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是近几十年来中国所特有的一项控制人口增长的制度。针对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增长过快和资源有限的现实，计划生育政策规定，一对夫妇有权生育一胎孩子。凡是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都可以享受政府的独生子女补贴。凡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实行超生的家庭，都要支付社会抚养费，接受罚款。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千分之三十五下降到2010年的千分之十二左右。有人据此估计，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少生育了近4亿人口。

显然，这项制度隐含的经济假设是，人们对生育和养育孩子具有极高的偏好。这种偏好植根于人们的传宗接代、大家族的庞大势力和光宗耀祖的辉煌记忆之中。这项制度还假设，人们的生育偏好极强。如果没有外在的抑制手段，人们将会不惜一切代价地生育。过多的人口将会对资源和土地稀少、人口本来众多的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就表达了这种看法。显然，计划生育政策隐含另外一个假设，过多的生育犹如环境污染，会带来灾难性的外部影响。为了缩小生育的外部效应问题，政府有责任控制人口的增长。犹如对污染征收污染处理费一样，超生的家庭就必须支付罚款或者社会抚养费。这就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经济逻辑。

在土地和自然资源都有限的情况下，人口无限制的增长无疑会对社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人口拥挤、疾病滋生、冲突频繁、犯罪蔓延、生产效率低下，是最有可能的几种结果。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就表达了无限制人口增长的恐惧。在马尔萨斯看来，人口不受限制地按照几何级数增长，食物甚至自然资源的生产只能按照数学级数的增长。但是，西方的人口并没有陷入无限制增长的深渊。美国妇女平均每人生育的孩子，在1905年达3.77个，但在2005年却只有2.07个。在中国，平均每位妇女终身生于的孩子数量在2010年为1.19人，而台湾地区则只有0.89人。根据《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8日在微博中对6729位独生子女家庭的人的调查表明，如果没有生育政策限制，85%的人选择生育1—2个孩子，想生3个孩子的人只占6%，还有9%的人不想生育孩子。在愿意生育2个孩子的独生子女家庭中，“给孩子找个伴”和“防止意外发生”成了主要原因。历史似乎表明，人们对生育似乎并没有无尽的偏好。

实际上，对孩子极强的偏好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上的：对生活的改善是需要多代人共同的努力，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是极其低廉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不仅出生和死亡的数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绝对量都同收入的水平成反比。成本低，收益高，生育孩子的偏好就在人们的心中稳固地建立起来了。在市场经济极度不发达的社会，妇女的就业机会很少，家务劳动的价值很低，人的寿命很短，婴儿死亡率高，孩子多的家庭很容易建立稳固的家庭安全感或者在社会占据某些优势。例如，中国老年人的养老还主要依靠子女的照顾和金钱补贴。弗里德曼认为，养儿防老是造成高出生率和大家庭的主要原因。子女越多，每个人所负担的成本就越低。在这样的环境中，多生育无疑是一个明智的决策。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医院的普遍建立，生育死亡率急剧下降。较高的出生率和较低的死亡率相结合的后果就是较高的人口增长率。这就是从市场经济极度不发达向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所观察到的一种社会现象。加上想象力的发挥，人们似乎觉得，人口增长似乎没有尽头。人口在过去几十年内不断翻番的现实似乎在印证着这样一种传奇的猜测。

市场经济终于在不同的国家扎下根来，对孩子极强的历史偏好也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人们不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改善生活，妇女们不再围绕毫无市场价值的家务劳动转圈，孩子们也不再仅仅需要一口饭和几件破衣服就能健康地成长。大学、政府、医院、企业都有数不清的工作机会向妇女开放。在美国，妇女选择市场就业的比例从1890年的20%增加到1997年的60%。在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的比例也许达到90%以上。(www.daowen.com)

坎蒂隆说：“在一个国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纯粹由于胆怯而逃避结婚。所有处于较低等级的人都希望生活下去，都希望生儿育女，让他们过上像自己那样的生活。如果某些工人和工匠不结婚，那只不过是为了等待机会。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或是要积蓄一些足以建立家庭的东西；或者是要找一个能带来一点财产的合意女子，以便帮助他建立这个家庭，因为他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些与他们类似的人，由于缺乏这类准备过早地成了家，不得不剩下自己的食物去养活子女，结果陷入了最可怕的贫困境地。” 也许这就是剩女出现的现实。根据《小康》杂志2011年的调查，因缺乏住房导致24.8%的城市青年推迟结婚，21.3%的城市青年推迟生育。

多生养一个孩子不仅仅是失去一两年的工资收入，还可能失去受教育、工作、升迁的机会和美好的身材。孩子的教育费用、医疗费用和时间陪伴费用也不断地成长，孩子带来的乐趣在无尽的工作中不断丧失。据估计，养育一个孩子到大学毕业需要50万元，其中60%是生活费，40%是教育费。在2013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的调查中，有近50%的独生子女家庭不愿意要两个孩子，其中56%的人认为经济成本太高，16.6%的人认为太辛苦和9%的人认为工作太忙。更有说不完的青少年犯罪、交通事故、家庭破裂在磨损多生育的希望。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在不断增长，孩子带来的收益在不断萎缩。有的地方达到了这样的拐点，生养孩子的收益远小于其成本。于是出现了无孩子的家庭或者同居不结婚的现象。许多发达国家的人口最后都稳定了下来，没有继续增长，甚至开始萎缩。俄罗斯、法国、日本都在为鼓励生育而奋斗。

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时期针对人口增长过快的一种应急政策。2013年11月，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允许父母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两个孩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计划生育政策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正如查尔斯·惠伦在《赤裸裸的经济学》一书中所说：“穷人之所以有很多孩子，是因为他们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成本低。控制生育，无论多么可靠，它只对那些愿意要更少孩子的家庭起作用。所以，战胜人口增长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是为妇女创造更多的机会，这要从教育女孩开始。”当所有女孩都能接受初等教育，很大一部分女孩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时，生育孩子的意愿就会急剧降低。也许，仅仅在市场经济还不发达的农村，计划生育政策还会多存在一段时间。

[2012年8月19日]