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全球化与垂直专业化（VS）背景下，一国的国际产业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该国在国际上的产业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理论起源于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的绝对优势理论，其理论核心是：从个人到国家进行商品交换，通过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个人、行业、国家生产效率能够得到提升，产生剩余商品，国家间的交换与贸易使双方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绝对优势理论阐述了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原因，但无法解释生产率水平较为落后的经济体也能够参与到国际贸易中并能从中获利的行为，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1817）提出了“比较优势”这一概念，认为即使一国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上较另一国均处于劣势地位（即均无绝对优势），也存在双方进行互利贸易的基础，前一个国家可以专门生产并且出口其绝对劣势小、相对优势大的商品，同时进口其绝对劣势大、相对优势小的商品，即“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较就其轻”。在此基础上，后续经济学家提出要素禀赋（H−O定理）、要素价格均等化（S−S定理）、中间产品和要素跨国流动、产业内贸易等模型，提出要素价格、差异化产品、市场偏好等影响比较优势的因素，后续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Ohlin，1952；Stolper和Samuelson，1941；Rybczynski，1955）。

Arrow等（1961）进一步发展了比较优势理论，从劳动力工资率变动角度指出：差异化产品的需求弹性是不同的，资本密集型商品的替代弹性会随着劳动力工资水平提高而上涨。20世纪60年代，Balassa（1965）基于上述理论，提出了显示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理论，通过计算一国产业占总出口的比重和世界范围内这一产业出口量占总出口量的比重，来计算该国在这一产业的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很好地反映了各国出口的贸易结构、竞争力产业和出口偏好行为，但是由于当时数据的局限性，只能计算部分国家货物贸易的RCA指数。此外，RCA方法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同国家关税税率和贸易保护因素所带来的出口偏差行为。最重要的一点是，RCA指数的计算层面是整体贸易总量，而忽略了世界大范围内加工贸易往来，即多国贸易往来而产生的“出口—外国加工—回国—再出口”的全球贸易链条，用贸易总量来刻画RCA指数显然无法反映各国实际贸易所得价值与动态增加值。因此，采用传统的Balassa（1965）的静态比较优势进行测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国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而各国贸易产品出口的动态比较优势取决于各国各行业生产的技术进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此外，与传统的静态比较优势测算法相比，动态测算方法不仅分析了比较优势的流动性，而且考察了比较优势的流动方向，即一国贸易出口比较优势是否转向了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Cui和Syed，2007；顾乃华，2010）。

20世纪60年代，随着全球生产的碎片化和网络化现象的出现，全球价值链的概念逐渐被国内外专家提出（Gereffi，1999；Gereffi 等，2005；Baldwin，2013；顾乃华和夏杰长，2010；戴翔，2015）。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产活动的不同环节中呈现专业化和模式化的趋势。Hummel等（2001）提出“垂直专业化”（VS）这个概念，并首创利用投入产出表测算一国出口的国外增加值比重，即垂直专业化率（VSS Share Rate），进而测算各国出口比较优势指数。随后，Johnson和Noguera（2012）、Koopman等人（2012，2014）和Wang 等人（2013）在Hummels等人（2001）方法基础上拓展贸易增加值的核算，从而测算出国家的产业出口竞争力指数和垂直专业化率。从世界经济体贸易互补性与差异性角度而言，Baldwin和Javier（2013）、Timmer等人（2014，2016）分别指出，有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尼西亚较长时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下游阶段是由于过度依赖低技术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同时贸易的开放使得其产业竞争力迅速攀升。然而，在对外贸易结构上，加工贸易占据我国贸易往来的半壁江山，而在加工贸易为主下的我国生产的中间品大部分源自国外进口，并不含有国内的增加值：国内学者平新乔（2006）、鞠建东和余鑫玎（2014）基于贸易增加值角度测算了我国产业的竞争力与所处阶段。施炳展（2010）、李昕和徐滇庆（2013）指出，扣除我国加工贸易的重复部分，我国的产业竞争性指数与贸易增加值被过高估计，中、高端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附加值仍然较低。(www.daowen.com)

在增加值贸易产业优势测算的方法上，国内外学者较多从国际需求角度，采用后向分解法（Backward Linkage Decomposition）进行测算：Koopman 等人（2012，2014），Wang等人（2013）采用WIOD、GTAP和OECD等的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库对多国贸易增加值出口情况进行分解，剔除了加工贸易的重复计算，从而更好地估算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依附度（黄先海等，2010；刘斌等，2016；郑乐凯和王思语，2017）。罗长远和张军（2014）从投入产出技术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所处的阶段和出口增加值演变过程，指出我国高技术产品制造仍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出口的增加还主要依赖于加工贸易和产业内贸易这两个引擎带动。樊茂清和黄薇（2014）分析了中国贸易结构的演进过程，认为整体上我国制造业产业呈现出科技含量较低的特点，未来我国贸易结构升级需要从国际需求角度立足，加快促进比较优势向高技术产业整体转换，国内本土企业需要注重在加工贸易中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陆文聪和许为（2015）从比较优势动态法角度出发，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出口是否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时，通过1987—2012年SITC 4位码货物贸易数据分析，采用贸易复杂度指数（PRODY）测算出我国出口产品比较优势及技术变化趋势，提出我国货物贸易产品动态竞争指数较高，中国的相关比较优势从低技术产品向中低、中高技术产品攀升，但在高技术复杂度产品上尚未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戴翔（2015）基于贸易增加值的视角，测算了我国14个制造业1995—2011年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得出我国中低端制造业产业如造纸、纺织、化工等产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上动态攀升水平不断提高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