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融合的发展体现为三大产业之间边界的模糊化和功能性重合。其中，企业通过产品经济与消费模式的融合，延长并拓展了生产价值链的长度与广度，通过生产成品和服务的联结，实现分散化资源整合而达到高效创新。在此过程中，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业等概念越来越多地被提起，其根本性质是制造业产业由传统单一的粗放生产向服务型投入或者服务型产出的多元化转型升级的过程（刘斌和王乃嘉，2016；郑乐凯和王思语，2017）。从世界贸易发展的趋势来看，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身制造业产业在价值链中的高端地位，越来越多地将传统的粗放型、资源型产业移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而将集约、绿色的服务型生产留在国内，保持自身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从我国来看，《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我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方向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并且产业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如今，面对全球贸易增速缓慢、传统优势的走弱，打造贸易强国急需我国产业链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的攀升。在当前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要以创新型增长为目标，加快产业升级，产业比较优势重塑应逐步向现代服务业过渡，企业通过服务内含价值提升来拉高出口产品质量水平。

因此，促进高水平的现代服务业发展，鼓励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进程有利于实现传统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升，从而提高我国出口总量和出口产品质量。结合现有文献，国内外学者对制造业服务化和出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出口二元边际、出口增加值、出口复杂度、出口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刘斌和王乃嘉（2016）采用投入产出表对我国制造业企业服务化程度进行分析，认为制造业服务化进程有利于企业出口水平和出口可能性的提升。许和连等（2017）同样是根据世界投入产出表，结合工业企业和海关微观数据分析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于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发现在市场化进程和服务贸易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和行业，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能够促进企业出口增加值的显著提高。从产业结构复杂度升级视角，郑乐凯和王思语（2018）研究发现，制造业行业投入服务化对于提升出口产品复杂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从国际竞争优势测度和分析方面，Lodefalk（2014）认为，制造业企业对服务生产要素的投入有利于提高企业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以上文献大多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方面分析了出口可能性、竞争优势、出口增加值等，紧跟以上研究思路，以下试图分析制造业服务化是否促进了我国出口的增长。不同于许和连等（2017）的研究，本节采用制造业企业对服务业企业的投资作为制造业服务化的测度指标。此外，本节还通过分析服务化企业参与对制造业企业投资来验证服务化制造业是否同样能够促进被投资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增长。

表7.17呈现了制造业企业投资服务业企业对出口影响的实证结果。如第（1）列所示，在不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中，制造业服务化行为有利于本身出口的提升。随着企业特征、企业所有权、行业集聚程度变量的增加，我们发现，制造业服务化对于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制造业企业参与服务业投资能够带动1.62%的出口水平。这可能得益于以下两种渠道：第一，对于企业出口而言，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程度与企业自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具有正向关系，并且通过技术更新换代这一效应对企业出口交货值产生正向影响（张文红等，2010；许和连等，2017；王思语，2018）。第二，制造业参与服务业投资决策，往往伴随着企业兼并或者收购行为。一方面，伴随着企业内外部资源的重组，制造业企业降低交易成本，为企业出口发展赢得了更为广阔的利润空间；另一方面，大多被兼并或者收购的服务业企业海外投资与服务外包的业务被纳入收购方制造业企业麾下，增加了出口交货总量，增强了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实力。

表7.17　制造业企业投资服务业与出口的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括号内数值均为标准误。(www.daowen.com)

表7.18呈现了服务业企业制造化进程对于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如第（1）列所示，在不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中，服务业企业制造化行为有利于被投资的制造业企业出口的提升。随着企业特征、企业所有权、行业集聚程度变量的增加，我们发现，制造业服务化对于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制造业企业参与服务业投资能够带动2.31%的出口水平。服务要素对于制造产业链的嵌入增加了工业企业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复杂度，丰富了最终产品的多样性，提高了产品的质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出口总量的提升（戴翔，2016；郑乐凯和王思语，2017）。

表7.18　服务业企业投资制造业企业与出口的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括号内数值均为标准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