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宋明理学的高峰

《传习录》是宋明理学的高峰，不仅影响了100多年来的中国思想家，而且享誉海外，具有重要价值和独特魅力。作者王阳明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道德管理的理念，第二是权变灵活的原则。

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从正式兴起到基本衰竭，期间经历了近7个世纪（11～17世纪）。理学对中国长时间的统治，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理学是中国儒学的更高形态。按照宋明理学各学派的基本观点和影响，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三大派别，第一是以张载为代表的气一元论哲学；二是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一元论哲学；三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一元论哲学。

理学是对以往中国哲学的发展，是中外哲学融合的产物。它在继承和发展中国先秦以来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又吸收融合了佛教哲学，从而形成了完整的理学体系。理学家对哲学问题的探讨，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在理论思维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对人类认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代中期，王守仁提出以“良知说”为核心的心学学说，认为心之本体即是良知，良知即是天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他的“良知说”和“知行合一说”达到了心学理论的高峰，完成了心学体系。

王守仁（公元1472～1528年），字伯安，人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其徒将他的著述编纂成《王文成公全书》，其中《传习录》和《大学问》是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他死后被皇帝追封新建侯，谥文成，享有极高的荣誉。在哲学思想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在教育思想方面，他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教育理论；在管理思想方面，他多年为官的经历和感悟孕育出一系列管理学说。王守仁在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传习录》是王守仁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词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全书分上、中、下3卷：卷上是王阳明讲学的语录，卷中主要是王阳明写给别人的7封信，卷下是一部分语录和《朱子晚年定论》（包括王阳明写的序和摘录朱熹的34段话）。全书由王阳明的门人徐爱和钱德洪编辑而成。《传习录》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阐发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关于心学，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他强调伦理规范的基础在于人心之至善。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提出了“致良知”的学说。他认为，人心的“灵明”就是良知，良知就是天理，天地万物就是从“灵明”中产生的。良知是人心固有的，是一种主观意识，是善恶、是非的标准，是超善恶的，是绝对至善的。

知行问题是《传习录》中讨论的重要问题，也反映了王阳明对朱熹以来宋明理学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朱熹主张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的思想，批判了朱熹割裂知行。他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知行合一”认为，知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知是心之本体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发而为客观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就是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知行合一”说强调道德意识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中，这是道德的自觉性。它也强调道德的实践性，认为道德方面的知不是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道德的实现。“知行合一”也有一般认识论方面的意义，但它首先讲的是道德修养。

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观点都强调道德的自觉性和主宰性。他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行。”人心能够知晓行为的善恶，也能自觉地去为善，这就是本心的“明觉”。人心的本质是理，并且人能自觉认识到这种道德意识，所以人不需通过外物去认识本心之理，外物之理只是人心的表现。格致的工夫不是去认识外物，而是去掉本心的私欲之蔽。

《传习录》中记载了王阳明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作为人心本体的至善是超经验的，它不是具体的善的行为。有所为而为的善是手段，无所为而为的善才是至善。人心的至善超越世间具体的善恶。具体的善行只是无善而至善之心的自然表现。

《传习录》是一部较为纯粹的哲学著作，集中反映了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直到今天，王阳明的思想在当代新儒家中仍有深刻影响。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表达了一种儒家的“德治”的治国之道。他面对“功利之习与功利之政”盛行的社会政治现实，在传统政教合一的思维架构下，力推“圣贤之学与圣贤之政”以教化天下、安定天下。他的“德治”思想以及所树立的道德正义将对现代道德与现代“德治”的建构大有裨益。

《传习录》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传习录》是王阳明的代表作，不仅影响了100多年来的中国思想家，而且享誉海外，具有重要价值和独特魅力。《传习录》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道德管理的思想，第二是权变灵活的原则。

第一，道德管理

王阳明的道德管理首先体现在他的“致良知”思想中。在他看来，“良知”既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本体，同时也是道德的出发点。因此，“致良知”不仅是认识的途径，也是道德修养的途径。

王阳明非常重视道德教育，认为应该把德放在教育的首位，认为道德教育的过程应为“开其知觉”、“调理性情”、“发其志意”、“导之习礼”四个环节。

在《传习录中·答顾桥东书》中说：“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意思是，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成就人们的德行。人的才能各异，有的擅长礼乐，有的擅长政教，有的擅长农业，这就需要依据他们所能成就的德行在学校中进一步培养其才能。依据德行来任命他们，并使他们能够在这个职位上终生不再更改。作为领导，只需要让民众同心同德，使天下人民安居乐业，注意他的才干是否称职，而不根据地位的贵贱来分轻重，不凭借职业的种类来分优劣。

在管理方法上，首先，王阳明重视启发诱导、循序渐进，强调规章制度在德育中的作用，认为制定一定的规则，并使之为众人认可是实行道德管理的先决条件；其次，他认识到艺术手段在德育中的运用，通过歌舞吟咏激发人们的意志，通过礼仪训练修正人的仪容，通过读书帮助人们树立理想；再次，王阳明注意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因此，道德水平的提高和完善需要一个过程，对不同阶段的人，在道德方面提出的要求和衡量的标准应有所不同。

