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传——春秋笔法与中国式传统精神

《春秋》经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它们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尊礼，表现出民本思想，对历代君王和现代企业管理者有着深刻的启发。

《春秋》经传主要指《春秋》经和《左传》、《公羊传》、《糓梁传》三传。《春秋》是孔子编订的“六经”之一，被儒家尊为“经”，对它的解释称为“传”。到汉代时，有《左传》、《公羊传》、《糓梁传》、《夹氏传》和《邹氏传》5种，后来，《夹氏传》和《邹氏传》亡佚，流传下来的只有《左传》、《公羊传》和《糓梁传》，被称为“春秋三传”。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编年史。所谓编年体，就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即按年、月、日有次序地记载史事。

东周时，各诸侯国设史官撰写本国编年史，只有孔子编订的鲁国史《春秋》留传下来。孔子以史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维护尧舜之道，晚年将修《春秋》作为自己的庄严使命。最早提到孔子修订《春秋》的是孟子，《孟子·滕文公下》中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所谓“知我者”，就是那些理解他的苦心孤诣的人，理解他治国平天下之理想的人；所谓“罪我者”，是指那些指责他不该修订《春秋》的人。可见，孔子编订《春秋》是为匡救时弊，因此，他的思想和主张自然渗透到《春秋》的字里行间，即所谓“微言大义”。

《春秋》的“大义”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正名。孔子作《春秋》以正名为标准，秉笔直书，以别异同而正名字，辨上下而定名分，以寓褒贬而明是非，使乱臣贼子无所隐遁。第二是尊王攘夷。《论语》中记载孔子与其弟子子贡称赞管仲，是因为他“尊王攘夷”有功，保卫华夏抵抗异族的侵略是孔子生平的主张。第三是大一统。孔子主张一统，《春秋》中蕴涵着“王正月”的大一统思想。

《春秋》记载了上自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下至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包括12个国君，合计242年的历史。它是鲁国史的一部分，但也记载了鲁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以及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况。全书大约17000字，主要记载春秋时期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包括诸侯国之间的征伐、会盟、朝聘等，也记载一些自然现象，如地震、山崩、星变、水灾、虫灾等，经济文化方面记载有祭祀、婚丧、城筑、宫室、土田等。

《春秋》以时间为顺序，对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又是我国第一部私修史书，打破了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对史学的垄断和控制，因此在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孔子开创的私人著书的学术风气，成为后来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的“百家争鸣”的先声。

孔子的“春秋”笔法，敢于揭露统治者淫秽纳贿、仇杀助乱的黑暗面。如隐公元年，记载了周平王向鲁惠公的妾仲子赠送葬礼的东西。在孔子看来，这是为君者不守君道的表现。对于这种“春秋”笔法，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春秋》也记载自然状况。如它对公元前611年彗星的精辟记叙：“秋七月，有星孝入于北斗”，是世界上彗星运行的最早记录。又如，它记录了公元前687年“夜中星陨如雨”的陨石雨情况。孔子保留了这些记录，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孔子作《春秋》，通过谨慎的用字在其中寓涵有褒贬、善恶之意，所以记事十分简略。为了更好地解释《春秋》经文的内容大义，后世很多学者著文以补原书之不足。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传注《春秋》的有5传，后来《邹氏传》、《夹氏传》亡佚，只有《左传》、《公羊传》、《糓梁传》流传至今，被称为“《春秋》三传”。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左氏春秋》，共30卷，作者相传为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史官左丘明。左丘明在口授《春秋》以教弟子时，怕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真”（《汉书·艺文志》），所以用事实来补订《春秋》，作《左传》。成书年代一般认为在战国初期，迄今尚无定论。

《左传》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释《春秋》主要特色是“以史传经”，即以历史事实说明历史真相，表明作者的历史观。与《春秋》相比，传文内容与经文内容并非十分密切配合，或经文有而传文缺，或传文有而经文无。后人认为《左传》虽因《春秋》而作，但在编写体例上比《春秋》完备，在史料和文字价值上也远远超过《春秋》，完全可以独立称为史书，所以称其为《左氏春秋》。它不但记载鲁国一国的史实，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采用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使其成为研究春秋史的宝贵参考资料。

