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喜欢谈论效率，但却不愿意谈论公平。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公平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一个确确实实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给以精确定义的概念”。不幸的是，普通大众却非常关心公平。所谓公平，就是同等环境下的人，都可以享受同等的待遇。价格公平、教育公平、医疗公平、选举公平、就业公平、分配公平，还有数不清的公平词汇，不断在报刊媒体特别是普通大众的语言和表情中暴露出来。

难道经济学家真的不能对公平说点什么吗？不是的。经济学家喜欢大而化之地说，公平与效率是死敌，讲效率就可能没有公平，讲公平就会没有效率。田国强在2002年的《经济研究》上发表的文章中说：“尽管一个资源配置是帕累托有效的，但从社会平等的角度看，却是极端不公平的。”按此逻辑，资本主义是有效率的，但缺乏公平；社会主义是讲公平的，但缺乏效率。

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在《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一书中说：“一般说来，对不平等的容忍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家比社会主义国家会更大。至少在原则上，市场经济按照个人的才能、努力与运气分配成功。在实行比较中央集权化的经济体制的社会中，官僚体制制定每个人的位置，几乎肯定形成一种更严格的均等主义。”党国英在《变革的理性》中也说：“在现实中，所谓‘社会主义’，就是多一点平等，多一点政府干预；所谓‘资本主义’，就是多一点效率，多一点自由市场。”人们喜欢这样说，一般教材也喜欢这样表述，报刊媒体也喜欢这样宣传。于是乎，在人们的刻板思维中，公平与效率，就如孟子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如果效率与公平真的是那么不相容，那么，为什么普通大众还那么热心于关心公平呢？如果普通大众都是经济人的话，那么，效率与公平的对立就必然蕴含着某种内在的逻辑矛盾。经济学家通常假定，每个人的偏好都是固定的。至于每个人的偏好有什么内容，经济学家会高兴地让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甚至人类学家去探讨，自己反而一点兴趣都没有。正是由于这个偏好黑箱，才导致经济学家对很多经济现象的解释乏力。

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探讨，我们知道，有的偏好是先天形成的，比如一个人的口味，有的偏好是后天深思熟虑的结果，比如公平。如果说公平的偏好是人们理性计算的结果，那么，我们就需要知道，形成公平偏好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呢？

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假设，那就是每个经济人的资源是高度稀缺的。犹如能量在转化为各种功的过程中存在大量的耗损一样，在将资源转化为满足偏好的过程之中，也存在大量的资源漏出。这种资源的漏出，我们称之为交易费用。在克服所有障碍或者阻力的过程中，人为的阻力是最大的。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中，人们都需要耗费资源去收集各种信息和进行谈判。建立人际关系、谈情说爱、购买商品、寻找工作，都是非常耗费资源的事情。也许，耗费的这些资源可能超过寻求某种产品所带来的收益。当许多人都需要耗费巨大的资源去寻求同样的信息时，最有效率的信息搜寻过程就是寻找替代性的度量指标，并将其标准化和制度化。公平就是这样一种实现交易费用最小化或者条件均等化的制度机制。

市场机制就是一种最公平的竞争机制。暗箱操作、政治操纵、暴力抢劫、恃强凌弱，都不是公平的制度机制。在市场交换中，有的采取讨价还价的方式，有的采取公开标价的方式。小摊小贩的买卖，合同谈判，拍卖，都需要讨价还价。超市、商场、政府的税收，都是公开标价。经济学家喜欢谈论价格歧视，认为价格歧视有助于厂商尽可能多地将消费者剩余转化为生产者剩余。殊不知，采取价格歧视的办法，就是小摊小贩或者合同谈判的办法，是需要支付大量的交易费用的。相反，采用公开标价的方法，却可以减少交易费用的支出。由于交易费用是买卖双方都需要支付的费用，所以，我们可以推断，需要支付交易费用较小的一方，习惯于采取讨价还价的办法。例如，由于时间成本较低，小摊小贩多采用讨价还价的办法，尽可能获取较高的价格。相反，对于大商场而言，大量的房屋租金和管理费用，致使采用讨价还价的交易费用急剧上升。

当然，讨价还价的方法是否采取，还受到产品价格的影响。汽车、楼房、钻石、金银首饰、文物古董、字画等价值较昂贵或者比较难以标准化的产品，都需要采用讨价还价的方法。可以说，价值越高或者独特性越强的产品，采用个别议价的可能性就越大。为了降低这些较高价值的产品，买卖双方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去获取有关产品的大量信息。所以，在讨价还价的地方，就容易出现专家或者专门人才的需求。相反，在公开标价的地方，专门人才就显得没有必要。所以，超市、大型百货商场、专卖店的出现，都是节省交易费用的结果。如果不理解交易费用的作用，我们就很难理解统一标价方法的出现。

寻找工作可能是最耗时耗力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还不知道，这种耗时耗力已经是交易费用大为节约的结果。企业在招聘人时，通常都要提出一些条件，如身高、年龄、工资、工作类别、性别、工作时间等。不管是在网上寻找工作，还是在企业的人事部寻找工作，我们都是根据这些限制性的信息去匹配我们自身的能力。这个条件和能力匹配的过程，就是寻找工作的过程。如果缺乏任何信息的透露，每个求职者都要与每个企业去询问面谈，那么，寻找工作或者招聘员工的成本就会急剧膨胀。恰恰是利用了市场中的公平机制，寻找工作的成本才急剧下降，从而造就了现代化的企业。(www.daowen.com)

