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子户就是那些在强制性房屋拆迁过程中努力保护自己房屋所有权的人。《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界定“钉子户”的：“在城市建设征用地时，讨价还价，不肯迁走的住户。”实际上，钉子户的含义比这个定义广泛得多。例如，在美国西部大开发的铁路和公路建设高潮时期，许多农民反对政府的征用土地，成为典型的“钉子户”。

这些钉子户非常留恋自己的家，对家乡抱有浓厚的感情。在《家的念想》的短文中，卢仁江饱含激情地写道，家不仅是我们“孕育成长的地方”和“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且还是我们“精神寄托的港湾”和“最终的归宿”。这个孕育我们生命的地方，记忆着父母们的抚育之恩和呵护之情，贮存着我们奋斗的汗水和心血，映射着我们的喜怒哀乐和自由放纵，承载着我们的淡定与安稳，带着无限的希望注视着未来。怎么就能说，让那些没有体验的、“骑着驴骡思骏马，官居宰相望王侯”的人就在外在价值的怂恿下，不顾居家之人的情感和心理，蛮横地拆除了这个家呢！钉子户不愿意收藏着记忆的家被推土机推倒，也不愿意出售自己的家甚至不愿意进行价格磋商。开发商也许会提高一点价格，但钉子户好像还不满足。

在我们的时代，当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在为人类进步和大众福祉殚精竭虑时，钉子户的不合作行为异常耀眼夺目。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下洋张村“最牛钉子户”罗保根夫妇，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因为这对老年农民夫妇居住在马路中间残缺的五层高楼中，每日看着往来的车辆和行人，还有邻居楼房被拆迁后留下的孤独。为了修建铁路站前大道，下洋张村37户居民的56间房屋在2011年被拆迁，每平方米按照300元的价格（二十年前的标准）进行补偿，外加室内装潢补助费。经评估，罗保根夫妇可获得26万元补偿款。

罗保根夫妇认为，他们的家在十年前的建筑成本加上装修费高达60多万元，还有大量的房产债务需要偿还。而且，该地段的房屋价格在2012年为每平方米8500元，26万元只能买到30平方米的房子。罗保根夫妇坚决不搬迁，提出的搬迁条件是“只要政府给我们造好跟现在差不多大小和装修的两间房子就可以了”。对于用十多间房换取两间房的最低要求，大溪镇政府认为“根本没法实现，不符合拆迁标准”。没有谈判和磋商余地的房屋拆迁，就构成了“最牛钉子户”的凄凉背景。所幸的是，大溪镇没有对罗保根夫妇实行断水断电，容许其成为“最牛钉子户”，让其每日与马路上的车辆为伍。在许多人眼中，这样的钉子户“被看做一个坚定地阻碍人类进步的障碍，坚决地站在十字路口当道”的贪得无厌的人。

细细思量起来，容忍钉子户的存在，是一种社会进步、法治进步的具体体现。因为，钉子户是在捍卫我们的房屋和土地所有权制度，相信只有自愿的交易才是合法的交易，任何强迫性的交易都不是合法的交易。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论自由》一书中说：“人类有理由为之个别地或集体地干涉任何一部分人的行动自由的唯一目的是自我保护。……对文明社会的某一成员正当地强制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是防止他对别人进行伤害。”钉子户没有伤害任何人，仅仅是防止别人对他的伤害。钉子户的立场表明，任何违背自愿交易的行为都会受到反抗。因为，自我保护或者改善自身的状况，是每一个人的天性。亚当·斯密认为，只要人们相信可以从交换中获益，人们就可能自愿交易。至于交换价格的高低或者获益多少，就取决于交易双方对交易物品的需求强度、交易物品的可替代性、收入水平、交易费用，还有交易物品的预期未来价值。购买方和其他人对交易物品的需求越强烈，交易物品的预期未来价值越大，收入水平越高，交易物品的价格就会越高。相反，交易费用越高，交易物品的可替代性越强，交易物品的价格就会越低。

如果违背了自愿交易的原则，那么，交易行为就不会给交易双方都带来利益的改善。遭到损失的一方必然会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利益，直到所付出的代价和所得到的利益在边际上相等。交易物品的价格高低不仅意味着交易物品的收益在交易双方进行不同的分配，还意味着传递的信息不同和节省资源的动机不同。当交易物品的价格在管制或者干预的状态下不能反映正常的供求状况时，那么，人们就会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消费、获取甚至垄断这种交易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浪费、贪污腐败、排队等问题就会出现，人们也不是用最有效的方法去生产、加工、制造和消费这种交易物品。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资产不能获得满意的收益时，对资产的投资和爱护就会减少，产品质量也会得不到保障，人们也没有心思去研发提高资产价值的方法。这就会造成资本积累的萎缩，创新才能的枯竭，灾害事故的不断发生。

