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宋代正宗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完成了儒学的复兴。《朱子语类》的修身学说、“执两用中”的管理谋略、“贵权尚变”的变革精神，数百年来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今人亦有很多有益的启示。在儒学发展的历史上，人们总会提到朱熹。他完成了儒学的复兴，是儒学更新运动在学术上的总结。他的修身学说、“执两用中”的管理谋略、“贵权尚变”的变革精神，数百年来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今人亦有很多有益的启示。

朱熹（1130～1200年），字符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号考亭、紫阳、云谷老人，晚号遁翁，徽州婺源人，出生于福建南剑，是程颐的四传弟子。因出生在福建，后人称他为“闽学”，与濂学、洛学、关学并称为宋代四大学派。绍兴十八年考取进士，此后担任过一些地方官，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儒学。他的学说被后人称为理学、道学或新儒学。国际学术界认为，朱熹是孔孟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是新儒学的集大成者，1714年欧洲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

朱熹一生始终从事著书与讲学。著述极为丰富，《四书集注》等几十种著作大多被保存了下来；书信、题跋、奏疏、杂文合编为《朱子大全》121卷；讲学语录被编为《朱子语类》140卷。他创办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培养学生，普及儒学。

朱熹所生活的宋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国力日益衰微，统治阶级内部纷争迭起，社会较为动荡。虽然如此，宋代在学术上却是一个极盛的时代，学派众多，思想空前活跃。朱熹的思想以孔孟为主体，兼取佛、道，构成了一个“致广大，极精微，综罗百代”的集大成的体系，因此，人们把他称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在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系统和全面的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他对我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些重要范畴和命题，几乎全都作了周详的研究和精微的辨析，并且发前人所未发，提出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特别是朱熹的管理思想，已形成了一个系统，主要见于他所著的《四书集注》、《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书中。

《四书集注》，又称《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作的注，全书共19卷。朱熹在二程的基础上，参照各家解经之说，对自己的理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发挥。通过注释，朱熹将个人哲学的世界观和人性论进行阐发，对以“天理论”为最高范畴的理学思想体系，包括道、理、性、命、心、诚、格物致知、仁义礼智等哲学概念及其关系，进行了论述。《四书集注》论证精微，强调人伦日常，充分体现了理学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以及强调认识和修养方法、注重道德实践的特点。

朱熹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理”，他的人性论、管理思想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天理就是封建道德规范，是人的天命之性，朱熹认为，天命之性是完善的。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本性，是情和欲的根源。气质之性中的不纯成分会蒙蔽、干扰天命之性；变化气质之性即摒除恶的成分，有助于复归和实现天命之性。在朱熹的学说中，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矛盾集中表现在天理和人欲的冲突中。天理即外在的规范，人欲则是人的欲望，特指对外物的过分追求。因此，朱熹提出要“存天理，灭人欲”。在朱熹的管理理念中，特别强调人的后天修养和学习，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达到德业日进的理想状态。

到南宋后期，理学已经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地位，并从元朝到清朝一直被封建王朝奉为官方学说，在意识形态领域统治数百年。因此，朱熹的思想对后世中国社会的影响极为深远。

对身处激烈商战之中的管理者来说，朱熹提出了人性可塑的思想，认为，人人都有为善的可能，主张对人性加以指导和塑造。因此，管理者应当重视对员工的培训，使员工在德、才方面都成为公司进步发展的动力；管理者本身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成为企业发展需要的综合人才，因为企业经营的好坏与管理者素质的高低是紧密联系的，同时，管理者素质也是市场竞争成败的关键。

《朱子语类》中对中庸之道阐发深刻，成为人们把握事物特征、深入洞察事物本质的先决条件，对企业管理者尤其有用。而朱熹重视变革、主张借鉴古法而不拘泥于古法的眼光和现实精神，对管理者的策略思想的灵活性有很大启发。

《朱子语类》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朱熹的管理思想集中在《朱子语类》、《四书集注》中，深化了儒家传统的社会伦理与人性学说，继承并发展了儒家的管理价值观，强调管理者的自我修养，提倡“执两用中”的管理谋略，崇尚“贵权尚变”的变革精神。