企业通常对职工采取同工同酬的办法，而不是按照业绩计算。其中的原因，许多制度经济学家已经做好了分析，那就是可以节约测量和监督费用。其实，更为关键的是，同工同酬不仅仅是节约管理者的测量费用，更关键的是在职工之间形成一个制衡机制。这个制衡机制节省了职工交流和获取信息的交易费用。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企业可能就不存在了。社会学家布拉沃（Michael Burawoy）在《制造业的一致行为》（Manufacturing Consent, 1979）和《生产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1985)中认为，工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对经济结果十分重要。学术界的正式和非正式交流，对科学创新的作用就更大了。这样就意味着，公平的社会关系实际上是生产过程的一个关键部分。

公平不仅是企业经营的基础，而且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统治者可以对社会划分等级，但是，却不可以在不同等级内部制造不公平。例如，官员可以享受特权，但个别平民享受特权就会摧毁整个社会。这是因为，在同一等级内部制造不公平的待遇，不仅预示着同一等级内部的交易费用急剧上升，或者矛盾重重，而且也预示着绝大多数下层民众对上层的不信任。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肤色歧视、年龄歧视、民族歧视、贷款歧视、经营资格歧视将社会划分为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才能逾越障碍的五颜六色的群体，都是在制造社会的不公平。这些社会的不公平不仅会造成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交易费用急剧增加，而且会造成具有较高效率但权利受到限制的企业会被低效率但具有特权的企业排挤出市场。自然地，不公平的社会就是一个低效的社会。

不过，公平机制在节约交易费用的同时，也会带来相应的附带效应。乔治·阿克洛夫在效率工资理论中提出，企业内部追求公平的努力造成了工资的调整缺乏灵活性。大量的工人要么保持相同的高工资，要么都集体失业。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工资很难调整的后果就是集体性失业的增加。因此，同工同酬的一个可能后果就是失业的增加。

现在看来，经济学是可以谈论公平的微观机制的，只要我们注意任何资源转化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就可以了。家庭要讲公平，企业要讲公平，教育要讲公平，社会要讲公平，就是因为在公平或者条件均等的环境中，每个人或者每个活动的交易费用最低，高效率的企业和个人不会被低效的特权企业和个人所排挤。在公平的环境中，即使某些效率高或者能力强的人会面临某些收益的损失，最低的交易费用也是他们获得成功的保障。随着公平环境带来的交易费用的降低，社会群体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开放的、竞争的社会。当个人与基于出身、家庭联系、种族、肤色、地位或者其他人为障碍的联系减少时，每个人都会有更强烈的动机去推进财富的创造、创新的努力或者社会的改进，以证明个人所独有的社会价值。

在每个人都对工作和事业抱有强烈的责任感、极端的热情和相互信任的时候，经济效率不提高和社会财富不增加都显得很困难。所以，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一书中总结说：“凡是容许自由市场起作用的地方，凡是存在着机会均等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都能达到过去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水平。相反，正是在那些不允许自由市场发挥作用的社会里，贫与富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宽，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而且，在一个公平的社会中，人们高度容忍依靠才能、努力或者运气所获得的巨额财富，容忍公平手段下出现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也容忍更杰出的企业家、更出色的科学家、更优秀的医生和律师获得比普通人群更高的收入和财富。依靠积累起来的财富，人们可以接受更多的教育，创办更多的企业和学校，从事更加冒险的活动，资助更多的慈善活动，从而使资源得到更有效的、价值更高的利用，经济从每个人的积极贡献中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

相反，如果社会充斥着数不清的障碍或者人为地区别对待各种社会群体，如歧视、社会等级等，那么，每个人都需要耗费更多的资源去寻找适合自己优势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不仅很大部分的资源在搜寻过程中被无端地浪费掉，而且只有很少的人才能找到满足优势能力发挥作用的条件。正如丘吉尔在1944年所说：“如果每个人都在采取行动前对每件事情都询问任何其他人，行动就会瘫痪。”在这样的不公平社会中，绝大部分人都不是在发挥自己的竞争优势或者比较优势，而是伴随着搜寻的巨大浪费和某些破坏性的暴力活动。

在每个人和每个社会的资源都是固定的条件下，资源的浪费和资源的无效使用，都造成了效率的损失。而且，当大量的资源和财富都被不公平地为少数人所掌握时，经济效率就更没有保证。因为，资源的丰富性不仅降低了考虑效率的必要性，而且也为他人的攀升造成了更多的人为障碍。当预期到这些人为障碍的存在或者克服这些障碍需要支付巨额的交易成本时，绝大部分人可能会采取安于现状、得过且过的态度。他们没有动力去获得更好的教育，也没有动力在工作中实现财富的积累和地位的攀升，更没有动力进入新的经济领域或者创建新的企业。当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充斥着文盲、懒惰成性、毫无创新意识、信任命运摆布的各色人群时，这样的社会要实现经济效率则难上加难。没有投资，没有企业的创办，没有提高子女教育的热情，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追求公平的社会，也就是最有效率的社会。

[2012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