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人力资源管理的系统阐述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司马光面对北宋中期内忧外患严重、朝廷内部斗争激烈的局面，以史学家和政治家的立场阐述了如何以史为鉴治国用人，是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系统归纳。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由北宋名臣、史学家司马光负责编纂，历时19年，全书共294卷，洋洋300多万字，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记载了包括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在内的16个朝代的1362年历史。

《资治通鉴》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要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全书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名为《资治通鉴》，意为有助于治国、能起借鉴作用的通史。

全书有“考异”以明取材不同之故，有“目录”以备查阅之用，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较系统而完备的资料。取材除十七史以外，还有野史、传记、文集、谱录等322种。协助编撰者有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各就所长，分段负责，先排比材料为“丛目”，再编成“长编”，然后由司马光总其成，删订定稿。

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身后被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家世代为官，其父司马池为名臣，一生以清直仁厚而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的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步入仕途后，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随读随作札记，从此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想法。

当时，北宋已出现种种危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书，陈述自己的治国主张，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为根本措施。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在变法主张没有被采纳时，司马光退居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著史，是他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生活姿态。

司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鉴》系列著作中，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历年图》7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6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种，200余卷，是他对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

司马光倾注毕生心血编撰的《资治通鉴》，其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是官藏神品，历代以其“网罗宏富、体大精思”成为为官理政、治世省身的必修教材，是帝王、权臣及学士奉为“经世致用”最经典的版本；而且是史学典范，一向为历史学者所推崇，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上有巨大影响。世称“窃谓史家编年之有纲目，其书法褒贬，锋决事之有谳断，而通鉴则案牍之全也”。

《资治通鉴》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为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近千年的历史证明，《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它已成为为官从政者案头必备的教科书，被奉为金科玉律，无上宝典。古往今来，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与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毛泽东曾17次批注《资治通鉴》，对司马光及《资治通鉴》给予极高评价。

注释《资治通鉴》的注本主要有宋末元初人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清初严衍著《资治通鉴补正》，为《通鉴》拾遗补缺，刊正错误，也做了一些工作。

《资治通鉴》中，有大量内容涉及人力资源管理，它不仅具有史学、文学意义，而且有深厚的管理内涵，从选人、用人、察人、养人等方面系统阐述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质，可谓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全面总结。

《资治通鉴》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北宋中叶内忧外患严重，朝廷内部斗争激烈，总结治国经验以巩固封建政权成为现实的迫切要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司马光以史学家和政治家的视角系统地阐述了如何以史为鉴治国用人。

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质就是了解人的需要，用适当的方法来满足人的需要，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资治通鉴》广泛涉猎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包括选人、用人、察人、养人等方面，其管理思想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一，为政之本在于择人

司马光重视选择人才，尤其是重要职位的人才，因为它关系到全局的胜败。在选择人才时，以才干为主，应多提拔年轻干部，给年轻人以锻炼的机会；不能以门第取人，而应该注意其本人的德才；不能带着自己的私心杂念和偏见去选择人才，这样往往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应经过多层把关，这样成功的把握会大一些。

司马光认为，重用有真才实学的人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这对选人的掌权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知人善任。

圣明的君主，往往知人善任；国家要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其根本在于用人。秦始皇重用吕不韦，让他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为秦王统一天下出谋划策。关于如何治国，如何安民，吕不韦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治主张，对秦始皇后来统一中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召集门客编写《吕氏春秋》，将自己在秦国施政的方针政策加以理论化、系统化，作为秦统一天下后的治国大纲。

企业发展，以人才为本。所以，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因此，公司应该创新选人用人观念，加快实施“人才强企”战略。主要措施是：

首先，不拘一格选人。拓宽视野，打破传统框框，用竞争机制、市场机制把有利于公司发展、能为企业创利的人才，不拘一格网罗进来。调整、完善人才结构，积极物色各类经营管理急需的复合型高级经营管理人才、高级财会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市场开发人才，突破公司发展的人才“瓶颈”。

其次，唯才是举用人。充分开发、用活人才资源，着力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大量涌现、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形成鼓励人才干事、支持人才干成事、帮助人才干成大事的环境。不断完善业绩考核，做到人岗相适，各得其所，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才的创新能力和活力。

