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厂后，老厂长退居二线了，但对我的想法很赞同，说这对株洲重型机械厂是一次机遇，我就写了《与深圳特区金属结构厂联营的可行性设想》。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这份《可行性设想》在重型机械厂掀起了那么大的风波。本来，谭秘书把我们两人的差旅费都已经到财务科报销了，一路上因为打着“为用户服务”的大旗，所到之处都是小车接小车送，客户请吃饭，我们每人还节余了50元的差旅费（当时出差伙食补助每天只有4元钱，每餐只能吃两个包子或吃碗面条）。妻子吴春芳用这50元给女儿小诗诗买了辆小三轮车。小诗诗骑着三轮车兴奋得挥舞着小手，“咯咯”地笑个不停。

我那天把《可行性设想》交给了刚调来的，在全市、全省都很有名气的“改革厂长”。“改革厂长”看过之后，一张春风得意的脸马上阴沉下来，当着办公室很多人的面敲打着桌子，“谁同意你去深圳了？你怎么不去台湾、不去美国呢？”当即指示财务处把谭秘书已经报销了的差旅费又拿出来重新审核，广州至深圳的差旅费不予报销，并扣了我们每人3天的工资，同意我们前去深圳玩玩的厂办主任也给撤换了。谭秘书见了一个劲儿地抱怨：“你小子，到深圳玩玩就算了，你唯恐别人不知道，还向厂长汇报，这下完了吧？”我不服气：“咋的！推销员嘛，不就是要推销嘛！”谭秘书说：“人家推销员是让你推销产品！”我说：“不对，推销员是厂长代表，推销的应该是我们这个企业，我们这个品牌！”我为我自己悟出的现代营销理念不为新任的“改革厂长”和同事们理解而深感遗憾。岳父大人得知此事后，再也不抱他们的乘龙快婿肯定是厂长的希望了，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起了风凉话，而且以点带面，全盘否定：“大学生没个有本事的！”

我不服气：“大学生都没本事，国家还办大学干什么？”

吴春芳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天是在岳父家吃晚饭，大舅哥大舅嫂，姨姐姨姐夫围了一大桌，桌中间是一只火锅，里面炖着条大活鱼。我夹了那火锅里仅有的一个鱼泡，岳父大人明明看见了，还一个劲儿地用筷子在火锅里面翻来翻去：“鱼泡呢？谁这么嘴快！”大舅嫂瞅着我窃窃地笑。我脸红了，那顿晚饭没吃完我就气呼呼地走了。

厂长的态度决定一个人在厂里的命运，尤其是小个子郑处长对我一直抱有成见，我成了销售处可有可无的人，全厂职工普调一级工资，我只长了半级。有一天，郑处长很严肃地对我敲警钟：“你要注意啊，别犯了错误。”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犯什么错误？”

郑处长说：“你和深圳那家厂谈联营，利用工厂名义，个人捞介绍费，那可就严重了！”

在此之前我还没听说过“介绍费”这个词呢。听了这无中生有的话，我差点气晕过去。我曾是全心全意地为企业的前途着想，反而遭这种无端的怀疑。更令我无法忍受的是，不久厂里开全国订货会，地点是市宾馆。那天小个子处长在一楼会务组给销售处全体人员布置工作，谁谁负责一楼客户，谁谁负责二楼客户，唯独没我的份。我急着喊：“处长，我负责哪一楼的客户？”小个子处长白了我一眼，指着地下说：“你负责地下！”我还信以为真，跑遍了宾馆的主楼、副楼，到处询问：“先生，你们这有地下吗？小姐，贵宾馆哪栋楼有地下？”小姐先生们都被我问蒙了，原来市宾馆根本就没有地下室！若干年后我把这段遭遇讲给一位朋友，朋友说：“人家改革厂长刚刚上任，要树立自己的威信。你个愣头青，怎么能比厂长还要高明呢？不整你整谁去！再说了，改革厂长高学历，但高学历不见得有胸怀。”(www.daowen.com)

这期间，妻子迷恋上了麻将牌，每天晚上在娘家一玩就是大半夜。我挺严肃地警告：“不分昼夜地玩麻将是堕落！”

妻子不以为然：“你看人家都这样玩！”

“都这样玩就都是堕落。”

妻子似乎很有道理：“都堕落那就不是堕落！”

我无可奈何地一声长叹：“什么也没有比无知更可怕！”

很快就要过元旦了。我向小个子处长请了5天假就走了。到哪去了呢？我谁也没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