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拨乱反正，对长期以来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一些“左”的做法和认识作了纠正，并决定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同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的重大战略。1979年7月，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首次以法规的形式肯定了社队企业在我国的政治和经济中的地位，并指出社队企业是实现农业现代化、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和工农差别、加快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载体。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针对西藏以农牧业为主，农牧业人口占80％以上的特殊区情，制定了许多有利于发展社队企业和家庭副业的方针政策。随着这些政策的贯彻落实，西藏社队企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以简单手工业劳动为基础，以家庭劳动为基本特点的个体企业。个别农村社区的农牧民为了扩大经营，在其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合伙投入资金、劳力、劳动资料，开始走上联合经营之路。到1979年，全区社队企业收入271.29万元，农牧民每人平均从社队企业收入中获得1.81元。[2]

1980年，自治区党委根据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从西藏实际出发，实行“放、免、减、保”四字方针，采取特殊政策让农牧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尽快富裕起来，对多种经营、社队企业、民族手工业做了新的规定，并颁发了《关于农牧区若干经济改革的规定》，明确指出“各地要积极支持和鼓励社队，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副业生产，搞好社队企业”，并规定“免征城乡集体经营的民族手工业、建筑业、运输业、服务性行业等企业和个体手工业、小商小贩的工商税两年。社队和农牧民群众上市出售、交换的农、牧、副产品一律不收税”，到1982年，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决定对“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继续免征工商税”。这些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非农业的发展。许多县、社从当地实际出发，开办了种植场、养殖场、运输队、建筑队，还设立了数千个商业、饮食服务点。到1984年，社队企业产值达3 433万元，农村社会总产值中非农业产值比重上升，由1965年的2.3％提高到1984年的14.81％。[3]随着社队企业和家庭副业的发展，单一农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农业经济开始从只重视种植业生产向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发展转变（见图1），农村经济开始从只重视农业生产向同时大力发展工、商、建、运输业综合经营转变。(www.daowen.com)

这一时期，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对社队企业在经营范围、经营方式、计划、供销、贷款、税收等方面作出的一系列重要决策，成为社队企业发展的基本政策依据和制度保障，使西藏社队企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后的乡镇企业崛起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这标志着西藏乡镇企业从此步入了恢复起步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