《左传》的注本主要有西晋杜预著《春秋经传集解》，唐代孔颖达著《春秋左传正义》、陆德明著《经典释文》，均采用杜预的注解。197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春秋左传集解》，为目前最好的注本。

《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战国时齐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一起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公羊传》的注释之作主要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等。

《糓梁传》又称《春秋糓梁传》、《糓梁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战国时鲁人糓梁赤。起初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其注本主要有晋人范宁撰《春秋糓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糓梁传疏》、清朝钟文烝撰《糓梁补注》等。

《公羊传》与《糓梁传》都重视阐释《春秋》之“大义”，不重历史事实的传注。《公羊传》主要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糓梁传》着重宣扬儒家思想重礼义教化和宗法情义的一面，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两者都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春秋》及三传作为儒家经典，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长期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教科书和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左传》在唐宋两代被定为“大经”；《糓梁传》和《公羊传》在唐代被定为“小经”，在宋代被定为“中经”。“三传”与《春秋》合刊，均被列入十三经。

《春秋》与“三传”文字洗练，记事简洁明了，遣词井然有序，对后世文学家、史学家影响颇大。尤其是《左传》，刘知几在《史通》中称赞说：“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语言之精要已成为后代楷模。《左传》文字优美生动，在文学性方面较之《春秋》有很大增强，从“大事记”式的记录发展为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展示，塑造了丰满的人物形象，堪称文史并茂的历史、文学名著。司马迁发扬《左传》的精神，为世人留下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裁、手法均深受《左传》影响。

《春秋》及其“三传”不仅是“传孔子教”，而且保存了早期儒家的许多思想，对现代管理有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尊礼文化，第二是民本思想。尤其是《左传》，以大量史实告诉人们，礼是必须遵守的社会秩序，违背礼，就会在社会上无以容身，就会招致杀身之祸。其中的民本思想也为国君大臣执政为民尤其重视。

《春秋》经传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春秋》经传是儒家经典，尤其是《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而且由于《春秋》经传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尊礼，同时也表现出浓重的民本思想，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第一，尊礼文化

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春秋》可以看作礼书，《左传》也可以看作礼书。《左传》全书中“礼”字总共出现过453次，又言“礼制”者10条，它对事件的评论完全依据古礼，从而寓君臣父子之义于历史记述之中，彰显三代的道德规范。

《左传》讲述了个人如何进行道德修养，在处境艰难困苦时，如何修德待时，等待机会，如何在乱世学会生存的智慧；也讲了许多治国的经验和策略，以及为君为臣之道、治国安邦之道和用兵打仗之道。如《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说：“礼，政之舆也”，突出了礼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

《左传》不但以其丰富的史料解释了《春秋》所记载的200多年的历史事实，而且寓礼制思想于历史叙述之中，强调对礼制的尊崇，浸透了礼的精神。后汉贾逵在条奏中就极敏锐地向章帝进言：“《左氏》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

《左传》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左传》以叙述史事为主，中间常常夹杂“君子曰”的评语，评判的标准是“礼也”还是“非礼也”，言行是否站在“礼”上。比如鲁隐公五年春，鲁隐公忽发奇想，打算到一个非常遥远的、叫做“棠”的地方去看人家捕鱼。臧僖伯劝阻说：“根据自古相传的礼制，国君是为民众树立法度的人，应该专心去做国家的大事。执行乱政，那是要亡国的。”鲁隐公坚持要去，臧僖伯“称疾不从”。由于隐公的做法“非礼也”，不符合礼，所以史官将它写进了鲁国的史书，以警示后人。所以，古代的礼包含了一套以道德为核心的制度。

钱穆先生讲，礼是以对方的存在并且心存敬意作为前提的。礼的原则是与人为善，处处为对方着想，以此求得社会的和谐。

在现代社会，尊礼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管理者用企业文化来统率公司，用个人魅力统率下属，这样可以得到员工的齐心协力。

IBM、大众、通用电气、沃尔玛……这些著名跨国公司始终吸引着公众的眼球，成为媒体的聚焦点。在许多人的职业发展意向上，能够加入这些组织是一种荣耀——不仅因为丰厚的薪金，还在于它们优秀的企业文化，以及像比尔·盖茨、杰克·韦尔奇等这些优秀领导者的个人魅力。许多管理者对成功的先行者倍加推崇，并在潜意识中把他们作为自己的榜样，因此，用企业文化统率公司，用个人魅力统率部属，可以得到员工的齐心协力，共创组织辉煌业绩。