第一，领导者注重修身

朱熹的修身学说继承《大学》提出的修身观点，并有所发展和突破。

朱熹以“敬”作为修身的最佳心理状态。朱熹秉持渐修观，主张通过积累过程培养正当的信念、态度和行为。他要求学生将修养心灵作为日常课程：“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为主而不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故以心观物，则物之理得。”朱熹相信，心处于恭敬状态时，自然会为人的升华培养端正的性情。

他强调“持敬”，首先要使自身外貌风度得到整肃，要排除杂念，外表与内心做到表里如一、整齐严肃，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他有一句名言：“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意思是说，待人接物必须恭敬、畏谨、收敛身心，不要放纵自己。如果人人都如此讲究修身，那么实现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也就距离不远了。

朱熹的修身观关注人们的日常行为、生活细节，这主要体现在他对青少年的教育上。朱熹继承了孔子关于“少时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看法，认为只要使青少年日常言行都能遵循一定的礼仪守则和规范，长大成人后就能遵守伦理纲常。

朱熹认为须从具体的日常事务入手，来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习惯，所谓“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为此，他主张把社会伦理具体化、条理化，让青少年遵照履行，为使他们衣服冠履、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洒扫应对、读书写字等生活习惯和行为都按照儒家的标准，要求青少年遵循不违，诚履笃行，庶几将来“自不失为谨愿之士”，甚而“入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

他认为，要使青少年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还必须向他们灌输社会伦理道德观念，这正如他所指出：“为学之实，固有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其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他以眼睛和脚的关系来比喻行和知二者的关系：“知与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行与知二者是相互依存的。

朱熹认为，《大学》修齐治平的理论中，最重要的是格物、致知。在朱熹看来，格物指努力穷究事物之理，当人们通晓事物之理之后，人的知识也就完全具备了；致知是作为认识过程中所格之物的一个结果。所以，没有格物谈致知是无法办到的。朱熹用“格物所以致知”来说格物和致知的关系，一方面说格物以致知为目的，另一方面，致知是在格物的过程中实现的。

《玉山讲义》中说：“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充分表现了朱熹办学的目的，这也是他修身的目的。

对朱熹而言，内圣与外王的结构关系是“论本末，修身为本；论轻重，天下国家为重”。作为儒学的一分子，朱熹的修身观念体现着宋代儒学的政治文化理念，也突出了修身的重要性。

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讲求立志、修身，以最终达到“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把道德自律、意志结构，把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在注重气节、重视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愤立志等方面，朱熹的修身学说数百年来发生过重大影响，体现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发扬了士的承担精神。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鲍莫尔认为，一个合格的管理者应具有的十大条件是：合作精神，愿意与他人共事，对人不用压服而用说服和感服的策略；决策才能，能根据客观情况做出决策，具有高瞻远瞩的能力；组织能力，善于发掘下级才智，善于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恰当地授权，能把握方向，抓住大事，而把小事分散给下级去处理；善于应变，能随机应变，不墨守成规；勇于负责，对国家、下属、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都负有高度的责任心；敢于创新，对新事物、新环境、新技术、新观念有敏锐的感受力；敢于承担风险，有雄心，有能力创造新局面；尊重他人，能听取别人的意见，不狂妄自大，并能器重下级；品德超人，品德为社会和企业内的人士所敬仰。

日本学者及企业界人士认为一个成功的管理者应具备的品质和能力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品质方面，应有使命感、责任感、危机感、正义感、积极性、进取心、忍耐性。其次，在能力方面，有捕捉信息和鉴别信息的能力，有洞察事物和果断决策的能力，有不断创新和竞争的意识，有说服能力，有理解别人的能力和凝聚能力，有为企业发展忍辱负重的能力，有尊重员工和培养人才的能力，有克服困难追求成功的能力等。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应具有四方面的素质：首先是眼光，就是能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赚钱机会。哪个投资领域是好的，哪一个产品是好的，谁能首先发现并开拓市场，谁就具备优秀的管理者眼光。其次是胆量，任何一种新的投资，或没有尝试的事情，肯定要冒一定风险，就看你敢不敢去做。只看见机会好，而不敢投资，那么这个钱你是赚不到的。第三是组织能力，组织能力就是能够把各种生产要素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减少外部的摩擦以及内部的消耗，从而使整个机构相互融合产生高效率。第四是社会责任感，企业家必须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途，要有社会责任感。

