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化离不开服务产业、服务企业的支持，它们之间具有天然的纽带联系。基于企业和产业层面，企业服务化对制造业企业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而服务要素的投入和供给离不开国际贸易，特别是国际服务贸易市场（Petersburg，2013）。从国家层面而言，一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对于国际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具有战略意义。根据OECD的调查，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平均服务业产值占总GDP的75%以上，带动了国内80%以上的劳工就业。并且，服务业外资占总外资流入水平的三分之二。在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中国、巴西，服务业产业的GDP基本占据总GDP的一半以上，而且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发展中国家未来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不同于货物贸易，其开放程度可以通过关税和非关税的政策度量，而服务贸易的开放进程较为缓慢，而且不同国家存在着异质性的限制壁垒，如“边境后壁垒”（Behind the Border Barriers）、自然人流动限制和严格的外资市场准入措施，并且不易进行量化或数字度量。

服务业市场的发展离不开全球服务贸易的开放。服务贸易的开放不仅能够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增长，而且能够提升货物贸易的出口总量和推动工业制成品的质量升级（Sen和Morgan，1968；樊瑛，2012）。为了度量国际服务贸易，OECD根据42个国家的22个细分服务行业，发布了一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STRI）。这一套指数包括五项因素：外资准入，自然人流动壁垒，其他歧视性措施以及竞争和监管透明性壁垒。基于以上五项因素，OECD专家根据各国的法律法规，将服务业的限制措施进行量化，赋值范围是0到1。0代表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为0，服务贸易开放程度最高；1代表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最高，该国服务贸易壁垒几乎无法逾越。在OECD所提出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的基础上，Marel和Sheperd（2013）根据91个国家服务业的开放政策水平，计算出了这些国家的服务贸易可贸易指数，服务贸易可贸易指数高的国家，代表该国服务业开放度高，能够促进该国服务贸易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深化国际服务贸易开放度指数的计算，Hildeguun和Rouzet（2016）结合OECD的STRI和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经济体的服务业12个分行业的GDP占比，将分行业GDP占比作为服务业开放度的一个权重指标，建构了2009—2013年异质性国家的服务业可贸易指数，实证结果是，可贸易指数越高的国家，国内外服务业市场越开放，国际贸易净盈余越高。

因此，服务贸易的开放和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高低影响国际服务贸易的往来和货物贸易的出口与产品升级。在探讨服务贸易开放的问题上，现有文献从垂直专业化（VS）水平、国家制度、营商环境等方面分析服务贸易的便利化程度和开放程度。江小涓（2011）从服务业增长的发展趋势角度进行分析，得出制造业垂直专业化（VS）水平较高的国家，工业分工较为精细严谨，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市场较为开放的结论。Beverlli等人（2011）根据STRI，结合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环境，采用跨国面板数据分析服务贸易的模式（编号1至编号4），认为政治制度越开明的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政策上越开明，服务业水平全要素生产率较高。Hildeguun和Rouzet（2016）在采用发达国家样本时，使用机制检验中探究影响国家服务贸易便利化指数的因素，发现市场经营环境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东道国的营商环境越好，该国的服务贸易开放度越高。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具有较高的限制壁垒。(www.daowen.com)

不同经济体的服务业产业和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具有差异化特征。尤其是对于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工业发展上升型国家，服务业产业具有根基不稳、产业体系不健全等特征。因此，在面临国内外服务部门之间的市场竞争时，这些经济体通常采取汉密尔顿在1791 年提出“保护幼稚工业论”（Infant Industry Theory）的发展理念。保护幼稚产业理念的重要前提是一国某类或某几类产业发展尚未成熟，需要培育自身产业国内外竞争力（Krugman等，2015）。但事实上，大多数国家的产业已经具备国内外市场竞争力，但出于排他的新原因，依然采取贸易保护战略。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民粹主义的兴起与贸易封闭思潮也在发达国家中贸然兴起。诸如，美国特朗普政府最新的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对钢铁产品和铝产品向对外贸易伙伴征收25%和10%的高额关税，提高了他国与美国之间钢铁产业的贸易壁垒。然而，在全球贸易、文化开放的思潮下，故步自封与贸易保护主义之路不是长久之计。货物贸易的保护极大地阻滞了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并树立了有形的“天花板”。由于服务贸易的统计复杂性与提供方式的特殊性，服务贸易往往面临着无形壁垒（Invisible Hurdle）。相反，介于制造与服务之间的中间产业或者中间品通常能够绕过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同时能够带来产品与技术的溢出效应，如制造型服务品。人工智能、远程医疗、测绘反馈、全球联保服务项目、社区服务等服务型制造打破了贸易的界限，在创造价值的同时，普及了知识经济的应用。制造业服务化在带动知识与科技要素发展的同时，能够在打破产业与贸易边界的过程中，维护并深化贸易的往来，维系全球产业链的运转，并创造贸易附加价值（Amiti和Khandelwal，2013；安筱鹏，2012；陈明和魏作磊，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