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校园内兴起了“占座热”。图书馆、热门课程的教室、自习室、报告会都能涌动着占座的热浪。小教室要占座，大教室也要占座，只为了那满意的一刹那、学习的悠闲、进退座位的自由。一本书、一个茶杯、一张废报纸、一个小包、一个矿泉水瓶、一张粘贴的纸条都是占座的武器。

占座的语言有时候就是进攻的号角，充满了暴力、温馨、狡诈还有柔情。“谁敢跟我抢座，我死给你看！”；“4张电影票更换你这个座位一星期，行不？”；“全感冒者专座，请勿靠近！”；“这个座位是我的，求求你，不要嘛！”；“谁敢坐，让你尝尝如坐针毡的滋味！”；“此座已占，抢座者格杀勿论，跟此断笔一样下场！”；“乱动此座死全家！”；“2013年考研占座，重占必死！”；“重占必血拼！”；还有座位上贴有“小心有电”、“油漆未干”的字样。

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占座文”，更是将占座蒙上了诗情画意。“余之占座，实不得已而愧为之。然天下板荡，民情汹汹之矣，何不退亦忧而隐江湖，忘宠辱而守草野？或亦愤起而击之，自谓‘反占座联盟’云云者乎？答曰：长感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徒叹生年不满百，何故惹烦忧！遂一时孟浪，趋炎附势，若鲫若鹜，利来利往，不亦乐乎？故占之，作文以记，不敢歌功勒石，乃自述无奈尔，得来者一笑，于心亦足矣。”谁又能想到，为了占有一个座位，有的人尽然费尽心思，甚至乐此不疲。

教室本是大学里的一种俱乐部产品。按照俱乐部产品的理论，凡是缴纳了一定门票和会费的人，都有权不受限制地自由使用俱乐部的各种产品和服务。如果有的会员交纳了会费但享受不到服务，那么，会员就会退会并要求俱乐部赔偿损失。对于俱乐部而言，会员是顾客上帝，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的需求就等于稳定俱乐部的收入。在自由进入和退出的机制下，俱乐部会对会员提供最优的服务。

但是，在中国，大学可不是随便进入或者退出的地方。学生们需要经过各种筛选考试，交纳学费和住宿费，然后才有资格使用大学校园内的各种教室、图书馆、食堂或者体育馆。由于存在进入或者退出的制度性障碍，即使大学教学和服务不令人满意，大学招收的学生还是供给多于需求。大学数量少，想上大学的人多，造成了大学提供的教育和服务的供给与学生对教育和大学服务需求之间的脱节。图书馆座位少，教室的数量和座位的数量偏少，报告厅面积不大，学生宿舍安排的学生太多，都是大学服务不足的表现。

为了“多、快、好、省”地培养更多的大学生，各个大学都普遍实行了扩招。1978年，中国在校大学生只有85万人，招收新生40万人。从1996年开始，大学扩招加速。2003年，大学在校生1108.5万人，新招收大学生382.1万人。2007年，新招收学生560万人。2009年新招收学生670万人，以至于在校生达到2144.6万人。尽管在校大学生不断增加，但是，大学校园里的图书馆和教室的数量增加不多，学生宿舍也变得更加拥挤。青岛大学图书馆在1993年建成之时有2000多个座位，但是，库存图书和多媒体阅览室挤占了不少座位资源。同时，该校招生人数从1993年的二三千人增加到2010年的七八千人，图书馆的拥挤程度可想而知。

让大学服务雪上加霜的是，大学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成人高等教育不仅可以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也可以让大学教师有改善生活的机会。没有想到的是，每年五六百万的成人高等教育的学生和在职研究生，挤进了本来就拥挤不堪的大学校园，让大学校园的脚步声变得愈发沉重。各种补习班、考研班和职业培训班，更是不断蚕食大学的教室资源。

面对教室资源和图书馆资源的严重不足，学生的大学服务需求却急剧增长。会计师、计算机等级考试、英语等级考试、律师考试、公务员考试，还有数不清的职业证书考试，都让深陷求职困境的学生看到了冲破校园藩篱的希望。据估计，在2005年到2012年期间，每年有近150万大学生在毕业之际还没有找到工作。可幸的是，考取研究生和公务员考试向他们敞开了大门。参与考研的人数从1994年的11.4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165.6万人。参与公务员考试的人从2003年的8.7万人、2005年的31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60万、2009年的105万和2010年的146万人。所有证书、研究生和公务员的考试都需要精心的准备。宿舍的拥挤和嘈杂迫使大学生漫游在教室和图书馆寻找一个安稳的座位。期末考试集中在最后一两周，更是增添了寻找座位的艰辛。