比尔·盖茨是一个极富魅力的领导者，并且他依靠这种优势吸引着世界信息技术领域的优秀头脑加入自己的团队，创造了时代神话。

曾经，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用8个星期编制出一套BASIC程序，为软件工业开了先河。随着微机BASIC语言的研制成功，信息技术领域的基本标准诞生了。奠定成功基础以后，比尔·盖茨以自己的创新精神、杰出的开发和领导才能，打造了一支知识管理团队，续写了Windows操作系统传奇。比尔·盖茨以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的精神，始终站在软件编写的第一线，依靠出色的业务能力赢得了众人的尊重。而这种个人魅力又吸引着大家加入其中，投入自己的热情和努力。

发展壮大以后，微软公司建立了平等、自由的企业文化。它适应高科技软件开发公司的脑力劳动特色，有利于激发灵感、充分挖掘智慧潜能、迅速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积极性，使公司依靠团队力量获得了成功。

松下幸之助说：“创业初期我走在前头，发展阶段，我站在中间，而发展后期，我站在后面。”优秀的领导人不是依靠权力压人赢得成功，优秀的企业文化不是完全依靠制度建设出色运作；用个人魅力统率下属，用企业文化统率公司，这才是获得胜利的法宝。

第二，民本思想

《左传》蕴含丰富的民本思想，如《左传·桓公六年》中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文公十三年》中说“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这些思想强调国以民为本，应该重民。

《左传》的民本思想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即由此发展而来，中国历代贤明的君主都懂得爱民、重民，治国经邦以民为本。

成吉思汗戎马一生，能够得天下，其用人得法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民本思想体现在他深知用人之道，求贤任能，关爱下级官员，用其所长，将手下将领的才智发挥到了极至，这是他在战争年代用人的一大特点。

首先，成吉思汗重用能人创造文字，结束了蒙古民族没有文字、刻木记事的历史，对蒙古民族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作用。其次，在战争中挖掘人才，为我所用，是成吉思汗的人才战略。让人才发挥最大作用，爱心是关键。成吉思汗始终把关心爱护部下作为首要大事。他认为，如果要让他人服从自己的统治，必先取得人心。他凭借宽宏大量、真诚信义，把各种能人吸引到蒙古来，使他们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己所用。他的伟大之处，不仅在爱才，而且能知人善任。铁炮制造成功，木华黎功不可没，这正是他善于用人的结果。其用人最高明之处在于，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多年来，他对待部下，一旦看准了人，就信任他，大胆放手，只布置任务，不干涉行动，使部下有职有权，充分施展才能。在成吉思汗的心目中，军队是他打天下的资本，百姓是他的靠山。以情感人，以义立威，奖赏将士，善待民众，这是成吉思汗笼络人心、稳定社会局面的一种高明手段。

民本思想放到企业经营当中，就是要求企业领导拿顾客当上帝，拿员工当兄弟。如果对顾客不好，顾客就会抛弃你；如果对员工不好，员工就要离开你。有了顾客，有了员工，企业才有了生机。因此，现代企业管理者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危机感，全心全意为顾客和员工服务。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是一个成功的企业领导。

《春秋》经传中的管理智慧

原典

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左传·隐公元年》

[译文]多做不义的事情，必定会自己垮台，你姑且等着瞧吧。

原典

不义不昵，厚将崩。

——《左传·隐公元年》

[译文]做事不仁义就不会有人亲近，土地再广大也会遭到灭亡。

原典

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

——《左传·隐公三年》

[译文]讲信用不是发自内心，即使有人质也是没有用的。能懂得将心比心地办事，并用礼来约束，即使没有人质，又有谁能离间他们呢？

原典

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

——《左传·隐公四年》

[译文]我听说，施行德政就可以使民众和睦，而不会发生动乱。

原典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左传·隐公十一年》

[译文]礼是用来治理国家、安定社稷、抚慰民众、造福后代的。

原典

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www.daowen.com)

——《左传·桓公六年》

[译文]所谓的道，是忠诚于民而有信于神的。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左传·桓公六年》

