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最波澜壮阔的画面，不是数不清的战争，也不是留学的浪潮，而是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浪潮。在这种人口流动浪潮中，意想不到的知识得到传播，经济增长的引擎得以安置。

回忆起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文学家总是感到莫名的痛苦。他们特意为描写知青上山下乡的文学，起了一个名字，叫“伤痕文学”。这种文学，如其名字所言，总是刻画上山下乡对知识青年的感情伤害，还有对农民的纯真与质朴的扭曲。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种文学曾经红极一时，但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原来，更强大的一股潮流，每年高达上亿的农民工正在从四面八方奔向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探讨和描写农民工在旅途和工作中的痛苦与追求，就成了农民工文学的价值取向。

经济学家没有小说家那么多感情扭捏。他们希望从这种人群的大规模移动中看到生活的希望，而不是痛苦。他们也希望从知识青年下乡中看到乡镇经济和私营企业的崛起，从农民工进城中看到农村发展的希望。

“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将城镇的潜在失业人口，特别是知识青年，分散在农村，实行插队落户，解决吃饭问题。从1953年这个政策启动开始到1965年期间，全国城镇共有196.9万人被下放到农村，其中包括129.38万知识青年。在1966—1976年期间，上山下乡运动的知识青年高达1402.6万人。在1976—1979年期间，还有260万人从城市被安置到农村。总计起来，在1953—1979年期间上山下乡运动的知识青年有近2000万人。从1978年开始，大量的知识青年开始返城，进入国营企业和政府机关工作，上山下乡运动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大量的知识青年，在十几岁青春妙龄的阶段，被迫离开父母到那遥远、陌生的山村去劳动和生活。遥遥无期的痛苦，比较优势的丧失，任何时候想起来都是那么辛酸与无奈。人类的智慧就在于，从荒凉中看到新生的希望。在那缺少电视、收音机、网络的时代，操着各种方言的山村居民，第一次看到了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和纯正的普通话。尽管带着时代的扭曲，他们还是从普通话中看到了希望，从知识中看到了力量。学会了普通话，获取了知识，就能与更多的人交流，走出山村，甚至走上富裕的道路。无意间，知识青年让普通话在山村生根发芽，甚至传播了知识和希望。

易宪容甚至认为，“毛泽东的最伟大业绩之一，就在于普及现代教育的扫盲运动和以政府为规范的方式建立及推广自然统一的普通话体系。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无从获得，国内大市场的形成也比现在更为困难”。当改革开放的机会出现时，山村居民很快就在市场中站稳了脚跟，因为他们曾经与普通话近距离地接触过。张五常指出，可能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传播的普通话和信心，才让更多的农民走出山区，形成中国特有的农民工浪潮。恰恰是农民工在工厂、建筑工地、铁路、矿山、高速公路、城市基础设施中的大量付出，才铸造了中国腾飞的翅膀。(www.daowen.com)

在农民工大量进城打工的浪潮中，社会的良知时时在拷问：农村是否就会永久地衰落下去？田野荒芜、山坡草木茂盛、流浪儿童和留守老人的画面不时在空中飞翔。如何拯救农村，人们在思考。废除农业税，奖励农民耕作，鼓励承包制农田的合作经营，提高农村孤寡老人的生活补贴和医疗保险，都是看得见的惠民政策。

知识青年有回城的时候，农民工难道就心甘情愿永久地抛离自己的故土吗？他们每年春节的回家浪潮，难道仅仅是为了挤爆火车吗？不是的。农民工在学习，积累工厂经营的经验，在等待机会。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合资企业在培养劳动力方面很有好处，因为有朝一日你就会有能力自己干了。”当香港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创办了大量合资企业的时候，大量的农民工奔赴珠江三角洲。随后，珠江三角洲的民营经济和乡镇经济很快异军突起。因为当地人很快就了解了如何开办企业，如何与外商打交道，如何打开市场。这股创办企业的浪潮，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光电般地传播到了长江三角洲，造就了中国持续增长的动力。当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奔赴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地区后回到老家时，带回去的不仅仅是辛苦的工资，还有城市生活的理念和开办企业的经验。各种企业在西南、西北地区不断涌现，乃是植根于农民工的知识和经验的传播和身体力行。

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谁会想到，他们传播了普通话，降低了山村居民的交流成本。当农民工进城时，谁会想到，他们学会了现代企业的知识和经验，降低了开办企业的信息成本。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民工下山进城的社会流动浪潮中，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都得以降低，经济增长难道不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2012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