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充斥着行话、密语和黑话。在地域上，我们知道的行话有山西夏县东浒的“延话”、潮汕的反切语、东莞的“三字顶”、福建建瓯的“鸟语”、福州的“切脚语”、广西灌阳的“二字语”、藤县的三种倒语、贵州榕江和陕西西安的反切语。在保险行业，有陌拜、陌拷、扫楼、返点、孤儿单、放鸽子等隐语。在股市，人们习惯于谈论追涨、竞价、补仓、探底、反弹等行话。在一些秘密宗教中，信息交流叫做“交通”，开辟新的活动区域叫做“牧养”，负责人叫“长老”，资料叫“水果”，学员的体会叫“汇编”。

在盗窃的行话中，男女混合盗窃叫做“夹花路子”，偷窃技术高叫做“手艺高”，小偷被叫做“老荣”，扒手被叫做“钳工”，火车上扒窃叫做“跟铁轨”或者“冲火龙”，汽车上扒窃叫做“挤门子”或者“抢门子”，用刀片割包扒窃叫做“抹子活儿”。在大学中，上课打瞌睡叫做“特困生”，长相丑陋的人叫做“恐龙”，外出约会或者谈恋爱叫做“青春必修课”。如此列举下去，我们将会发现，任何固定人群的交流都可能会形成行话、密语或者黑话。

一般而言，犯罪组织的秘密语言一般被称作黑话，从事股票、证券、保险、管理、间谍等行业的秘密语言一般称作行话，此外还有朋友、恋人、家庭等群体之间存在的秘密语言。尽管存在这些区分，但是，黑话、行话或者密语都是为限制群体外之人的理解和增强群体内部交流而使用的特定符号和话语。1858年，德国法学家拉勒芒在《德语中的流氓语——它的社会政治、文学和语言学构成及其当今的状况》一书中发现，从事盗窃、娼妓、贩毒、走私、非法交易或非法宗教等非法活动的人群会使用一种秘密的不为外人所理解的语言。在拉勒芒看来，黑话“并非一种自然形成的语言，而是一种人工的、秘密和封闭的语言”。例如，《林海雪原》中的强盗土匪见面就问“天王盖地虎”。如果回答“宝塔镇河妖”，那么，问的人和回答的人就可能是同一山头的土匪。在犯人群体中，人们通常不说入狱、探监、坐牢、刑期长短，而要说入册、拜山、住大屋、贵平（刑期长短）这些黑话。这种特殊的语言就将会说黑话的群体与其他群体分离开来，增加了群体的认同和安全感，减少了群体成员鉴别和辨认成本，增大了非群体成员进入特定群体的认知成本。

但是，密语和黑话在设立藩篱区分群体的同时，也增加了群体内部成员掌握密语和黑话的认知成本，因为掌握和熟悉黑话和密语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加以记忆和运用。随着密语或者黑话系统的单词和语句增加，学习和记忆的时间成本也会急剧上升，除非密语成为生活或者工作中的语言。这样，大量的黑话或者密语系统都是非常简单的。对非法行为的自我认同而采取的矫饰性黑话，如被捕叫做“失风”、对其他囚犯称作“难友”、打麻将叫做“研究国粹”，就是这样的简单例子。在恋人之间、朋友之间或者家庭内部的少数密语也属于此情形。这就意味着，任何密语或者黑话都是一套具有固定规则的语言，绝大多数密语或者黑话都是镶嵌在普通语言上的附加语，只有少部分黑话或者密语才独自构成一个语言系统。这套信号系统可能是开放的，如科学语言或者方言；也可能是保密的，如秘密语、黑话、暗号、间谍语言。这套秘密语言的演化发展，是与内部信息交流的效率密切相关的。社会的监视和干预成本越高，群体发展秘密语言或者黑话的动机越强。在一个“偶语弃市”的社会，必然是黑话或者密语的蓬勃发展。

因此，群体的语言系统就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与社会大众交流的语言，利用高效的社会语言获得权利和利益；另一部分是群体内部的交流语言，在方便群体内部交流的时候确保群体内部的秘密和增强群体的内部认同。群体语言和大众语言构成了一个人全部的语言。当使用大众的语言谋求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受到限制时，黑话或者密语就发展起来。群体所受到的限制越大，谋求黑话或者密语的动机就越强烈。可以预计，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黑话或者密语的数量就会较少；而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黑话或者密语的数量就比较多。当每个人的言论自由都得到法律的保障时，黑话或者密语会消失吗？只要群体存在着独立的利益和权利诉求，那么，黑话或者密语就不会消失。在群体高度竞争的社会，行话或者密语也会得到发展，因为一个比较成功的群体或者组织，都需要发展一套独特的行话系统来增强自己的内部吸引力。也就是说，黑话或者密语的发展是受到社会交易成本和群体的利益所制约的。社会交易成本越高，群体的利益越大，黑话或者密语的数量就会越多。(www.daowen.com)

黑话和密语越多的社会，社会群体的分离倾向也就越强烈，群体之间的交流也就越困难。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说：“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诗词都是具有文化因子的秘密黑话，以至于跨文化的诗词交流很困难。许多学术语言越来越成为学术圈内的行话，内行和权威依靠行话或者黑话吓唬人。在文学批评中，有的学者把看花叫做“审美主体作为审美客体的植物生殖器进行审美观照”。经济学的黑话和密语就是数学方程式和大量的经济学术语。当许多学科将发展黑话和密语作为科学的主要标志时，这样的学科就开始脱离社会实际了。

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方言、土语都可能成为黑话或者秘密语。据估计，爱斯基摩人有24种语言，北美印第安人有350种语言，墨西哥和中美洲存在近100种语言，而南美和安的列斯群岛有800种语言。这1250种语言大致分属于150多个语族，即使在北美地区也存在57个语族。非洲也存在大约800到1000种语言，其中只有24种语言的使用人数超过100万人。本乡人在遥远的外乡相遇时用方言交流，就具有秘密语言的功能。美国反恐战争增大了学习阿拉伯、非洲和中亚等地的方言土语的动力，因为美国怀疑这些恐怖主义者是在用方言土语而不是英语进行交流。

由于众多行话、密语和黑话的存在和不断演变，任何企图获取所有群体内部知识的努力都将趋于失败。哈耶克认为，这些分散性的知识构成了政府干预的巨大交易成本。而且，随着使用人群的增多，许多黑话或者行话逐渐成为社会流行语。“大腕儿”、“走穴”、“托儿”、“腥”、“踩点儿”、“挂彩”、“反水”、“绑票”、“出血”、“撕票”、“扯淡”、“跳槽”、“避风头”等曾经的行话就是这样的大众化的例子。威廉·冯·洪堡、莱奥·魏斯格贝尔（Leo Weisgerber）、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和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等人提出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该假说认为，人们是以母语的特点视角来观察世界和周围环境的，并形成特定的思维模式。萨丕尔写道：“实际上，‘真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觉地以各自群体的语言习惯为基础。”当母语是由大众语言和群体的行话、黑话和密语构成时，我们就会认识到，即使操着同一语言的人，在观察世界和周围环境时就会呈现不同的视角。恰恰是这种视角的多样性，构成了文化创新和科学创新的动力。

[2013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