第二，执两用中的管理谋略

朱熹以辩证的眼光看待自然界和一切事物，对于事物一分为二、二中有一的状态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四书章句·中庸章句·第六章》中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朱熹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两方面，离开这种相辅相成、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即分二合一的关系，事物就不能发展和存在。

执两用中，中就是不偏不倚，不走极端，要善于从事物相互对立的两方面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就能兼顾矛盾的两极，不至于失之偏颇，而在对立面的互补中获得一种整合效应。

执两用中的管理谋略是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价值观和德行。它告诉人们，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保全自身，以图东山再起，是一种高明的智慧。

中国式管理中的“以德服人”以“情、理、法”为最高原则。管理专家指出，中国儒家文化的精髓：“中庸”、“不执着”、“务实”，合起来就构成了“情、理、法”三个互相贯串的层次。具体而言：

“中庸”是“恰到好处”，亦即“不在拘定客观一理去循守，而在自然的无不中节”。凡是有所拘定，有时可能反而会妨碍生机，不合天理。管理者以真实的情感而自然流露，才能够时时得其“中”。“中”与“仁”异名而同实，都是指那种心理的平衡状态。平衡即“安”，“不平衡”便“不安”。所以“中庸”实在就是“情”的真实而自然的流露。

“不执着”是“不把心思黏在一特定的方向上，以免不虚不灵”。管理者要“秉持常道而权宜应变以求其通”，便需使自己的心灵“虚一而静”，才能适时应变，并且“权不离经”而能合“理”。

“务实”是“实实在在地去做”。一切管理措施，都是要经历实践过程，惟有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各自尽力做好份内的工作，才会有所收获。“务实”的基本表现，即在“守法”，所以说：“崇法务实”。

马寅初先生少年时体弱多病，他却活了101岁，他因“新人口论”遭到批判，人生遭受很大挫折，但他胸怀坦荡，诚信不欺，在最艰难的日子，牢记“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这两句名诗，并身体力行。正因为真理在胸，所以他才能吟出“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马寅初快到80岁时遭到打击，不得不离开北大校长的位置，但想到同时离开喧闹的政坛，无不欣慰。他在京郊的小院，生活在心灵的世界，“大江静犹浪，片舟独且征”，后来竟以百岁高龄重新出山，让人难以置信。

第三，贵权尚变的变革精神

朱熹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更易的过程，时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人却可以认识时势，有所作为。他贵权尚变，主张借鉴古法而不拘泥于古法，反对盲目恢复古制，因而具有一定的发展眼光和现实精神，在策略思想上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

经权思想是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和策略选择的一般方法，是变革制度的基本指导思想。经是根本，是一般规律；权是变通之法，是特殊形势下的相应措施。朱熹极力反对“不当用权而用权”和“不当守经而守经”，“权与经固是两义，然论权而全离乎经，则不是”，“经是可常之理，权是碍着经行不得处，方始用权。然当那时却是常理”。

朱熹贵权尚变的变革精神，强调管理中的通权达变，这与20世纪7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权变思想不谋而合，重视主客观环境中的变动因素，尤其强调对变动的积极适应。

贵权尚变的权变谋略和变革精神是儒家文化的传统，从《周易》开始就一直强调。《周易·系辞下》中说：“易穷则变，变则通”，意思是不应该墨守陈规旧制，要勇于变革。

美国经营管理专家约翰·沃洛诺夫说：“为了使企业迈向成功之途，只维持现状是不够的，必须做大幅度的修正、改革与改良。而最重要的是‘创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应该针对市场发展的趋势，不断推出新的经营方式，通过彻底清除商品生产和推销各个环节的问题，实现全面的改革。“变则通”，只有不断变革，才能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最终通向成功之路。

A＆P公司（大西洋和太平洋茶叶联合公司）是一家巨大的食品连锁商店。作为美国零售食品之王，它一直遭受到竞争对手的攻击。随着默默无闻的塞夫威公司迅速发展成为第二大食品连锁商店，A＆P的市场占有率受到严重威胁，销售额和利润急剧下降。