再次，千方百计育人。建立健全公司员工培训制度，加大培训力度。同时，采取措施支持员工自我再教育、国内培训以及安排实践锻炼和转岗交流等，多方式、多渠道培养后备人才，形成一支人数众多、品质优秀、业务精通的人才队伍，有效提高员工队伍的综合素质。

最后，加强领导建设。建立公司后备干部队伍，优化班子结构，增强整体功能，具体标准是：（1）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和进取心，牢记公司赋予的职责和使命；（2）为人正派、处事公道、宽阔胸怀、廉洁自律、甘于奉献，不断提高品德修养；（3）坚决贯彻公司的决策和意图，具有很强的执行力和创新能力；（4）既坚持原则，又特别注意工作策略和工作方法，求大同、存小异，具有很强的沟通、协调能力；（5）始终坚持学习，自觉学习，不断丰富知识，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第二，用人要掌握其权柄

司马光认为，优秀人才应该为我所用，用人时根据职位的要求来选用人才，要抓住关键，了解对方的心理，所用之人自己要能控制得住，要掌握其权柄。不同的工作需要不同层次的人去完成，所以，司马光认为，非常之功需非常之人，而非常之人一般难以驾驭，这就需要领导者有更高的管理技巧。

在用人时，应注重精英，人才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应该真诚和信任，提高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度；应该取长补短，首先发现他的长短处，再根据情况扬长避短，就可以人尽其才了。

在一个企业内部，领导者要善于用人，合理分权。因为即使经营者的能力堪称一流，但仅凭他一个人的力量很难做到面面俱到。经营者应该适当放权，这样才能统揽大局，把事情协调好。在放权的时候，管理者就需要牢记：用人要掌握其权柄，做到合理授权。

在比尔·盖茨看来，使用人才重要的就是合理授权，让其充分显示自己的才能。

1981年，微软已经控制了PC机的操作系统，并决定进军应用软件这一领域。盖茨决定，把微软公司变成不仅能开发软件，而且还具有营销能力的公司。为此，盖茨从肥皂大王尼多格拉公司挖来了一个大人物——营销副总裁兰德·汉森。汉森在软件方面可以说一窍不通，然而他对市场营销却有着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于是，盖茨授权给他，让他负责软件公司的广告和产品服务，以及产品的宣传与推销，并任命他为营销方面的副总裁，而不存丝毫怀疑。

比尔·盖茨对汉森大胆放手，听任其便。而汉森也不负众望，在他的建议下，公司决定，所有微软公司不同类型的产品都以“微软”为商标，以期能产生光环效应。果然，不久之后，“微软”这一品牌，在美国、欧洲乃至全球，都成为家喻户晓的名牌。

第三，察人选贤

司马光提出了丰富的察人方法，一是看一个人在特定情况下的表现，二是从日常小事中分析一个人的情况，三是通过长期的考核来防止急功近利的假象发生，四是坚持不同的人不能用同一标准来考察。

《资治通鉴·第1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提出在特定情况下察人的五条标准：“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意思是，平时看他所亲近的，富贵时看他所交往的，显赫时看他所推荐的，贫困时看他所不做的，卑贱时看他所不取的。这些大致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喜好和品质。这种通过特定的实际情况来考察一个人，真实性比较高。

《资治通鉴·第224卷·唐代宗大历元年》提出从日常小事分析一个人的方法，“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发怒是一个人的正常情绪，可以清楚地知道他的内心世界，而微笑是深不可测的，可以笑里藏刀、口蜜腹剑，因为微笑可以伪装，不能从微笑中了解他究竟怎样想。

《资治通鉴·第47卷·汉章帝元和二年》中有这样的记载：“安静之吏，捆怫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踏实稳重的官吏，诚恳无虚华，考察他每天的业绩，好像不足，而考察他每月的业绩，便绰绰有余了。用人应该从长期考虑，如果只注重短期行为，而不考察长期业绩，会造成一些短视行为，做表面文章，影响组织和个人的可持续发展。

