商务话语共同体为例对二者进行分析。

学术话语共同体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社会环境、政策环境及科技环境等。这些外部环境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学术话语共同体的发展。特定时期的学术话语共同体的发展必须同其外部环境相协调，以符合外部环境的导向。例如，在当前国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形势下，学术话语共同体中的相关活动必须要符合这一宏观的社会环境要求，为全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样，学术话语共同体的内部组织关系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此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例如，组织学术梯队进行重大科研项目攻关，成立相关学术科研机构进行某些专项课题的深入研究等。

商务话语共同体的外部环境要素包括宏观环境要素和任务环境要素两个主要层面。宏观要素处于话语共同体外部环境的外层，是指那些能够间接影响共同体发展方向的因素，如社会文化、地域、经济以及政治法律维度等。社会文化维度中的规约、习俗和价值取向以及政治法律维度中的法律法规对商务话语共同体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商务话语共同体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有效地进行跨文化商务沟通。避免沟通中的“稻草人”等现象，成为共同体内部组织关系中进行决策和行为的一个关键。任务要素是话语共同体外部环境的内层，包括那些直接影响共同体决策与行为的因素，如竞争对手、供应商及消费者等维度。这些因素往往是激发话语共同体成员决策和行为的直接诱因，也是共同体同外部环境建立互动联系的纽带。

商务话语共同体的内部组织关系集中体现为共同体的内部文化，包括组织机构、组织行为和内部沟通等内容。保持共同体平稳有序地运行，是内部组织关系的主要职能。相对于宏观的外部环境而言，共同体内部的组织关系是一种微观文化。共同体成员的核心价值观、信仰、规约及理解等因素成为影响内部组织关系的内在动因。因此，文化建构是内部组织关系发展的主要模式。

话语共同体是话语本身和话语分析得以成立的基础。上文从话语共同体的起源、发展与现状等方面考察这一重要范畴。其中，六个特征就是话语分析的六个领域，外加话语分析的个体性特征和分析方法论，共同凸显出话语分析的基础主要内容。

但是，也有很多学者在肯定Swales贡献的同时，指出了理论框架的不足。首先，Duszak指出Swales过于强调文本的核心特点、功能和结构，忽视成员的身份和机构身份的作用。由此可见，对专家成员概念以及其在构建其他社会实体范畴中的作用还需深入研究。其次，Swales并没有充分借鉴巴赫金的体裁理论。巴赫金认为，话语通常是多音节的，体裁是具有互文性的，而这些观点在Swales的框架中都没有体现出来。再次，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注重强调动态性的研究，而反对孤立、静态的研究，这已经是界内公认的事实。很多学者指出，作为一个理论框架，Swales的模式过于静态化、机械化，缺乏动态性。这一点批评明确指出这一框架违反了现代科学，尤其是语言学的发展趋势。最后，Swales的模式没有注意到专家成员与边缘成员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对彼此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Duszak等认为，话语共同体的研究不能忽视边缘话语（periperal discourse）。正是不同话语共同体的边缘话语之间的互动构成了新的话语类型，同时也是研究中的盲点。边缘性话语易于转换、调节，并与其他共存。事实上，在区分高、低语境信息和交际风格的时期，边缘性话语在文化上的权力相对更大。因此，在话语共同体的研究中，不能忽视边缘性成员。在科学研究的历史，对个案与反例的深入研究常常会带来对传统误解的颠覆。

综上所述，业内对话语共同体的肯定为本研究的价值提供了保证。与此同时，话语共同体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了空间。话语共同体的研究可以有两种定位：①以话语本身的单位、单位间关系和说话人使用话语的特点为研究对象，则应该归入语言学；②以话语显示的社会和人等因素为研究对象，这种分析应该纳入社会学甚至语言哲学，因为社会是人的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人则是话语、社会学、语言哲学的灵魂。推进话语分析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且有效途径之一，是根据体裁的不同细致分析专门用途英语（ESP），包括商务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