王阳明丰富而系统的道德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遵循以德为先的管理理念有很大影响。就管理而言，德性管理是组织中实施管理的一种智慧，通过组织中管理者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来影响组织效能和其他员工的行为，以达到员工对组织认同的最佳状态。

摩托罗拉公司曾经一度被称为世界无线电通讯领域的“大哥大”，如今，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仍扮演重要角色。能取得如此的成绩，可以说是摩托罗拉公司的两个基本信念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一是对人保持不变的尊重，其二是坚持高尚的操守。这种独特的员工管理理念内涵极为丰富，它认为，人是最重要的，企业应该实行道德管理。摩托罗拉创始人保罗·高尔文认为，一个公司只有在它的员工参与管理后，才能更好地发挥效能，否则只能是死水一潭。尊重个人是摩托罗拉公司企业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其含义包括以礼待人、忠诚不渝、个人参与企业管理与发展、提倡集体协作精神、鼓励创新。

摩托罗拉公司道德管理的一个典型体现就是注重平衡员工工作与生活。它提倡员工平衡地对待工作和生活，采取各种措施，如设立摩托罗拉员工委员会，来支持公司的这一理念。员工委员会经常组织各种各样的员工活动，包括晚会、卡拉OK、郊游、家庭日活动、球类比赛、游泳、俱乐部活动、运动会、对内对外救助、生日祝福、妇女节祝福、年终礼品等。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仅丰富了员工的生活，减轻了员工的工作压力，让员工可以拥有更加健康的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而且大大增强了公司的凝聚力和员工的自豪感，提高了员工的忠诚度。

第二，权变灵活的原则

王阳明的心学不是书斋之学，而是他个人对社会人生体验后的产物，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从一个无权无势的中下级官吏子弟到后来的功业显赫，王阳明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段荆棘丛生的道路。因此，他高妙的胆略和计谋不仅为时人所赞叹，而且成为后人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

王阳明认为，不管是什么事情都不能用固定的方法处理，而要依据当时的情况来制定策略，如果只知道死守教条的话，终将追悔莫及，而应该不拘常规，善于权变。王阳明在宁藩时朱宸濠突然叛乱，而他在没有接到上级平叛命令时，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方法，果断地调兵遣将，力挽狂澜，从而迅速平定了叛乱。王阳明灵活的办事方式、惊人的办事效率正是权变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

很多中小企业在营销上坚持权变灵活的原则，巧妙地采取“避”、“借”、“联”的战略。因为它们势单力薄，靠自己单枪匹马的奋战和与强大对手的硬拼是不足取的，而应该凭借自身的优势，取长补短。

“避”是中小企业在弱小阶段避免和大型企业发生正面冲突，即避免生产和大型企业拳头产品相同的产品，避开大型企业的强势市场大本营，避开大型企业传统的销售渠道，避开使用大型企业惯使的促销绝招。否则，不仅会因为相互撞车而自取灭亡，还会由于老生活在“巨人”的阴影下而难以得到发展。

“借”是中小企业充分利用大型企业的资源来发展自己。大型企业有良好的商誉和响当当的品牌，有宽广快速的营销网络，有充裕的资金和先进的管理技术，只要中小企业具有良好的资源整合能力，一切都可以借来使用。

“联”是中小企业自身的联合与支援。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中小企业自己相互抱聚成团，由小而大，由大而强，大大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

山西南风集团的奇强洗衣粉定位巧妙采用了“避”的战略，首先选择上海奥妙、美国宝洁和英国联合利华等大企业忽视的农村市场，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思路。中小企业在势力壮大之前，最好避实就虚，尽量避免与大企业的正面竞争和直接抗衡，首先寻找那些大企业没有发现，或大企业不想干但并非没有前途和利润的市场作为自己的目标市场。这样，可以避开大企业的巨大威胁，等自己实力增强、时机成熟之后，再和大型企业一争高低。

温州虹桥镇的中小企业之所以获得迅速发展，是因为恰当运用了“借”的战略方针。它们首先以32家上等级、上规模的全国股份制大企业为“龙头”，采取“委托加工、协议加工、参股合资”的方法，和大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加工配套服务关系，拉动了虹桥镇350家小企业联动发展，使虹桥镇成为浙江耀眼的明珠。中小企业在势力比较弱小时可以作为大型企业的配角，即围绕大企业这些“恒星”旋转的“卫星”。

美国耐克合理使用“联”的战略，成为虚拟营销成功的典范。耐克既无生产车间又无销售网络，只拥有在全球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运动鞋设计部门和营销部门，生产和销售全部虚拟化，通过外部组织来完成。它在组织上突破有形的界限，只保留了其中最关键、最核心的功能，努力将其他功能虚拟化，借助企业外部提供。

对于某些已经掌握核心资源或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中小企业来讲，采用虚拟经营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极佳战略。中小企业可以虚拟人员，借企业外部人力资源，以弥补自己智力资源的不足；也可以虚拟功能，借企业外部力量，来改善劣势的部门；还可以虚拟工厂，企业集中资源，专攻附加值最高的设计和营销，其生产则委托人工成本较低地区的企业代理生产。