大学本来是读书的地方。资中筠回忆自己在清华园读书时说：“大学的校园应该是读书气氛最浓的地方，有幸进入这一园地的天之骄子们，不论将来准备做什么，在这里恐怕首先的还是读书，培养读书的兴趣、读书的习惯，尽情享受这读书的氛围，这里可能积累一生取之不尽的财富，或是日后回忆中最纯洁美妙的亮点。”但是，没有一个惬意的读书地方，读书和研究都很难。即使像北京大学这样的一流高等学府，1.3万名在校大学生也只有5000个自习的座位。大学里的“读书难”似乎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煎熬着求知者火热的心。

排队、等待和寻找座位的艰辛，让那些最热衷于读书和学习的人忧心忡忡。从书包里拿出一本破旧的过时的书，随便摆放在图书馆或者教室的某个座位上，希冀奇迹的发生。当第二天到来时，居然没有人拿走这本书，挤满人的图书馆和教室还有一个空位。这种“刻舟求剑”的办法居然占有了一个座位。这个放书的人窃喜，在享受占座的愉悦之时，也顺便将这个找座位的“诀窍”告诉了周围的朋友。

秘诀在校园内飞奔，占座堂而皇之地登上历史舞台。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的大学生们，都在网络上交流占座的经验、心得和谋略。正像卢梭所说，第一位喊出“这块土地是我的”，并在土地边缘打上标志的人，就是第一位产权所有人。清洁工不愿得罪占座的学生、清理类同废纸的占座物品，学校管理人员不愿干没有收益的脏活和累活。学校清理占座物品的困难为占座者打开了占座的阀门，有空调、暖气的教室成为学生抢占的对象。北京师范大学的“教二”和“教九”就享有“冬有暖气、夏有空调”的美誉，成为学生占座的泛滥区。这些占座者，很快就将教室和图书馆的座位瓜分完毕。(www.daowen.com)

其实，占座不是现代的发明。资中筠在《不尽之思》中谈到，她在1948年上燕京大学时就经常在北平图书馆占座准备考试。她说：“我每天一早到那里，基本上占用同一个座位，上午看应付考试的书；下午自娱，从心所欲地借阅听说过的古今中外名著；中午在附近小卖部买一个烧饼夹肉，那时没有什么罐装饮料，图书馆的走廊里设有自动喷水的饮水机（称‘沙滤水’），清冽可口。还可以在背静处的长椅上略事午休，也没有人干涉。”也许那时读书的人少，现代版的占座还没有发展起来。

阎伟在1998年的《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名叫《占座现象的实证观察和理论分析》的文章。该文认为，当占座者的人数越来越多并超过不占座的人时，占座就会形成一种稳定的规则。而且，占座制度是有效率的，禁止占座会带来寻找座位的低效率和降低学习效率。不幸的是，占座机制没有沿着效率的方向前进。一条围巾占6个座，一卷筒纸占12个座，类似的批量占座的现象时有发生，以至于教室和图书馆出现“座无虚席，人不过半”的过剩与短缺的并存。重庆大学的一份调查显示，大多数教室占座后的利用率只有40%—50%，有的教室甚至低至10%。这种占座而不充分利用的问题，激起了寻找座位者的愤怒。网络上有这样一段评论：“占座而不为者，世之大讳。侠曰，风骨者，剑在人在，剑亡人亡。该书包在而人失，此为无气节也。又如入厕之客，泻下之势起，而腐质不出，世人为之‘据坑不泄’。此为窘也，操之过急也。占座而不为者，节操尽失也。”

毕竟，“好好活不是占座”的道理尽人皆知，占座也就被认为是很不好的校园风气。据调查，只有12%的学生认为占座“合情合理”，51%的学生对占座“感到内疚无奈”，24%的学生认为占座“不当”，还有13%的学生认为占座“无所谓”。有的学生甚至将占座归结为不义的暴利。

