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有市场交易的地方，商品退换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偏好的改变，抑或对产品质量的不满意，都可能会促使消费者退换商品。至于花足够的钱购买到残次产品，更是在退换之列。对于销售者而言，花费很多的时间将产品推销出去了，退还商品无疑代表着一种净损失。如果随便退换商品的话，购买者还可能出现道德风险的情况。比如，买了一条货真价实的云烟，购买者可能会用假烟去退货。为了避免这样的道德风险，“烟酒售出概不退换”的口号就叮当响。在缺乏退换的权利保障下，消费者就要全部承担购买虚假劣质产品的损失，防止销售者的道德风险。

商品退换权是一种看跌期权，是在消费者和销售者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传达的一种积极信息。只有当商品价值在购买之后出现急剧下跌时，如发现残次劣质产品，购买者才会出现退货的情形。即使出现退货，购买者也受到时间成本的制约。只要购买的商品价值不高，远低于退货所需要的交通、排队等候、协商等方面的交易费用时，退货就不会发生。显然，穷人的时间成本较低，商品退货权更有利于穷人退货。一旦出现到处都是穷人退货的情形，销售者或者商场的生意必然会受到影响，销售额甚至出现下降的局势。所以，很多商场非常害怕消费者退货，严加审查。

消费者退货其实是对商场采购的信息披露。采购商品的质量如何，销售人员很难完全知道。一旦购买了消费物品，消费者就很快对产品的质量有所体会和了解。对于那些质量不满意的商品，消费者在拥有退货权的情况下，就会及时传达给商场和超市。利用消费者提供的退货信息，超市和商场就可以对供货渠道和来源进行评估，发现其中的问题，要求质量较差的厂商改善产品的质量，或者寻找更好的供货商，从而将超市和商场转变为“为消费者有效地检验和证明产品质量的机构”，建立起超市和商场的独特信誉。通过这样的层层递进，产品的质量就会从设计、生产、运输到销售的各环节得到保障。可以认为，凡是缺乏自由退换的产品，其质量都是很难得到保障的。“烟酒概不退换”的后果，就是假烟假酒的泛滥成灾和烟酒公司的垄断经营。相比于正规超市而言，零售摊位的产品质量就很难保障，假冒伪劣产品就会更多。由于退货权是一种期权，购买这种期权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我们通常看到，超市的产品就比流动摊贩的价格贵。

商品自由退货权不仅有助于改善供应产品的质量，而且还会增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一旦商品可以自由退货，消费者就不会担心自己信息的不足或者偏好改变的问题，从而大肆购买商品。美国消费过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购买的商品可以自由退货。即使如此，受到时间机会成本的限制，大量的商品都堆积在美国人的车库里，等待着每个夏天集中处理。所以，在自由退换的商场里，商品的销售量会急剧增加。代价是需要单独的退货部门，去检查和辨认退货商品的真假。时间机会成本越低的地方，退货就越有可能频繁。所以，我们可以预计，如果商品可以自由退换的话，同样价格的商品会导致更多的穷人频繁地退换商品。结果可能是，在收入比较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地方，退换商品的权利就不会普遍。假冒伪劣商品就会很流行。随着收入的提高，退还商品的权利就逐渐普及开来，假冒伪劣商品就会受到限制。

推而广之，在缺乏自由选择权的地方，各种消费者都会深陷被挟持的困境。在中国，医患矛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病人对医生的看病检查和药物处方没有选择权。如果病人拥有这样的选择权，医生也就不会普遍采取医疗过度的治疗方式，给病人开过多的药、做过多的检查和透视。如果说病人能够随时退换医生的服务比较难以实施的话，那么，中国的教育体系可以尝试学校和学生的自由选择权。应试教育体制培养的学生很难适应现代科技创新和健全人格的时代要求。一旦进入大学，学校就很难辞退学生，学生也很难转校。在这种相互缺乏选择权的情况下，学生和大学的质量都很难得到保证。大学滑坡甚至下海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犹如地摊都卖假冒伪劣产品一样。(www.daowen.com)

如果说大学缺乏自由选择权最多只是培养不出优秀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的话，官员缺乏自由选择权的危害性就更大了。在我们的时代，官员要么原地踏步，要么层层递进。一旦升迁到高位，官员就很难再回到低位。在缺乏选择官员的权利的环境下，民众对于任何官员都只有接受的份儿，结果必然是劣质官员混迹官场。贪污腐败、挪用公款、徇私枉法，就是这类劣质官员的斑斑劣迹。

这样看来，商品自由退换这种期权，代表着一种普遍的选择权。在缺乏商品自由退换的地方，也会缺乏病人审查医生、学生自由流动、官员自由流动的情形。商品的权利与世俗的其他权利原来都是这样轻松地捆绑在一起。到一个地方，逛一逛商场，看一看退货的自由度，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了。

[2012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