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企业都有政府的份儿，那就是税收。政府是任何企业和交易的合伙人，但政府人员并不总是在场。为了获得政府应该得到的那一份，政府恩威并施，惩罚与奖励并行。凡是偷税漏税的企业和个人，都将受到政府的严惩。

政府怎么知道企业和个人偷税漏税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政府知道企业和个人所有的交易、财产和收入。当政府人员不在场时，政府怎么会知道企业和个人所有的交易、财产和收入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交易双方都按照政府的规则准确地记录交易的事项和金额。这些措施包括法律和会计制度规则、税收管理、使用政府印制的发票。

尽管政府不能保证企业和个人如实向政府汇报所有的交易和收入，但是，只要政府对交易的一方采取奖励的措施，那么，借助于惩罚措施，政府就会极大可能地堵住偷税和漏税的漏洞。这个奖励措施就是，鼓励买方从卖方获得收据，或者用来抵税，或者获得税收奖励。在美国，消费者缴纳销售税的收据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抵扣个人所得税，从而鼓励消费者尽可能索取购买收据。

中国在1989年引进有奖发票，鼓励消费者索要发票。在餐饮行业，政府鼓励消费者从餐饮企业获得发票，因为发票有中奖的可能。吃了一顿饭，花去78元，可能会得到四五张发票，发票的中奖金额有1元、5元、10元、50元甚至100元。对市民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刺激。北京市怀柔县在2001年兑奖14万元，增加税收600多万元；全国税务机关在2002年发票兑换3000万元，多收税9亿多元。但是，对在超市购物的消费者，却没有实行相应的税收奖励措施，以至于税收流失不少。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每一个人的利益，在于能过着尽可能的安逸生活。如果对于某种非常吃力的义务，无论他履行与否，其报酬完全一样，那他的利益，至少是通常意义上的利益，就是全然不去履行义务。设或这时有某种权力，不许他放弃职务，那他就会在那种权力容许的范围内，尽量敷衍了事。”

不仅政府人员不能经常监视企业的所有交易行为，企业的老板和股东也不能监视员工所有的交易行为。在所有的零售和餐饮行业，如果现金交易频繁，缺乏有效的监视措施，那么，员工就可能会将现金放入自己的腰包。为了防止员工的监守自盗，企业加强了管理，如在收银台安装摄像机，要求员工担保。有的餐饮企业还充分利用消费者的监督作用。在快餐店和收款机旁，我们有时会看到这样的提示：“如果你没有拿到收款单，就表明你没有付费，请去见经理”；“凡是拿到收款单的消费者，都有机会参与抽奖活动”等。利用了这样的监督机制，企业就减少了员工的偷窃行为。代价当然是，给消费者一点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在美国和西方国家，企业不需要到政府购买税收发票，收据就是纳税的凭证。只要政府能够保证企业的财务真实，那么，企业就需要按照销售的金额及时扣税和纳税。在这样的机制下，企业的偷税和漏税行为就会极大的降低。为此，会计和法律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企业要懂得任何交易涉及的税法，也要保证交易的财务真实性。简单地说，发票与收据合二为一的票证体系，需要较低的法律和财务成本作为保证。

相比之下，在中国，企业有一套收据体系，政府有一套发票体系。由于会计行业的落后和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税收部门很难相信企业提供收据的真实性。为了弥补这个不足，税收部门就会向企业出售税收发票，采取“以票控税”的税收管理方法，希望利用消费者对发票的需求来监督企业的行为，同时加强对企业财务的稽查。发票机制表明会计师和律师的欠缺，是用行政管理的方式来取代市场机制的主要手段之一。

中国的发票体系包括普通发票和专用发票。普通发票是记账的凭证，具有抵扣税款的功能。增值税发票、农产品收购发票、废旧物品收购发票等专用发票还具有出口退税的功能。由于绝大多数普通消费者对发票没有很大的需求，发票机制就存在内在的缺陷。只要发票金额与收据金额不一致，就会出现偷税和漏税的情况。为了减少发票的使用和实现偷漏税，许多餐饮企业就会鼓励消费者不索取发票，给予一定的实物奖励，如一小罐可口可乐。(www.daowen.com)

在这样的机制下，税收部门与企业就会展开博弈。如同企业的员工会监守自盗一样，有些税务人员也会采取类似的办法，将偷税漏税企业的部分税收放入自己的腰包。由于所有缴纳的税都会得到税务部门的收据，私吞税收的税务员就会鼓励企业不要税务收据。办法当然是企业少纳税的好处要多于纳税的好处。于是，企业偷税漏税必然的结果就是，或者遭到政府的惩罚，或者与违法的税收员分享税收，或者购买假发票。如果政府对企业采取频繁的交叉稽查的方式，那么，税收员就不能长期与企业形成共谋来分享税收。当税收员实行分区负责制时，税收员就容易与企业形成共谋，从帮助企业偷逃税中分享部分税收的好处，牺牲的是政府的税收收入。

麦德龙在1995年进入中国后，希冀采用透明发票制，将发票和收据合二为一。麦德龙的透明发票面临“不好报销、报账和吃回扣的”的问题，每年因此损失的消费者退货达3000万元。为了促销，企业就需要按照消费者的需求随意开发票，在开具的发票中改变商品名称和金额。由于发票被当作了有价证券，倒卖和购买虚假发票、白条入账、拒开发票和不使用发票的行为司空见惯。假发票包括假票假开、真票假开和修改真发票三种，主要用于逃税、贪污受贿、财务造假、隐瞒个人所得。一般而言，虚开增值税的人可获取票面金额的4%—10%作为开票费。当制作一本假发票的成本在3—5元、销售价格却会达100—400元时，制造和销售假发票的人每月可收入可达几十万元，极大地刺激了假发票行业的繁荣。

刑法规定，非法出售假发票25份以上要被判刑2—7年，罚款3万—50万元。但是，刑事惩处和民事罚款并未阻止销售和制作假发票的狂潮。在1994—2004年期间，涉及增值税发票的案件多达1万多 起，其中有175人被判处死刑或者死缓，55人被处死刑。浙江省在 2004—2007年期间查处制售假发票案件225起、200多万份假发票、累计可开金额达2000亿元。2006—2007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制售假发票、非法代开发票事件2963件，查获假发票1051多万份。在2007年9月至2009年6月期间，西宁至格尔木的铁路建设中，发现问题发票1154张，金额达1.28亿元。由于假发票带来的偷漏税、避税、出口骗税、越权减免税、以费代税和地下经济活动，在1995—2000年期间，中国的税收损失每年估计达到4000亿元，占当时税收收入的20%左右。

尽管与内部监管不完善有关，但是，假发票的泛滥是与发票的有价证券性质密不可分的。要在发票与收据分离的体系中解决偷漏税和假发票的问题，就必然涉及给予那些没有偷逃税的企业以相当的奖励。比如，三年或者五年没有被查出偷税漏税的企业，将获得一定的奖励，如按照较低的税率纳税。这相当于赋予诚实经营企业的一定期权。

由偷税漏税和假发票衍生出一个庞大的“地下经济”。为了保证政府收入，地下经济所占的比重越大，税率就必须上升，这会促使更多的企业转入地下经济活动。所以，在高税率的状态下，降低税率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政府的税收。政府降低税率，也减少企业偷漏税的动力，假发票的价值也会降低。不过，要想从根本上消除假发票的泛滥和扩大税基，就必须逐步建立企业的收据监管体系，并逐步取消发票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会计和法律的作用就会得以增强，市场机制就会得以发展。

[2012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