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官话和套话:如何摆脱?

官话和套话:如何摆脱?

时间:2023-05-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普通人都很讨厌官话和套话。题为《反对党八股》和《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文章就是对官话套话展开批评的有力论证。凡是有官员的场合,不管是开会还是交流,官话与套话是不能少的。外交领域可以说是官话和套话泛滥的温床。在学术行业里,也存在官话和套话的情形。时间久了,学术界展示的书面语言,就与日常生活的语言大相径庭,形成自己富有特色的官话和套话。显然,标准化的官话与套话降低了收集信息的成本,也降低出错的风险。

官话和套话:如何摆脱?

普通人都很讨厌官话和套话。早在1941年,毛泽东就极力反对官话和八股文。题为《反对党八股》和《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文章就是对官话套话展开批评的有力论证。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也说:“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要讲短话,话不离题。议这个题,你就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赞成或反对,讲理由,扼要一点;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即使开短会、集体办公,如果一件事情老是议过去议过来,那也不得了。总之,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

尽管政治领袖都希望少些官话套话,但是,官话和套话没有因此而减少,反而越演越烈。凡是有官员的场合,不管是开会还是交流,官话与套话是不能少的。陈乃举在《沟通要讲“群众语言”》(《今晚报》2011年9月7日)中说:“台上讲话的人照本宣科,津津乐道,但总是官话套话,老生常谈,千篇一律,索然无味,台下的听众昏昏欲睡,此情此景,业已成习,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官话套话成了干群之间的一堵无形的墙,它疏远和人民群众的距离,降低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在官僚主义的场合,上级的讲话内容和精神实质都需要下级在各种场合重复和传达,以至于有“工作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的形象。

外交领域可以说是官话和套话泛滥的温床。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其回忆录《角斗场上》一书中写道:“我发现参加会晤的人越多,谈话的坦率程度就越小,在有美国大使馆的人参加时更是如此。在那种情况下,你的东道主只会端出他已经向来访的美国政府官员端出过的陈词滥调。”外交语言就是那些模棱两可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语言。

官话和套话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吗?不是的。不仅官员习惯于讲官话和套话,广告也习惯于套话,充分利用人们的善良情感和对美的追求来对所宣传的产品夸大其词。在书籍出版中,经常出现许多套话,如“限于水平,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教”;“文责自负”;“抛砖引玉”和“班门弄斧”的字样。只要书籍的作者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那么,任何著作都会有不足和缺陷。“画蛇添足”的话语显然是套话,不可当真。人们见面,也是一对套话开头:“近来好吗?”;“在哪里发财?”;“你越来越漂亮啦!”等。

讲客套话是中国传统礼节的一部分。张峰在《不必当真》(《今晚报·今晚副刊》2011年6月1日)中说:“比如,没有来得及欢迎要说‘失迎’,起身作别要称‘告辞’,求人解答问题要用‘请教’,欢迎购买要说‘惠顾’,请人收下礼要称‘笑纳’,赠人书画要题上‘惠存’,尊称老师为‘恩师’,称人家的学生为‘高足’,请人休息要说‘节劳’,对方不适要说‘欠安’,初次见面要说‘久仰’,分别重逢要说‘久违’,征求意见要说‘指教’,求人原谅要说‘海涵’,求人帮忙要说‘劳驾’,求人行方便要说‘借光’,麻烦别人要说‘打扰’,向人祝贺要说‘恭喜’,请人看稿要称‘阅示’,请人改稿要说‘斧正’,求人解答要用‘请问’,请人指点要用‘赐教’,托人办事要用‘拜托’,赞人见解要用‘高见’。”随着人文和社会环境的改变,这套客套话就可能遭受误解甚至吃官司。比如,北洋政府总理徐树铮曾在法国一家餐厅请客,非常客套地说“饭菜不好,希望大家包涵”。法国餐厅经理以损害声誉为由,要求徐树铮登报致歉。可见,客套话也要依赖于制度文化环境。

股票分析师的套话就是“买进”或者“继续持有”。2000年,美国的高科技泡沫开始破裂,大量的股票价格开始下跌。在股票分析师对美国公司的2.8万例推荐中,99%的建议都是大量买进、买进或者继续持仓,只有不到1%的分析师建议卖掉股票。由于美国的股票价格总体呈现上涨的趋势,做出买进的推荐更符合市场的一般动向,也符合证券公司自身的利益,还能够参考其他公司的分析师建议和防止单独犯错。这样,推荐买进就是一个最稳健的策略,尽管接受这个建议的股民会在股市动荡或者下跌时期蒙受很大的损失。

在学术行业里,也存在官话和套话的情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经济学中数学公式的滥用成灾。当数学公式的使用在最初与能力联系在一起时,使用数学公式的多少就成为衡量学术能力大小的一个显著的标志。这些数学公式的使用者就越容易被大学和科研机构认可,从而获得极高的工资和待遇。一旦这种信号传播开来,后来的人就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精炼数学公式和方程式,以便超越前辈的经济学家,获得更好的待遇。通过这种不断的数学精炼化,在几代人的努力下,经济学就成为数学家一统天下的新边疆,而数学家则掌握着经济学的运动方向。在数学形式化的驱动下,经济学就越来越脱离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在任何情况下,经济学家都喜欢用千篇一律的数学公式描述很简单的问题,以至于普通大众根本不理解经济学是什么。当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高深数学的技巧后,数学公式的使用与能力之间的紧密联系就变得越来越松散,依靠数学获得更好报酬的机会就会逐渐减少。这将诱使其他经济学家投入更多的精力开发其他技巧。这样,经济学中使用数学符号和公式,就非常类似于市场信号的展示模型,特别是蛛网模型。