合法的产权所有者相信，任何财产的使用，只要不侵害他人的利益，都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房地产商可以与房屋所有者进行直接的协商谈判，或者进行新的土地开发。钉子户也是理性的人，会计算获得补偿的增加额与耗费的生命成本相比较。但是，房地产商或者利欲熏心的官员，看中了某块房地产的价值，于是动用国家征用的招牌，强迫房屋所有者放弃对自己财产的自由处置权利。河南信阳县一位县领导的家人在浉河区吴家店镇聂寨建房后，想让邻居黄家给其房屋让地建后院。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该镇镇长吴某带领一百多位穿着迷彩服的人强行拆迁邻居院墙，并打伤邻居的八旬老母。仅仅是为了县领导的一位亲戚，镇领导就动用公权强行拆迁他人的房屋，平民的房屋产权有何保障？如果所有的房屋都能用国家征用的招牌进行拆迁，那么，房屋所有权就名存实亡了。

钉子户就是在检验房屋所有权是否存在的英雄。在那些钉子户被掩埋的楼房下，我们发现，房屋和土地所有权原来是一个空虚的经不起认真对待的字眼。莫言在2012年12月8日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中谈道：“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当暴力掠夺或者窃取房屋的权益要高于合法劳动所得的权益时，利用国家权力的保护，房地产商从拆迁房屋中获得了暴利，牺牲的却是每个人的房屋所有权。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个人所有权的保障来说，这实际上是饮鸩止渴。因为，没有钉子户精神，房地产商的财产也是不安全的，也会在未来遭到强迫拆迁的威胁。

有责任心的政府会保护钉子户的权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政府打算修建一个军用飞机场，以抵御德国的进攻。由于有个钉子户不能搬迁，军用机场迟迟不能修建，引起社会的怨言和诅咒。英国首相丘吉尔闻知此事后说：“我们和德国人打仗，就是为了保护合法财产不受侵害。如果拆了他的家，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打仗呢？”政府的职责就是保护合法财产不受侵害，而不能以社会的名义强行拆迁。也许，这就是民主政府的含义。即使在国民政府时期，合法财产也得到适度的保障。当蒋介石任国民政府总统时，在其老家慈溪扩建产业，修缮老宅。左邻右舍纷纷搬迁，唯独千层饼店的小老板周顺房拒绝搬迁。他说：“搬可以，让蒋介石自己来通知我，只要他说出道理来，我就搬。”对于一介草民的这番言语，蒋介石闻知此事后叹息道：“爱搬不搬，随他去吧！”周顺房千层饼店至今仍存，紧抵着蒋宅，昭示着钉子户的灵魂，也昭示着强权者内心的宽容。

政府帮助房地产商进行强迫拆迁，事实上是在帮助经营效率低下的房地产商危害公众的利益。只有那些出价较低的房地产商，才希望借助政府的力量帮助拆迁。用经济学术语来说，政府在帮助企业进行逆向选择的时候，是在用暴力精神取代契约精神，让房地产商的契约经营充满了血腥的暴力痕迹。即使拆迁成功，习惯于暴力经营的房地产商也会在建造新楼房的过程中偷工减料，甚至建筑起无数的危楼和烂尾楼，浪费整个社会的资源。可以想见，越是政府帮助企业进行强迫拆迁的地方，房地产商建筑的楼房质量越差，以至于房地产商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沾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在强迫拆迁的浪潮中，房屋质量急剧下降，也并非偶然。悲哀的是，只要有强迫性房屋拆迁的地方，都有少数的钉子户在寒风、烈日或者房地产商们的暴力胁迫下显得形单影只，孤立无援。这些钉子户有的是孤寡老人，有的是异常贫困的人群，有的钉子户被沉尸房底，做了房产永恒的陪葬人。(www.daowen.com)

钉子户的灵魂是时代的标杆，一个社会对待钉子户的态度显示了整个社会的灵魂。当有人假借政府的名义剥夺他人的合法权利时，或者“一个人如果一心想通过增加政府的干预来为公众利益服务，那他将‘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增进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私人利益”（弗里德曼语）。斯密说：“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上的大错误，使事情趋于改良。”没有钉子户的坚强毅力，政府的浪费将会无以复加，行政失误将不可避免，财富的积累也会逐渐沉沦。

