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从企业类型的角度研究制造业企业的服务化对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及增加值的影响。自从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之后，我国的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行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此外，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从我国加入WTO以来，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开放，大量外资企业进入我国，而外资企业由于其技术和资本等方面的优势，在生产率、增加值和出口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因而，我们将分别讨论与服务业有关的投资、被投资对不同所有权企业的影响的异质性。其中，国有企业、私有企业的定义仿照聂辉华、江艇和杨汝岱（2012）的处理方法，我们使用控股比例区分企业性质，将实收资本中国有资本大于50%的视为国有企业，将实收资本中外资比例占25%以上的视为外资企业，根据企业代码，来划分我国私有/民营企业。根据以上分类，我们将数据样本中的企业按照三种类型，重复基准回归过程，进行分样本回归。

表7.13汇报了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制造业投资服务业对生产绩效的影响。从表中可以看到，与之前的基准回归结果相似，无论是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其投资服务业的行为对其生产率并没有任何影响。实际上，在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以及时间固定效应以后，即使对投资与被投资企业的生产率状况直接进行比较，其仍然是不显著的，意味着制造业企业无论是否对服务业进行投资，没有证据显示其生产率有差异。

表7.13　分所有权样本下制造业投资服务业企业对　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结果

续表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括号内数值均为标准误。

表7.14汇报了分企业所有权样本下我国制造业企业被服务业企业投资之后，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情况。在控制了所有行业特征和企业特征之后，我们发现，除了我国的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被服务业企业投资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提升作用，而国有企业在服务业制造化进程中并没有受到显著的影响。可能的原因是：首先，国有企业参与跨行业的投资和被投资行为，往往具有严格的约束和政治意图的考虑；其次，参与投资或被投资的跨行业企业的行为往往不是根据自身企业财务上的经营发展需要，而大多依赖于战略或者政治原因。最后，国有企业董事长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委托代理机制程度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内部对领导层约束机制有很大不同（刘瑞明，2013；罗知等，2015）。即相较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服务业制造化的进程中，自身的生产效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表7.14　分所有权样本下制造业被服务业企业投资对　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结果

续表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括号内数值均为标准误。

表7.15汇报了对于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投资服务业对其增加值的影响。同样，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尽管对于外资企业、民营企业而言，投资服务业的制造业企业似乎有更高的增加值水平，但是在控制了企业规模等特征以后，我们同样没有发现对于服务业的投资增加了制造业企业的增加值水平。

表7.15　分所有权样本下制造业投资服务业企业对增加值的回归结果

续表(www.daowen.com)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括号内数值均为标准误。

接下来，我们讨论在分样本结果中，不同所有权的制造业企业在被服务业企业投资之后企业增加值的变动状况。从表7.16的回归结果来看，在加入所有控制变量之后，民营制造业企业的增加值得到显著的提升。而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增加值并没有在服务业企业投资行为发生之后，出现明显的提升。在外资准入上，我国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均有一定的准入壁垒，尤其是外资企业进入我国服务业市场之后，金融、银行、通信、教育等附加值高的现代服务业面临着较高的行业壁垒，因此，无论是外资企业参与投资服务业抑或被服务业投资，短期之内增加值提升作用有限。并且，相较于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往往掌握着核心的制造业技术，同时在服务业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本身自带高附加值，因此，投资我国国内服务业或者被服务业投资大多出于非财务盈利、非最大化优化资源的目的（Milet和Crozet，2015）。相反，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每单位的制造业企业被服务业企业投资行为，带动了8.89%的增加值提升水平。服务业中的民营企业发展起步较晚，在接受了服务业企业的投资后，企业内部资源达到优化整合，扩展了盈利边界。

表7.16　分所有权样本下制造业被服务业企业投资对增加值的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括号内数值均为标准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