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时代，“潜规则”以各种形式波澜壮阔般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弄得我们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似乎每一个行业、每一个职位都有一套潜规则。张惠妹伤心欲泪地歌唱爱情中山盟海誓和谎言掩盖欲望的《潜规则》。叶京小镇刻画了电视剧买卖中充斥着的勾心斗角和血肉纷飞的《潜规则》。木山出版社出版的《潜规则》则勾画了商场竞争中的各种矫饰与包装。吴思还溯本求源，采用素描般的手法发掘了中国历史上的官场《潜规则》，如“淘汰清官”、“新官堕落定律”、“浑才当道定律”。朱良在“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诗中，道出了清官海瑞被潜规则的辛酸。

我们还可以看到，“人才潜规则”、“肤色潜规则”、“长相潜规则”、“年龄潜规则”、“地域潜规则”、“家世潜规则”、“生活潜规则”、“婚姻潜规则”、“公款消费潜规则”、“审批权潜规则”，还有“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交通”、“中国式接孩子”、“中国式治堵”、“中国式造城”的潜规则。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潜规则就会在我们生活、学习、工作、娱乐、交流等各个环节中不断蔓延。加班没有报酬，工作安全得不到保障、拖欠工资、乱收费、乱罚款、临时工长期化、正式工贵族化，都是近年来潜规则的新发展。也许，人类学家能为我们理清我们周围的潜规则分布示意图。

潜规则就是交易费用可以被节省但仍未被节省的规则。潜规则的大量出现，是与明规则不足和执行不力高度相关的。据调查发现，99.4%的中国消费者在餐饮住宿、商品销售、旅游娱乐、医疗服务、装修物业、教育培训和美容美发等行业都吃过消费潜规则的亏。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的统计，全国各地征集到的消费潜规则有800多条，如“酒店12点退房”、“打折商品和特价商品不实行三包”、“餐馆征收消毒餐具费”、“娱乐场所不能自带酒水、食物”、“服务业、珠宝业虚拟原价再打折出售”、“美容美发行业不提供发票”、“旅行社强制游客购物”、“影楼拍照需高价购买底片”、“本公司拥有最终解释权”、“超市结算后还要检查小票”。对于这些消费者吃亏的潜规则，78%的消费者都选择了“忍”的态度。这是因为消费者是弱势群体，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举证非常艰难。而且，法律法规和司法的超常滞后，加大了消费者进行诉讼的交易成本，如时间成本、心理成本和经济成本等。在这种态势下，销售商和厂家利用暂时的垄断降低了消费质量和销售量，提高了消费成本。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每一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无限动力。如果明规则不承认每个人的偏好，也不承认每个人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那么，明规则就是一种形式，与人们的实际行为模式相差十万八千里。弗里德曼认为，“当法律妨碍人民去追求自己的价值时，他们就会想办法绕道走。他们将会规避法律，违反法律，或者离开这个国家。……当法律同大多数人认为合乎道德的而且正当的准则发生矛盾时，他们就会违反法律”。在明规则的照耀下，潜规则就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这些潜规则就是每个人都会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将那些违背自己利益的人清理出去。

吴思在《潜规则》中写道：“在仔细揣摩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后，我发现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

在潜规则下生活久了，人们就总结出一套生活经验或者潜规则。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以说是开了潜规则的先锋。《易经》更是让潜规则大行其道。于是出现“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的官场潜规则。走红的演艺明星，多有富豪或者权势“干爹”的隐身。在当今的美国，歧视有色人种被看作“政治不正确”，是不可公开言说甚至著书立说的，尽管白人歧视有色人种依然很普遍。有道是，潜规则当道，伪精英辈出。党国英在《“潜规则”何以变为“坏规则”》（《变革的理性》，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中说：“潜规则在有的地方之所以深深地束缚着人们的生活，完全是因为正式规则或‘明规则’存在根本缺陷，是因为正式规则给潜规则的作用开辟了空间。”当明规则存在巨大缺陷或者僵化时，潜规则就“有可能满足紧急的需要，从而起了有价值的社会作用。”不过，潜规则巩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它使发展避开了效率的严峻考验，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最终哺育了官僚主义和社会不公正的茁壮成长。

潜规则的普遍流行，意味着人们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研究和体会潜规则。“生活中只有两种途径去获取你想得到的东西。你可以通过交易、工作或其他经济手段诚实地得到它。或者你也可以通过从别人那里窃取或抢夺，不诚实地得到它——就是说，通过使用政治途径。”^[1] 在资源稀缺的状态下，这也就意味着投入有效工作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资源更稀少。陈志武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中信出版社，2010年）一书中认为，中国长期贫困的根源就是因为潜规则的资源浪费。(www.daowen.com)

尽管潜规则让每个人都看起来非常忙碌，但是，诚如弗里德曼所说，“我们真正的目的不光是要有工作，而且要有生产性的工作——那些意味着将有更多的货物和劳务提供消费的工作”。尽管潜规则有助于那些更早洞悉潜规则的人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是，由于潜规则不是明示知识，不能在社会上通过著作、新闻媒体和报纸杂志广为流传，只能通过体验获得。因此，每个潜规则获得者都需要支付巨额的交易费用，特别是在逃避明规则惩罚和制约的费用，在获取利益时就会不择手段甚至巧取豪夺。由于生活中的潜规则种类繁多，熟悉和掌握这些潜规则需要耗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社会的专业化分工就很难发展。在亚当·斯密看来，专业化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潜规则无意之间就熄灭了经济增长的动力。老子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就是因为潜规则的耗费。

对于个人而言，潜规则消磨了人的锐气，使人变得迟钝起来。在长期琢磨潜规则的过程之中，个人也丧失了个性和生命的激情。拉关系、走后门、讲谋略、应权变、任人唯亲、彼此扯皮、阴谋诡计、欺骗、虚伪、吹牛拍马、阿谀奉承、欺世盗名、厚黑学，都是潜规则的后遗症。在潜规则的泥泞路上，人们每一步都举步维艰，永远看不到阳光明媚的日子。在潜规则的侵染下，科学很难扎下根，创新难以出世，自尊和宽容难以随行，正义和公正被挤压，权力得以畸形增长，平等的交流难以出现。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一书中说：“无处不在的税，纸面上定得很高，实际上大量逃漏。各种各样的走私、黑市和非法交易，就像赋税一样无处不有，破坏了法制的威信。”习惯了潜规则的人，多会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抱有不安的心态。为了抚慰他们不安的心，潜规则者就会走向迷信，求神拜佛，广修各种寺庙和祖先的陵墓，要求保佑他们的不义之财和不义之权。

潜规则的泛滥意味着，或者明规则过于武断，或者明规则剥夺了多数人的权利，或者明规则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比如，禁止人们谋生，禁止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禁止人们维护自己的权利，禁止人们恋爱。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一书中说：“一个社会的价值准则、它的文化、它的社会习俗，所有这些都是通过自愿的交换和自发的发作发展起来的，其复杂的结构是在接受新东西和抛弃旧东西，反复试验和摸索的过程中不断演变的。”当明规则妨碍人们按照自己的利益进行自愿交易时，潜规则就在明规则的挤压和打击下发展起来了。

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就在于明规则确认每个人有获得自己利益的权利，并逐步代替、缩小甚至消除潜规则的范围。由于有了交易费用的节约，杨小凯认为，整个社会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就会得到发展，生产效率就会得到极大的提高。人类的进步就在于，不断将潜规则转变为明规则。人类的退步就在于，不断将明规则转变为潜规则。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的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办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

[2012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