不幸的是，除了学习外，占座确实能够带来物质利益。许多学校也出现了有偿占座的现象。山东师范大学出现了卖考研座位，价格是200元/个。济南大学有的学生清晨五点起来翻越教室院墙占座，校园内出现了职业占座人，月租费用300元。在网络上“求座位”的信息时隐时现。座位的价值急剧上升，“暴利”就转变为暴力。烟台大学、青岛大学和武汉的一所大学在2009—2011年期间，因人多挤占图书馆的座位，结果造成入口玻璃门被挤爆。山东师范大学长清校区因考研学生抢占自习室，在2012年4月发生群殴。安徽医科大学图书馆因抢占自习室，在2012年12月20日发生学生手持斧头砍死人的事情。

“占座热”的持续升温和伴随的严重社会后果，迫使大学校方正视校园内的占座问题。情感的呼吁最为直接，北京大学就举行了“不占座日”活动。温情占座似乎是进步。西南政法大学制定了“占座法”。华东交通大学校学生会制作了600张“和谐自习室卡”。该卡记录了离开座位和预计回到座位的时间，超过填写的时间后，其他人有权使用该座位。复旦大学图书馆也制定了座位“闲置20分钟可易主”的规定。

校方分配座位也隆重登场。武汉大学的大学生进自习室学习需要买票入座。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图书馆安装了35台“选座器”，学生到图书馆阅览室自习需要刷图书馆卡，并按照电脑系统指派的座位入座。东南大学、深圳大学图书馆也安装了“选座器”系统，以便分配座位。出台禁止占座的规定最为简单。湖北大学图书馆反对学生占座。烟台大学、山东工商学院、中国海洋大学都出台了禁止占座的规定，所有占座的物品都将被随时清理。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规定，对长期恶意占座者，学校将采取批评甚至违纪处理，管理人员有权清理占座物品。

不管是禁止占座还是温情占座，都无法回避校园座位短缺的现实。期末考试突击、职业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和公务员考试，都在不断刺激着座位的价值飙升。学生的逃课，课程内容讲解的时好时坏，选修课与必修课的庄严区分，学习内容的多样性和不断替换性，学习权利的得不到保障，都在驱动学生像潮水一样不断地流动与徘徊，抢座大战也不时上演。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在《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中说：“一个法律制度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它成功地达到并且维持了极端任意的权力和极端限制的权力之间的平衡。”显然，禁止占座没有实现权力的平衡。将那些急切学习的人的权利一笔抹消，让他们来去匆匆，走失在迷茫的座位丛林之中，似乎有些残酷。

对于学生来说，校园就是他们奋力获取入学资格和交纳学费之后获得的俱乐部产品，理应获得满意的教育与服务。进入校园后他们发现，这个俱乐部产品不断地被各种力量所蚕食，还有源源不断的学生在不断地涌入这个俱乐部。无奈之下，他们只好选择了占座。如果我们进入电影院，发现座位都占满了人，电影院还在不断卖票和缩小看电影的空间，那么，我们不是在买票的人之间发生争执，而是会向电影院的管理者讨个说法，保留自己应有的权利。但是，大学校园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很难发现大学校方的责任。于是，学生们将愤怒的双眼对准了自己。似乎非常奇怪。为了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学生们因为占座发生了难堪、纠纷和冲突。一个新的“公地悲剧”发生了。

限制占座的政策也许在短期内会发生神奇的作用。但是，只要源源不断的学生涌入拥挤的校园，校园的可利用空间源源不断被分割，座位的价值就会急剧上升，学生的权利问题就会变得突出。《慎子》曰：“一兔走街，百人追之，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为未定分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后，虽鄙不争。”学生争夺座位，与人们追逐兔子相似，都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当兔子或者座位的所有权不确定时，人们就会不断地争夺，直到耗费时间和资源的价值超过座位或者兔子的价值为止。

因此，占座问题就是大学校园内学生的座位产权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或者不断增加校园的座位供给，削减各种蚕食座位的做法，或者将有限的座位在学生中间进行公平、公正地分配。早在1829年，德国的柏林大学就将教室的座位划分为两部分：前面的座位为必修课的同学占用，后面几排的座位为旁听生使用。对于必修课，“每个学生在听课期间只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座位上标有授课教师为他规定的号码，而且在整个学期内均有效。如果某个学生因故几天或更长时间不能参加听课，他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占用该生的座位”。一旦学生自己的权利得到保障，占座现象就会趋于消失。从校园内的小小占座行为，我们看到了产权的起源和变迁，也看到了需求的急剧增加不断改变着资源的价值和权利的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