正当A＆P公司停滞不前的时候，新接任的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威廉·J·凯恩因循守旧，重新采用以前的老套路来驾驭庞大的A＆P公司。在指导思想上，凯恩企图通过最大程度地降低价格、缩减利润来使公司在竞争中重新夺回失去的顾客，结果，在实施这种超级廉价活动的一年内，情况变得更糟，与凯恩原来所希望的截然相反。

就在这时，一家大的联合企业——海湾与西部工业公司乘虚而入，一举兼并A＆P公司。为了把对A＆P公司不满的股东拉到自己一边，它愿提供诱人的375万股股份。同时，A＆P公司的降价策略使竞争对手对它怀恨在心，在毛利率已经很微薄的行业中获得了恶霸的名声。其他商店联合起来对付它，采取同进同退、一致行动的方式排挤它，企图把它整垮。

面对食品价格的不断上涨以及众多股东要求减少亏损的巨大压力，加上海湾与西部工业公司的觊觎，A＆P公司只得急速提高商品的售价。但是，这样一来，原有的顾客又因此数量大减，最后的结局是塞夫威公司取代了它，成为美国最大的食品零售企业。

A＆P公司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司的领导人经营死板，不知变通，最后只落个失败的下场。

《朱子语类》中的管理智慧

原典

至严之中，便是至和处。

——《朱子语类·卷二十二·论语四》(www.daowen.com)

[译文]制度最严格的地方，就是民众最和睦的地方。

原典

德字从心者，以其得之于心也。

——《朱子语类·卷二十三·论语五》

[译文]德字与心有关，因为它是一种心理的道德和善心。

原典

以政为德者，不是把德去为政，是自家有这德，人自归仰如众星拱北辰。

——《朱子语类·卷二十五·论语七》

[译文]施政时候用德，并不是用德行去施政，而是管理者本人有德行，那么民众自然就归附，并敬仰他，如同众星围绕着北极星一样。

原典

只是不生事扰民。

——《朱子语类·卷三十五·论语十七》

[译文]只要不专门生事，打扰民众。

原典

所谓权者，于精微处曲尽其宜，以济经之所不及耳。

——《朱子语类·卷三十七·论语十九》

[译文]所谓的权，是在精微处体现它的特点，以补充经所不能达到的地方。

原典

权得其中，固是与经不异，毕竟权则可暂而不可常。

——《朱子语类·卷三十七·论语十九》

[译文]权在经中，不能背离经，因为权毕竟是暂时的而不是长久的。

原典

经是可常之理，权是碍着经行不得处，方始用权。然当那时却是常理。

——《朱子语类·卷三十七·论语十九》

[译文]经是一般方法，权是特殊形势下一般方法行不通的地方才使用的相应举措。在特殊形势下，相应举措就成为一般方法了。

原典

能常而后能变，能常而不已，所以能变；及其变也，常亦只在其中。

——《朱子语类·卷七十二·易八》

[译文]能够遵守规律也能够随机应变，在客观规律行不通的情况下，就能够变通；等变通之后，客观规律也隐藏在其中。

原典

“学源于思”，思所以起发其聪明。

——《朱子语类·卷九十六·程子之书二》

[译文]“学习知识起源于思考”，思考能够使人变得有智慧。

原典

论世事，曰：“须是心度大，方包裹得过，运动得行。”

——《朱子语类·卷一百八·朱子五》

[译文]处理世事，应该大度，才能包容万物，有所成就。

原典

问：“今日之治，当以何为先？”曰：“只是要得人。”

——《朱子语类·卷一百八·朱子五》

[译文]问：“治理国家什么是最重要的？”回答：“得人是最重要的。”

原典

今日人材须是得个有见识，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今日人材，将来截长补短使。

——《朱子语类·卷一百八·朱子五》

[译文]理想的人才，必须是有见识、有度量的人，有了这样的人才，以后就可以充分让他们发挥各自的长处。

原典

兵以用而见其强弱，将以用而见其能否。

——《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朱子七》

[译文]军队只有通过实际作战才能看出强弱，将帅只有通过实际指挥作战才能分辨出有没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