除了数学化以外,在中国的学术领域,还存在一种特有的外国化倾向。由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落后,许多新思想和新的研究手段都是在欧美国家最先出现。这样,引用外国的思想和文化就成为国内发表文章或者撰写学术著作取得成功的一大法宝。当第一代学者缓慢地翻译和介绍外国的思想取得极高的学术地位和待遇报酬时,第二代学者就从学术的外国化中看到了成功的捷径,于是更多地使用外国的文献和思想,甚至在语句上也模仿外国语言。经过三四代人的努力,外国文化就在中国的学术领域一统天下。同时,自然科学展示的强大实力,也迫使大量人文科学的著作和文章普遍充斥着自然科学的语言,以展示学者的博学多才,从而导致人文科学的许多语言带有明显的含混不清或者不知所云的迹象。时间久了,学术界展示的书面语言,就与日常生活的语言大相径庭,形成自己富有特色的官话和套话。(www.daowen.com)

问题是,为什么有那么多讨厌的官话和套话还能长期繁衍生存?生动活泼、亲切质朴、喜闻乐见的群众语言为什么不能在官员、学者、股票分析师、广告中间生根发芽?显然,标准化的官话与套话降低了收集信息的成本,也降低出错的风险。尽管收益很低,但风险也很低。对于风险厌恶型的官员来说,官话与套话可谓是从政的法宝。群众千差万别,喜好各异,依附的利益集团各个不同,说错话可是要负责的。官员的时间有限,最优的决策方案就是讲官话和套话,模棱两可、四平八稳的官僚语言。学者的套话是一种社会自谦,免得惹来一对批评和诽谤。日常的套话则是对他人的关心,减少交流的障碍。按照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说法,“你与之谈话的人如果认为自己是在为记录在案而说,他就会向记录本说话,如果认为是为历史而说,他就会向历史说话”。这样,官话和套话就是一种交流成本最小的记录语言,但却辜负了人们的信任。

可以说,官话与套话的出现是必然的。只要语言具有社会影响,会带来交易费用,那么,在信息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官话与套话就是最有效率的交流话语。交流的对象越多,官话套话就会越明显。群众集会、政治演说、官方报纸的文章,到处都充斥着套话和官话。交流对象越少,官话套话就会越少,真话和实情就会越多。朋友聚会、电话交流、秘密会议都很少见到官话与套话。在官话与套话越多的地方,人们就越需要真心实意的聚会。所以,在中国,餐饮业异常地发达,公款吃喝非常普遍,就是因为官话套话太多,美食和酒香能让人们说点真心话。所以,反对公款吃喝的人,最好先解决官话和套话的问题。

由于官话和套话是一种均衡的大范围交流语言,因此,我们就可以预计,任何偏离官话套话的语言都会演化为官话套话。罗伯特·弗兰克在《牛奶可乐经济学》中说:“在官僚当中,使用浅显语言并非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倘若浅显的语言成为规范,那么,某个官僚可能会出于个人利益,把文字写得稍微模糊一些,从而削弱自己在限制他人行为中所要承担的责任。出于同样的原因,其他官僚也会这么做,于是言辞模糊暧昧的标准就发生了变化。这样一来,我们很容易看到,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完全叫人看不懂的官僚语言最终又成了主流。”

当然,大量的讲话稿都是笔杆子捉刀的结果,也为官话和套话的繁荣贡献了一份力量。对笔杆子而言,在拿不准讲话的场合和领导的新思想的情况下,最稳健的做法就是讲套话,还有广泛使用计算机的模版。可以想象,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都是采取文言文形式,与日常生活的浅显语言或者白话形成鲜明对比。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中国官僚制度的不断发展,大量的官僚需要用语焉不详的语言保持特权地位。科举考试之所以艰难,就是要求普通人克服浅显的日常语言而采用具有官僚语言性质的文言文。由于官僚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文章都要求含蓄美。

当官话套话普遍充斥于人们的日常交流时,信息获取和知识增长越来越困难,人们更多地回到缺乏语言的相互猜忌或者猜测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说,官话套话有点类似于滥发钞票。当通货膨胀不断加速和钞票完全贬值时,市场交易就会向物物交换回归。这就是说,官话套话在语言交流所占的比例越大,交流的成本也就越大。生动活泼的语言和诚实的交流就会在一定范围内扩散开来,逐渐排挤官话套话。随着交流范围的扩大,诚实交流的社会成本也越来越巨大。掩盖真相的官话套话也逐渐获得优势。这样,官话套话就与真诚的语言交流存在一定的分界线。较大社会群体的交流必然伴随着更多的官话套话,较小群体的交流必然伴随着更少的官话套话。

除了人口规模外,官话套话还受到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约束。凡是高度集权的群体,官话套话越多,因为错误说话的成本越大。凡是比较民主、政治干预少的群体,官话套话就会越少。当一个群体有务实的传统时,教育中就会少些官话套话,讲究实际技能的教育内容就会多一些。所以,文科学生的官话套话比较多,理工科的学生比较务实。最终,官话套话受制于各种潜在和现实的交流成本,也受制于语言交流的时间限制。诚实交流的成本越高,语言交流的时间越长,官话套话就会越多。因此,官话套话是一个可以进行经济分析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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