如果我们都不愿捍卫自己的房屋产权，那么，我们还需要捍卫我们的自由和幸福权利吗？我们不仅要捍卫我们的房屋产权，还要捍卫我们的生命权、劳动权和自由权利。美国多产的科普作家和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1920—1992）在其回忆录《人生舞台》中谈到，由于他的科学研究成果平庸，在1958年遭到波士顿医学院生化系的解雇。阿西莫夫当时是副教授职称，享有终身教职，波士顿医学院无法剥夺他的职称。为了保留自己的教授职位，阿西莫夫在被解聘的九年中，“仍然经常定期地到学校里去取邮件，处理零星的事情，但主要是保持我的权利，证明我是学校的教员，并没有被赶跑”。尽管不再从波士顿学院领取薪水，但是，这种为“学术自由而奋斗”的钉子户精神，最终赢得了更多教师的尊重。1961年，波士顿医学院的学术评议委员会取消了对阿西莫夫的解聘，并在1979年晋升阿西莫夫为正教授。此时，阿西莫夫已经出版了200本著作，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多产和写作书籍种类最多的作家，其辉煌成就足以堪当教授的职称。当1989年阿西莫夫回到波士顿医学院作报告时，学生们才深知，自己学院最好的教授早在30年前就被解雇了，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保卫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防止它遭到他人的剥夺，是我们每一个人神圣的职责，也是社会赖以进步的根本动力。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捍卫自己的权利，那么，我们就会保护我们的投资，社会认同感也得以产生。一旦我们的房屋权利得不到维护，我们就失去了社会认同的根基。我们会对犯罪、暴力甚至冲突采取不闻不问甚至漠视的态度。社会的稳定也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有谁见过，外乡的游客会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感兴趣呢？没有了这些权利的捍卫，我们就成了随风倒的投机者，会将我们的所有权利丢失得干干净净。当战争来临之时，钉子户就会成为强有力的爱国者，因为他们的心是与这块土地粘连在一起的。透过拆迁的迷雾，钉子户的灵魂不是被贪婪所挟持，而是耸立在自己的权利之上的。一旦我们失去了权利，还会有灵魂吗？

没有了钉子户，历史也会消失在我们的脚下。我们有比西方更悠久的历史，但我们拥有的悠久文化古迹不成比例地稀少。究其原因，就是没有钉子户来维护这些文化古迹。党国英观察到，“一些应该保护的建筑设施被拆掉了。全国有相对完整的古代风貌的建筑物已经所剩无几。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现代建筑物也遭遇‘强拆’”。没有钉子户，大量的优良土地早已被横征暴敛。要知道，城市都是建立在土地肥沃和人口繁茂的地方，往往拥有交通的便利。为了获得城市繁荣的利益，土地开发就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房地产、公用设施和道路使用的土地越多，耕地的面积就越少。中国农用地占土地面积的比重从1990年的57%减少到2006年的56.9%和2009年的56%。昆明市官渡区建设用地占土地面积比例高达的33.75%，每公顷土地的产值只有126.4万元。尽管河南省通许县的建筑用地占全县土地面积的14.7%，但是城镇人均占地面积高达114.4平方米。

如果没有钉子户的奋力抗争，大量的优良耕地会被占用，山区土地被大量荒芜，从而造成粮食短缺或者供给不足。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自愿交易却是繁荣和自由的必要条件。”当大量的土地或者楼房被廉价地征用，大量的铺张浪费就会出现，土地的使用效率将会被降低。大城市中建设过多的花园别墅、高尔夫球场甚至各种景观，就是其中的表现。这些景观和别墅本来是可以在城市土地价格高昂的情况下在山区建设的。同时，廉价的土地也会鼓励低矮房屋的遍地开花。以建筑占地与城市土地面积的比率计算的开发强度，在巴黎为21%，伦敦为23.7%，日本三大都市圈为15%，中国香港为21%，而深圳和东莞分别为46.95%和42.3%，北京、上海等城市甚至高达50%以上，以至于城市的绿化面积长期不足。有人估计，中国国民收入每增加1%，所需要的土地占用量是日本的8倍。这是因为发达国家遍地的钉子户增加了强拆的成本，间接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增强环境绿化，改善居民的生活空间，减少土地资源的浪费。^[2]

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一书中说：“在每一个国家，一小部分人确定步子，决定事件的进程。在发展得最快最成功的国家里，一小部分事业心强、甘冒风险的人闯在前面，为仿效者创造跟随的机会，使大多数人得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率。”我们不仅拥有消费的自由、交易的自由、职业的自由，还拥有财产的自由。这些自由不仅是我们经济自由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政治自由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就像弗里德曼所说：“自由是个整体，任何事情如果减少我们生活中某一方面的自由，它也就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自由。”当我们在嘲笑钉子户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放弃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去讥笑自由和权利的保卫者。钉子户的灵魂所衬托的不是我们的伟大，而是我们的懦弱与屈从。当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为钉子户时，都在为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奋斗的时候，社会的繁荣和自由才会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扎下根来，才不会轻易地被他人剥夺。也许，钉子户的悲歌昭示的是我们明天的未来。

【注释】

[1][美]威廉·波纳、安迪森·维金：《债务帝国》（李莉、石继志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220页。

[2]在廉价获取土地资源的背景下，中国城市的人口密度有下降的趋势。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在1982—2000年期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从1982年的2.84万人和1990年的2.99万人减少到2000年的2.37万人和2010年的2.34万人，尽管在此期间北京市总体的人口密度从1982年的569人、1990年的656人、2000年的848人增加到2010年的1195人。上海市的黄埔区、卢湾区和静安区的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在2000—2010年期间分别减少1.16万人、0.99万人和0.76万人，尽管上海市的人口密度在此期间从2588人增加到363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