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我国经济在30年高速增长后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处于加速换挡期与调整的阵痛期。现阶段的经济方式从投资和要素投入驱动转向技术和资本的创新型驱动。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电子商务、普惠金融、普惠贸易设想的推行,制造业企业得到了新的发展机会,同时也带动了社会就业。然而,在我国新常态经济背景下,经济结构的转型同时也带动了产业结构的变迁,以及劳动市场上就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一方面,从经济全球化视角来看,全球生产分工的模式不仅促进了制造业就业和工业外包活动,同时,产业的融合与生产分割的细化推动了服务业、服务贸易的兴起,衍生了服务型外包产业,如物流仓储、海关经纪、第三方保险等(Francois,1999)。服务业是全球经济推动的重要“马车”之一,据OECD调查报告,第三产业占据发达国家70%以上的GDP。其中,欧盟国家70%的就业人员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作,中等经济收入国家吸纳第三产业比重达到50%。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生产分工逐渐由工业外包向服务外包过渡。如发达国家移交至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由粗放型的简单的装配加工、制成品和自然资源获取转移至制造业型服务产业,如高效运输、产品咨询和产品后续的“一条龙”服务。在此背景下,反映在就业结构上,国际社会对传统的制造业行业员工的大量需求逐渐转向对服务型人才的获得。如传统的工业外包的发达国家以往对本国或者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要求集中在简单的机械组装和技术强度低的从业者上,而在服务型产业和服务外包的发展浪潮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从服务型从业者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并且对相关从业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另外,从我国就业市场来看,我国服务业从业人口数量在不断增长,从1978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12.2%到2015年占比42.3%,虽然总体就业水平不足中等经济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较我国2010年,就业人数的增长扩大了近8个百分点,改变了以往我国过度依靠农业、制造业来带动就业的不协调发展状况。此外,从不同服务部门吸纳的劳动力的结构来看,附加值高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与民生相关的生活类服务业吸纳就业人数的实力最强,如装备制造、计算机信息技术、互联网与电子商务,娱乐、餐饮、教育和卫生服务。在吸纳服务业就业的渠道方面,服务产业的发展以高科技、信息化助推产业升级与更新,同时呈现了新的商业模式的运营与维护,对第三产业经济发展起到了稳固作用。信息化和智能化产业需要“产学研用”,知识更新换代速度以及网络化和无纸化的商务模式更需要从业人员的较强的学习能力和较高的综合素质,从而带动相应行业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肖挺,2016;王玉玲,2017;王思语,2018)。
同时,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产业的融合,使得制造型服务业和服务型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应运而生,也吸纳了社会就业人口,同时促进了劳动者综合素质的提升(王思语和林桂军,2017;许和连等,2017)。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问题的分析上,鲜有文献在理论和实证上研究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融合过程对社会就业的影响(Milet和Crozet,2015)。因此,在以上国际和国内现状和现有文献研究的背景下,本节试图研究制造业服务化是否促进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缓解了当前社会的就业压力。
表7.19呈现了制造业企业投资服务业企业对出口影响的实证结果。如第(1)列所示,在不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中,制造业服务化行为有利于本身出口的提升。随着企业特征、企业所有权、行业集聚程度变量的加入,我们发现,制造业服务化对于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表7.19第(5)列我们不难发现,在加入所有控制变量之后,样本期间内企业就业水平的年平均增长幅度为1.63%。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产业间和产业内部的就业岗位呈现模糊化和联结性的特征,从而衍生出大量和制造业有关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岗位,如仓储服务、咨询、计算机信息通信和系统电算化等。同时,制造业企业参与服务业企业的投资大多反映了企业向更为集约化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和学习的诉求,因而扩大了就业类别和就业范围,优化了就业结构。大量增加的岗位促进了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就业,国际在岸和离岸服务外包也促进了就业岗位的增加,缓解了传统产业就业市场剩余劳动力的闲置状况(Crozet 和 Milet,2015;Vandermerwe和Rada,1988;肖挺,2016)。
表7.19 制造业服务化与就业的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括号内数值均为标准误。(www.daowen.com)
表7.20汇报了服务业制造化进程对制造业企业就业人数影响的结果。从表7.20第(5)列可以发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制造业企业参与服务业投资能够带动5.5%的就业水平。无论是制造业服务化进程还是服务业制造化进程的发展,制造业企业均扩大了自身的业务范围。而主动投资相较于被动接受服务业企业的投资,后者对制造业就业或者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大。制造业企业接受了服务业企业在资金抑或技术层面的“输血”与支持,出现知识溢出(Spillover Effect)的现象,能够为传统的制造业企业起到带头作用和发挥模仿效应,促进制造业企业绩效提升,无论对未来出口的可能性还是对就业的带动,均能够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Oliva和Kallenberg,2003;刘斌和王乃嘉,2016;许和连等,2017)。
表7.20 服务业制造化与就业的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括号内数值均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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