[译文]民是上天的主人，因此圣明的君王先安抚民众，然后敬奉神灵。

原典

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

——《左传·桓公六年》

[译文]民众和睦，神灵就会降下福祉，君王有什么行动就会成功。

原典

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

——《左传·桓公六年》

[译文]根据民意制定出人的分寸与责任，根据人与人之间的分寸来制定礼。礼是用来完成政治体制的，完善政治体制是用来使民众的行为合乎法度的。

原典

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

——《左传·昭公五年》

[译文]真正的礼是用来保国、推行政令而不失去百姓的。

原典

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译文]晋公子重耳遭受祸难的时候，晋国派兵在蒲城攻打他。蒲城人想要迎战，重耳不同意，说：“依靠国君父亲的命令而享有养生的俸禄，因此才得到百姓的拥护。有了百姓的拥护却去跟父亲对抗，没有比这再大的罪过了！我还是逃奔吧。”于是就逃亡到狄国。

原典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左传·文公十三年》

[译文]邾文公为迁都到绎而进行占卜。史官占卜之后说：“对百姓有利，对国君不利。”邾子说：“假如对百姓有利，也就是对我有利。上天生下了万民，给他们安排君主，就是为了给他们利益的。既然对百姓有利，必然对我也有利。”左右侍臣们说：“寿命可以延长，君王为什么不这样做呢？”邾子说：“生存就在于养育百姓。死亡或迟或早，那只是时间的问题。如果对百姓有利，就决定迁都吧！没有比这更吉利的了！”于是就迁往绎城。五月，邾文公死。君子说：“懂得天命！”

原典

二国图其社稷，而求纾其民，各惩其忿，以相宥也，两释累囚，以成其好。

——《左传·成公三年》

[译文]两国都为自己的国家着想，让百姓获得安宁，各自抑制自己的愤怒，达成相互的谅解，双方都释放被俘的囚犯，以结成友好关系。

原典

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译文]美好的名声，是装载德行的车子。德行，是国家的基础。有基础就不会毁坏，您不也应该致力于它吗？有了德行就能和乐，和乐就能长久。

原典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

——《左传·昭公四年》

[译文]如果对国家有好处，生死都由它去。况且我听说做好事的不改变他的原则，所以能够成功。

原典

夏，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且抚其民；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救灾患，宥孤寡，赦罪戾；诘奸慝，举淹滞；礼新，叙旧；禄勋，合亲；任良，物官。使屈罢简东国之兵于召陵，亦如之。好于边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

——《左传·昭公十四年》

[译文]夏天，楚平王派然丹去宗丘检阅西部地区的军队，并且安抚那里的民众；施舍贫贱，救济穷困；抚养孤儿，奉养有病老人，收养单身汉，赈救灾患，宽免孤儿寡妇的赋税，赦免罪人；追究惩治邪恶之徒，选拔长期被埋没的人才；以礼对待新人，依据资历功绩对待旧人；奖赏功勋，和睦亲族；任用贤能，量才授官。派屈罢在召陵检阅东部地区的军队，做法也和然丹一样。和四边的邻国缔结友好关系，让百姓休养生息五年，然后用兵，这是合于礼的。

原典

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

——《左传·昭公二十年》

[译文]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用宽大来使百姓服从，其次就没有比严厉更合适的了。火猛烈，百姓看着就害怕它，所以很少有人死在火里；水懦弱，百姓轻视并玩弄它，反而死在水里的人很多；所以实行宽大政策不容易。

原典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左传·昭公二十年》

[译文]孔子说：“好啊！政令宽大百姓就怠慢，怠慢就用严厉来纠正。严厉，百姓就受到伤害，受到伤害，就用宽大的政令来弥补。用宽大来调节严厉，用严厉来调节宽大，政事因此和顺。”

原典

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

——《左传·定公十五年》

[译文]礼，是生死存亡的主体。一举一动、或左或右以及进退、俯仰都要依据礼，朝聘、祭祀、丧事、征战都要依礼行事。

原典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译文]国家将要兴盛，君王听命于民众；国家将要灭亡，君王听命于神灵。

原典

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左传·哀公元年》

[译文]国家将要兴盛，君王很重视民众，这是国家的福祉。国家将要败亡，君王忽视民众，这是国家的祸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