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石，集中体现了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ng，简称TFP）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国外学者大多从产业关联角度来分析制造业和服务业相互带动关系的机制。Rodrik（2006）认为，在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往往具有资本和科技含量大、集约程度化水平高的特征，服务业开放可以为国内相关制造业企业带来模范和学习效应，而和国内制造业产业近似的服务业外资的到来，可以发挥技术外溢的作用。如国内计算机产业的发展，能够得益于优秀的互联网、资讯类外资企业的示范和影响作用（Francois，2009）。Hoekman（2006）通过调研印度电信、金融和交通运输服务业，认为以上几类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能够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使其达到总体均衡状态，能够大幅度降低制造业部门的运营成本。

从产业分工角度而言，制造业与服务业存在天然交叉生产经营业务，服务型制造现象越来越普遍。经济学家根据美国、印度等不同经济水平国家的发展经验认为：不同国家的优势产业起源于比较优势产业，而服务业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可以使得该国更加专注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相关制造业，同时将具有比较劣势的服务业通过离岸外包（Off Sourcing，简称OF）的形式转移给服务业水平发展较高的国家，从而达到优势互补，各国更加专注自身优势产业的发展，进而减少生产要素水平的扭曲与资源误置（Amiti和Konings，2005；Hsieh和Klenow，2010）。与大多数国外学者观点相呼应，国内学者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发达国家制造业发展经验，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技术密集性特点，决定了其是提升现代制造业竞争力的驱动力。刘志彪（2008）、樊瑛（2012）、张艳（2011）和杨玲（2014）认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开放，有利于提高制造业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服务贸易开放维度的扩大，以及双边、多边自贸协定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模式的放开，有利于吸引优质的服务业外资，强化企业对知识产权的重视与维护。此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生产性服务贸易的进口作用日渐突出，服务业对外开放能够逐步打破国内寻租性和成本性的行业壁垒，吸引外国服务业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林桂军，2015）。服务业外资的进入与服务型制造业，可以促使国内服务效率低的服务企业退出市场，高效率企业与外资参与竞争，提升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整体生产率水平，从企业层面而言，企业内部资源达到调整与重组，从而在与外资的正面竞争与学习中，形成服务业企业优胜劣汰的局面（戴翔和张二震，2015）。在当前我国供给侧战略背景下，我国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有所提高，生产分工越来越重视服务中间要素的投入。服务要素一般被认定为科技含量高、集约度强的资源。从长远意义上来看，服务要素的投入能够为国民供给高质量、低价格的产品，促进消费升级，是推动日后市场消费者享受“物美质优”的制造与服务产品时代的大趋势（陈明和魏作磊，2016；王思语和林桂军，2017）。(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