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是喜新厌旧的动物。当人们在这样说的时候，人不仅是“只闻新人欢，哪闻旧人哭”的“喜新厌旧”。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也越来越对物品养成了“喜新厌旧”的习惯。恐怕除了历年的日记、情人的初吻，一切旧物品都消失在历史的记忆中了。

张五常在《科斯的雨伞》一文中曾对总拿着一把旧伞寻找修理的著名经济学家科斯说：“修理雨伞这个行业已成陈迹，就算你找到修理的人，费用也会远比买把新的、较先进的雨伞为高。”过去，什么产品都有修理服务的行业，修理电视、修鞋、修自行车、修补衣服的店铺到处都是。于是有了“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的记忆。

现在，我们每天都在买新东西。雨伞有个洞，皮鞋陈旧，衣服磨破了，很少有机会得到修补。在大城市和繁荣的地方，这些修理店都消失了。唯有价值比较昂贵的产品，如汽车、房屋，还存在修理行业。在美国，修理汽车，不外是把旧零部件或者损坏的零部件换下来，然后装上新的零部件。汽车修理工不再用榔头或者锤子敲打各种旧零部件进行修补了。这种修理模式也在中国的汽车、彩电、手机、空调的修理行业延续。看着大量依然崭新的但有点破损的东西被扔掉，我们痛心不已。但又感觉无奈。把破损的东西搬回家，找不到修理工，又能怎样呢？对于时代的感伤，经济学家又能说什么呢？

对人的“喜新厌旧”，经济学家会牵强地说，这是愉悦的边际效用递减的缘故。对于物品的“喜新厌旧”，经济学家有把握地说，这是成本不同的缘故。

在农业经济时代，工业品的生产技术不很发达，企业规模很小，固定生产成本很高，尽管工资不高。在这样的环境中，新产品的价格很高。相比之下，修理一件产品的工艺一般比较简单，所需要的固定成本微乎其微。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有很多的人从事修理工作，所收取的修理费用也很低。在几十年前，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修鞋匠、修自行车的人，就是如此。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大规模生产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在美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绝大部分年轻人都要学习换轮胎的技术，因为轮胎经常漏气和汽车的安全性能也比较差。但是，轮胎设计上的改进和汽车安装的防漏气轮胎，大大降低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换轮胎技术的需求，剩余的换轮胎需要都转移到汽车修理商那里去了。同时，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满足生活必需品的最低工资也不断增加。这样，在工业化时代，新产品的成本降低，修理旧产品的成本不断提高，特别是高房价带来的房屋租金和工资水平的持续上升。比如，现在修理一次电视的费用需要二三百元，而零配件的成本往往只有十几元。

一旦新产品的价格低于修理产品的费用时，修理行业就开始消失了。比如，在美国，购买一款新手机的价格是40美元，而换一对新的锂电池就需要60美元，自然，人们只买新手机而不会去修理旧手机了。在手机技术不断革新的今天，购买一款新的手机只需要三四百元，而修理一次手机却需要50元或者100元。这样，修理成本越来越接近于购买成本，修理服务的范围就小多了。(www.daowen.com)

即使新产品的价格明显高于修理费用，但由于新产品的使用寿命相对较长，单位时间内的新产品成本也可能低于旧产品的修理费用。如果我们考虑到新产品的消费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赞赏或者满足时，修理产品的数量就进一步降低了。随着修理市场的萎缩，为了维持最低的生活费用，修理工就必须按照高价格收取修理费和服务费。因此，随着工资收入的提高，企业大规模生产的发展，修理行业的范围将不断缩小。绝大部分价值较低的产品将不再被修理，只有少量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才具有修理价值。

当企业配有专业的技术服务人员时，修理机器设备的价值还是很高的。在许多公司中，修理废旧机器不仅能够提高经营效率，而且还会节约大量的投资成本。比如，一家汽车运输修理公司，在2010年修理废旧物品，节约了公司20万元。其中，废旧轮胎翻新66个，节约资金6万元；修复22块电瓶，节约资金2万元；旧零部件修复再使用，节约资金12万元。台兰察布电业局在2009年通过修复大量的废旧机器设备，节约了大量资金。如修复破损变电器20多台，低压无功补偿设备27台，而修理费用仅为购买设备的费用的三分之一。将拆迁后的100多个电表箱回收修复利用，节约资金1万多元。修复使用避路器9组、电杆90根、避雷针110根、旧导线1万米，节约资金20多万元。

由于公司的规模较大，使用的机器设备较多，公司可以采取自己雇用专业维修人员，或者外出修理的方式，维持破损的机器设备的运转。对于众多的家庭来说，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只好将大量的坏损设备低价卖给废品回收站，衍生了废品回收行业。

但是，买新与修旧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受到政府政策的显著影响。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经济和短缺时代，中国的国营企业的投资严格区分新机器和新厂房的投资与旧机器和旧厂房的投资。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资本，政府规定，新机器和新厂房的投资必须经过各级政府部门的严格审批，而旧机器和旧厂房的维修则不需要如此繁琐的审批。既然不能购买新机器，许多企业就不间断地维修老机器。经济学家孙冶方在上海造船厂调查时发现，有多达两三千的工人都在修理超龄服役的老机器。尽管投资了大量的资金修理老机器，但是，造船厂的生产效率却始终不能提高。显然，这是政府鼓励修理旧机器设备的政策所致。

到了市场经济的产品过剩时代，促进机器设备的更新使用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扩大就业机会。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政府为了应对机械产品出口下降对国内企业的生存压力，实行了家电和汽车的“以旧换新”的政策，加速了旧产品的淘汰。这就充分说明，政府既可以增加买新的制度成本，也可以降低买新的价格，从而让买新与修旧的市场呈现五颜六色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