权变灵活的原则贯穿在权变管理的理念中，它要求在现实管理中，无论是管理制度的制定还是管理技术的使用，乃至一切的管理行为，都要在把握形势的情况下进行变化，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传习录》中的管理智慧

原典

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顶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传习录上·心即是理》

[译文]没有被私欲迷惑的心，就是天理，不用到心外强加一点一滴。用这颗最热的心，表现在侍奉父亲上就是孝，表现在侍奉君王上就是忠，表现在交友和治理百姓上就是信和仁。只在自己心中下功夫去私欲存天理就行了。

原典

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

——《传习录上·心即是理》(www.daowen.com)

[译文]己心纯为天理就是至善。

原典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传习录上·心即是理》

[译文]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的初始，行是知的结果。如果深谙知行之理，说知时，行已自在其中了；说行时，知也自在其中了。

原典

格物是为了诚意的工夫，明善是为了诚身的工夫，穷理是为了尽性的工夫，道问学是为了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为了约礼的工夫，惟精是为了惟一的工夫。

——《传习录上·心即是理》

[译文]格物是为了诚意，明善是为了诚身，穷理是为了尽性，道学问是为了尊德性，博文是为了约礼，惟精是为了惟一。

原典

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

——《传习录上·格物无分动静》

[译文]为学必须有个根本，要从根本上下功夫，循序渐进，慢慢积累。

原典

曰：“何者为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识天理。”曰：“天理何以谓之中？”曰：“无所偏倚。”曰：“无所偏倚，是何等气象？”曰：“如明镜然，全体莹彻，略无纤尘染着。”

——《传习录上·格物无分动静》

[译文]陆澄问：“什么是天理？”先生说：“剔除私欲，就可以认识天理。”陆澄问：“天理为什么称为中？”先生说：“不偏不倚。”陆澄问：“无所偏倚，是什么样子？”先生说：“就像明镜，全体透明彻亮，丝毫没有污染。”

原典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夫外好。

——《传习录上·“一以贯之”的功夫》

[译文]栽树的人必须培养树根，修德的人必须修养心性。要使树木长高，必须在开始时就裁去多余的树枝。要使德性隆盛，必须在开始学习时就除去对外物的喜好。

原典

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

——《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译文]学校里所做的事，只是为了成就德行。人的才能各异，有的擅长礼乐，有的擅长政教，有的擅长治理水土和种植，这就需要依据他们所成就的德行，在学校中进一步培养各自的才能。依据德行让他担任职务，并让他在这个职位上终生不再更改。作为领导，只需要让百姓同心同德，使天下民众安居乐业，注意他的才干是否称职，而不凭借地位的贵贱来分轻重，不凭借职业的种类来区分优劣。作为被任用的人，也只需要同心同德，使天下的民众安居乐业，若自己的才能适宜，即便终生从事繁重的工作，也丝毫不感到辛苦，从事低贱琐碎的工作也不认为卑下。

原典

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己之分，物我之间。

——《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译文]他们心地纯洁明亮，能够彻底实现万物一体，达到仁的境界。因此，他们的胸怀宽广，志气通达，没有彼此的区分和物我的差别。

原典

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

——《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译文]因此，规矩一旦确立，方圆与否就不可遮掩，而天下的方圆也就不可胜用；尺度一旦确定，长短与否就不可遮掩，而天下的长短也就不可胜用；能够致良知，细节、条目的随时变化就不可遮掩，而天下的细节、条目的随时变化也就能应付自如了。

原典

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人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

——《传习录中·训蒙大意示教读》

[译文]所以，通过咏诗唱歌，不仅是为了激发他们的志趣，也是为了使他们在咏唱中发泄蹦跳呼喊的情绪，在抑扬顿挫的音乐中抒发忧郁呆板的感情。引导他们学习礼仪，不仅是为了严肃他们的仪容，也是为了使他们在揖让叩拜中活动血脉，强健筋骨。教导他们读书，不仅是为了发开他们的智力，也是为了使他们在反复的钻研中修身养性，在抑扬的诵读中明确志向。这一切都是为了在他们的志向上因势利导，在性情中调理保养，通过潜移默化，消除他们的各种陋习。这样，渐渐使他们的行为符合礼仪标准，但不感到难受，在不知不觉中性情达到合适宜中。这就是先王推行教育的深刻内涵。

原典

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倾上，便浸坏他了。

——《传习录下·过分矜持亦弊端》

[译文]同别人探讨学问，也必须依据他的能力所及。这如同树刚萌芽，用少量的水去浇灌。树芽稍长了一点，再多浇一点水。树从一把粗到双臂合抱，浇水的多少，都要根据树的大小来决定。刚萌生的嫩芽，如果用一桶水去浇灌它，就会把它泡坏了。

原典

只是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也须慢慢琢磨他起来。

——《传习录下·良知是造化的精灵》

[译文]人的资质各不相同，所以施行教育时不得不因材施教。对于中等水平以下的人，即便和他讲性说命，他也不会理解，如此就需要慢慢去开导、启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