《资治通鉴·第66卷·汉献帝建安十四年》中提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每个职位对人才的要求也不同，因此，不能用同一标准来考察人才。“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一节取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议，吏有着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意思是，天下的人，才德各有不同，不能用同一标准来考察。过分的节俭，可以要求自己，但要所有的人这样就不行了。现在朝廷认为，官吏穿新衣、坐好车的，就认为不清廉；穿破衣、坐坏车的，就认为是廉洁。这样会导致满朝文武故意弄脏外面的衣服，而里面穿新衣；朝廷的官吏，有的亲自拿着炊具到官寺做晚饭。这种虚伪不实的不良风气，对个人发展和组织发展都不利。

《资治通鉴》中的管理智慧

原典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资治通鉴·第1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译文]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主帅。

原典

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www.daowen.com)

——《资治通鉴·第1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译文]因此，才德兼备可以称为圣人，才德全无称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为小人。大凡用人，如果得不到圣人，就要选择君子，与其选择小人，还不如选择愚人。

原典

为政之本，莫大择人；择人之重，莫先宰相。

——《资治通鉴·第293卷·后周世宗显德四年》

[译文]治理政事的根本，没有比选人更重要，选人的重点在于挑选宰相。

原典

师出有功，在于将帅，得其人则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则三河方为战地。

——《资治通鉴·第151卷·梁武帝大通元年》

[译文]军队出征有战绩，在于将帅，如果能得到合适的人担任将帅，那么就可以很轻松地扫清天下了。

原典

人君之体，当委任而责成功，所委者当，则所用者自精矣。

——《资治通鉴·第203卷·唐高宗永淳元年》

[译文]君主的根本应该是委托人并督责他成就事业，所委托的人适当，这个人发挥的作用自然巨大。

原典

古者四十而仕，非谓弹冠之会必将是年也。以为可事之时在于强盛，故举其大限以为民衷。且颜渊、子奇，旷代一有，而欲以斯为格，岂不偏乎！

——《资治通鉴·第51卷·汉顺帝阳嘉元年》

[译文]古人所说的四十做官，不是说一定要到四十岁才可以做官。认为当官应在壮年，只是有一个大概的年龄界限。像颜渊、子奇这样的旷世奇才，如果用年龄来限制，就太偏颇了。

原典

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

——《资治通鉴·第46卷·汉章帝元和元年》

[译文]选择人才以才干为首要标准，不能单纯看出身和阅历。

原典

夫门望者，乃其父祖之遗烈，亦何益于皇家！益于时者，贤才而已。苟有其才，虽屠、钓、奴、虏，圣王不耻以为臣；苟非其才，虽三后之胤，坠于皁隶矣。

——《资治通鉴·第139卷·齐明帝建武元年》

[译文]门第声望是他们父辈、祖辈的功业，对选拔人才有什么用处呢？对国家有贡献的，只有贤才。如果他有才能，即使是屠夫、渔民、奴隶、俘虏，贤明的君王也不会因以这样的人为臣子感到羞耻。如果他没有才能，即使是三王的后代，也只能编入仆隶差役之列。

原典

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材不为用。

——《资治通鉴·第228卷·唐德宗建中四年》

[译文]打败敌人的关键在于用将，而驾驭将领的办法在于掌握用人的权柄。如果将领没有本领，即使兵力众多也不能取胜；如果失去用人的权柄，将领即使有才也不能为我所用。

原典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资治通鉴·第21卷·汉武帝元封五年》

[译文]大凡要建立特殊的功劳，就需要特殊的人才。千里马虽然凶暴不驯，却能日跑千里，有的人虽然遭到世俗的诟骂，却能屡建奇功。驾驭千里马，统率奇才，关键是看怎么来驾驭。

原典

官在得人，不在员多。

——《资治通鉴·第192卷·唐太宗贞观元年》

[译文]官吏在于得到有才干的人，而不在乎人员的多少。

原典

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

——《资治通鉴·第1卷·周安王二十五年》

[译文]圣明的人用人，就像好的木匠用木头一样，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因此，一根合抱的巨木，只有几尺朽烂之处，高明的木匠是不会扔掉的。

原典

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

——《资治通鉴·第192卷·唐太宗贞观元年》

[译文]君子用人就像使用器具一样，取其所长，古代善于用人的人，哪里会有缺乏人才的时候呢？只是因为他们不会用人，怎么能污蔑一个世代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